信長是個“創造性的革命家”、有時被評為“瘋狂的革命家”，後者可認為是日後豐臣秀吉的政策，所製造而成的印象。其證據是，於信長在世時，批評信長之類的論理書籍並不存在，此類書籍都是在信長死後才製作出來的。至現今成功實行改革的人物例子並不多，而信長的革新政策不為周圍人所理解，導致無法為人所遵從，是其改革不成功的要因之一。關於改革，有一說是認為於亂世時代的改革多少需要強勢推行，如信長那樣去推行必要的革新政策，是不得不為的事。
兵農分離與富國強兵：信長充分發揮尾張、美濃兩國的地理優勢——人口多且物產豐盛，建立起兵農分離的制度。由於當時各大名經常交戰，農工業人口都被調集為兵，糧食短缺，必須尋找商人外買。織田信長把多餘的糧食對外賣出以聚斂財富，把過剩的失業人口專門組織成士兵，使之專業化，因此農民可以專心生產，軍人的素質也提高，糧食與金錢的儲備更多，也得到更有效的管理。
檢地制度：信長為了確保家臣與士兵的俸祿不會短缺，同時為了防止地方諸勢力擁兵自重，構成內部不安定的因素，於是採取“檢地”，就是縮小諸勢力的領地，透過固定對諸勢力援助的方式，使這些諸勢力逐漸降低其主體性，不但增加了自己的收成，也降低了境內發生暴動的可能性。
信長有“愛奴不愛才”的傾向，在世時身邊皆無採用軍師、參謀類的人物，而只採用忠實執行命令者；如堀秀政、森蘭丸等優秀的秘書。竹中重治（竹中半兵衛）、黑田孝高（黑田官兵衛/如水）等人，名義上雖為信長的家臣，實際上卻為秀吉的軍師，可證實信長用人的標準。一般說法，竹中似乎厭惡信長、黑田則對信長的實力高度評價，然而即使黑田讚許信長，也無法為其參謀。一般說法，黑田孝高為發揮自身長才而選擇了信長之下有潛力的羽柴秀吉（豐臣秀吉）。
另外，信長用人是執行不拘泥於身分、家世的實力主義政策，執著於傳統與家世的一部分大名，則對信長的政策、性格給予不好的評價。關於本能寺之變發生的原因，有一說是信長在軍事、政治兩面上都實行了前所未聞的行動，而對明智光秀來說，信長的行為太過偏離於一般社會標準，所以導致光秀不得不背叛信長。
1580年，信長以過往謀反的罪名放逐了林秀貞，而同罪的柴田勝家卻未被究責。這是信長對勝家實力的評價及信賴的表示。事實上於信長在世時，給予勝家越前8郡75萬石的領地，可說是織田家臣團中最大的領地，這也等同於給予勝家在織田家中排名第一家老的地位。而對松永久秀的實力也有正面評價，甚至其背叛信長後再度投降的兩次也都被原諒。由此可窺見信長原貌——只要是有能力的人，信長也會原諒其罪行並重用之。實際上背叛信長的人，大多數都是於信長上洛以後才加入的家臣，於尾張、美濃時代的老臣中，幾乎無背叛信長的。加上戰國時代武將被收買、背叛等乃是家常便飯，並不能說信長對待家臣的方式有問題。
三好義繼戰死，有一名叫坪內的廚師，成為信長的俘虜。當時信長對坪內說：“烹飪的料理美味的話，就免你死，並用你為廚師。”之後坪內做料理給信長吃，信長說：“這料理只是水”，就下令將坪內斬首。坪內要求再給一次機會，而坪內第二次的料理，信長誇說“很好吃”，於是用坪內為廚師。之後坪內被人問到：“一開始，就用第二道料理，不是很好嗎？”。坪內卻取笑信長：“一開始我是做公家京都風的高階料理（清淡），之後只是做重口味的鄉下料理罷了。信長公終究也只是個鄉巴佬罷了。”聽說了此事信長並不生氣，笑著說：“廚師受僱於我，須努力配合我愛吃的口味，方是家臣本分。對此怠慢者僅是無能耳。”
天下布武
“天下布武”之印從字面上解釋天下布武為“於天之下、遍佈武力”。通常解釋成“以武力取得天下”，但近年的研究則是解釋成“以武家的政權來支配天下”的意思居多。如上所述信長將自己所在地改名岐阜時，即開始用“天下布武”印，岐阜的命名是取自中國周朝文王於岐山為根據地、日後君臨天下之意（阜為山丘之意），由此可窺信長志向。日後以岐阜為根據地，展開往後長達15年的統一日本之路。
日本中世紀的權力關係在公家、寺家、武家之間有複雜的關聯。信長的目標天下布武，可認為其帶有為廢除公家、寺家的權力並正式建立武家政權的意味。為了實現此目標，針對寺家的政策則擊潰一向一揆、於石山合戰擊敗本願寺的顯如等人。而室町幕府位於京都，此一地理條件導致與公家間的深厚關係，從此角度來看，為斷絕此關係而放逐足利義昭也是合理的。
宗教與佛教政策
信長雖稱其信仰宗教為日本佛教法華宗，但在對本願寺一向一揆、比睿山的政策，使用“妙法蓮華經”等字樣作為軍旗，以及在安土城的石壁上採用地藏菩薩、墓石等事，都顯示出其矛盾。據路易斯·弗洛伊斯的記載，信長習於唯物論思考法、對神佛的存在、靈魂不滅等事是不相信的，基本上是無神論。由信長批評當時僧侶的蠻橫、誇讚基督教傳教士等事，可見信長並非全盤否定宗教。
一方面安土城天守內的屋頂、壁畫採用以佛教、道教、儒教為題材的繪畫，對淨土真宗與天台宗延歷寺的宗教活動等也未予以禁止。一般認為可能信長並非否定宗教，而是考慮將其視為天下布武事業的一環，將現存宗教與政治分離、或政治上的宗教統一。
信長於安土城內安置了一個稱為“梵山”的大石，信長將其做為御神體（神聖的物體或神的化身），並要求家臣、領地人民去膜拜。（出自路易斯·弗洛伊斯的《日本史》）
信長曾在安土城召開佛教辯論大會“安土宗論”，讓日本佛教日蓮宗與淨土宗兩派僧侶激辯，裁判判定由淨土方面獲勝，信長還特別賞賜勝方銀子。
關於宗教政策，有人提出“入城時的詢問、徵收入城費等事、在傳教士的眼中，看來只如同寺廟的香火錢”的意見。
基督教容納
據說信長曾經皈依日本佛教法華宗或是臨濟宗大德寺派，也使用“妙法蓮華經”等字樣作為軍旗，但他火燒天台宗比睿山，且終其一生都在和一向宗門徒對抗，不過，信長對從西洋傳來的基督教卻非常歡迎。信長在安土城設有基督教的教堂，並且容許基督教的傳教士到日本傳教。信長統治市民的政策相對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比較寬鬆，對外道基督教也不例外。所以在安土桃山時代的基督教發展十分蓬勃，直到江戶時代初期才逐漸減退。信長除了因為他實施寬鬆政策的作風而對基督教的傳入表示歡迎以外，主要是因為信長認為從西方傳來的高科技與軍火能夠更廣泛地傳入日本。從室町時代末期所傳入的火繩槍和戰國時代中期所傳入的大炮（即大筒），都是由西洋商人傳入日本的。
朝廷政策
信長對朝廷天皇政策的考量有兩種完全相反的假說，其一說是“信長視朝廷為天下布武的障礙並考慮廢除朝廷”、另一說是“信長為實施自己的政策而有效利用朝廷的權威以使其正當化、至少在本能寺之變前，信長跟朝廷的關係都比日後的秀吉･家康還要密切。”在此稱前者為“輕視說”、稱後者為“尊重說”，之所以對信長與朝廷之間的事情有如此分歧的解釋，原因在於本能寺之變中有一說是朝廷參與除去信長、以及殘存史料並不完整的緣故。
信長是個“創造性的革命家”、有時被評為“瘋狂的革命家”，後者可認為是日後豐臣秀吉的政策，所製造而成的印象。其證據是，於信長在世時，批評信長之類的論理書籍並不存在，此類書籍都是在信長死後才製作出來的。至現今成功實行改革的人物例子並不多，而信長的革新政策不為周圍人所理解，導致無法為人所遵從，是其改革不成功的要因之一。關於改革，有一說是認為於亂世時代的改革多少需要強勢推行，如信長那樣去推行必要的革新政策，是不得不為的事。
兵農分離與富國強兵：信長充分發揮尾張、美濃兩國的地理優勢——人口多且物產豐盛，建立起兵農分離的制度。由於當時各大名經常交戰，農工業人口都被調集為兵，糧食短缺，必須尋找商人外買。織田信長把多餘的糧食對外賣出以聚斂財富，把過剩的失業人口專門組織成士兵，使之專業化，因此農民可以專心生產，軍人的素質也提高，糧食與金錢的儲備更多，也得到更有效的管理。
檢地制度：信長為了確保家臣與士兵的俸祿不會短缺，同時為了防止地方諸勢力擁兵自重，構成內部不安定的因素，於是採取“檢地”，就是縮小諸勢力的領地，透過固定對諸勢力援助的方式，使這些諸勢力逐漸降低其主體性，不但增加了自己的收成，也降低了境內發生暴動的可能性。
信長有“愛奴不愛才”的傾向，在世時身邊皆無採用軍師、參謀類的人物，而只採用忠實執行命令者；如堀秀政、森蘭丸等優秀的秘書。竹中重治（竹中半兵衛）、黑田孝高（黑田官兵衛/如水）等人，名義上雖為信長的家臣，實際上卻為秀吉的軍師，可證實信長用人的標準。一般說法，竹中似乎厭惡信長、黑田則對信長的實力高度評價，然而即使黑田讚許信長，也無法為其參謀。一般說法，黑田孝高為發揮自身長才而選擇了信長之下有潛力的羽柴秀吉（豐臣秀吉）。
另外，信長用人是執行不拘泥於身分、家世的實力主義政策，執著於傳統與家世的一部分大名，則對信長的政策、性格給予不好的評價。關於本能寺之變發生的原因，有一說是信長在軍事、政治兩面上都實行了前所未聞的行動，而對明智光秀來說，信長的行為太過偏離於一般社會標準，所以導致光秀不得不背叛信長。
1580年，信長以過往謀反的罪名放逐了林秀貞，而同罪的柴田勝家卻未被究責。這是信長對勝家實力的評價及信賴的表示。事實上於信長在世時，給予勝家越前8郡75萬石的領地，可說是織田家臣團中最大的領地，這也等同於給予勝家在織田家中排名第一家老的地位。而對松永久秀的實力也有正面評價，甚至其背叛信長後再度投降的兩次也都被原諒。由此可窺見信長原貌——只要是有能力的人，信長也會原諒其罪行並重用之。實際上背叛信長的人，大多數都是於信長上洛以後才加入的家臣，於尾張、美濃時代的老臣中，幾乎無背叛信長的。加上戰國時代武將被收買、背叛等乃是家常便飯，並不能說信長對待家臣的方式有問題。
三好義繼戰死，有一名叫坪內的廚師，成為信長的俘虜。當時信長對坪內說：“烹飪的料理美味的話，就免你死，並用你為廚師。”之後坪內做料理給信長吃，信長說：“這料理只是水”，就下令將坪內斬首。坪內要求再給一次機會，而坪內第二次的料理，信長誇說“很好吃”，於是用坪內為廚師。之後坪內被人問到：“一開始，就用第二道料理，不是很好嗎？”。坪內卻取笑信長：“一開始我是做公家京都風的高階料理（清淡），之後只是做重口味的鄉下料理罷了。信長公終究也只是個鄉巴佬罷了。”聽說了此事信長並不生氣，笑著說：“廚師受僱於我，須努力配合我愛吃的口味，方是家臣本分。對此怠慢者僅是無能耳。”
天下布武
“天下布武”之印從字面上解釋天下布武為“於天之下、遍佈武力”。通常解釋成“以武力取得天下”，但近年的研究則是解釋成“以武家的政權來支配天下”的意思居多。如上所述信長將自己所在地改名岐阜時，即開始用“天下布武”印，岐阜的命名是取自中國周朝文王於岐山為根據地、日後君臨天下之意（阜為山丘之意），由此可窺信長志向。日後以岐阜為根據地，展開往後長達15年的統一日本之路。
日本中世紀的權力關係在公家、寺家、武家之間有複雜的關聯。信長的目標天下布武，可認為其帶有為廢除公家、寺家的權力並正式建立武家政權的意味。為了實現此目標，針對寺家的政策則擊潰一向一揆、於石山合戰擊敗本願寺的顯如等人。而室町幕府位於京都，此一地理條件導致與公家間的深厚關係，從此角度來看，為斷絕此關係而放逐足利義昭也是合理的。
宗教與佛教政策
信長雖稱其信仰宗教為日本佛教法華宗，但在對本願寺一向一揆、比睿山的政策，使用“妙法蓮華經”等字樣作為軍旗，以及在安土城的石壁上採用地藏菩薩、墓石等事，都顯示出其矛盾。據路易斯·弗洛伊斯的記載，信長習於唯物論思考法、對神佛的存在、靈魂不滅等事是不相信的，基本上是無神論。由信長批評當時僧侶的蠻橫、誇讚基督教傳教士等事，可見信長並非全盤否定宗教。
一方面安土城天守內的屋頂、壁畫採用以佛教、道教、儒教為題材的繪畫，對淨土真宗與天台宗延歷寺的宗教活動等也未予以禁止。一般認為可能信長並非否定宗教，而是考慮將其視為天下布武事業的一環，將現存宗教與政治分離、或政治上的宗教統一。
信長於安土城內安置了一個稱為“梵山”的大石，信長將其做為御神體（神聖的物體或神的化身），並要求家臣、領地人民去膜拜。（出自路易斯·弗洛伊斯的《日本史》）
信長曾在安土城召開佛教辯論大會“安土宗論”，讓日本佛教日蓮宗與淨土宗兩派僧侶激辯，裁判判定由淨土方面獲勝，信長還特別賞賜勝方銀子。
關於宗教政策，有人提出“入城時的詢問、徵收入城費等事、在傳教士的眼中，看來只如同寺廟的香火錢”的意見。
基督教容納
據說信長曾經皈依日本佛教法華宗或是臨濟宗大德寺派，也使用“妙法蓮華經”等字樣作為軍旗，但他火燒天台宗比睿山，且終其一生都在和一向宗門徒對抗，不過，信長對從西洋傳來的基督教卻非常歡迎。信長在安土城設有基督教的教堂，並且容許基督教的傳教士到日本傳教。信長統治市民的政策相對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比較寬鬆，對外道基督教也不例外。所以在安土桃山時代的基督教發展十分蓬勃，直到江戶時代初期才逐漸減退。信長除了因為他實施寬鬆政策的作風而對基督教的傳入表示歡迎以外，主要是因為信長認為從西方傳來的高科技與軍火能夠更廣泛地傳入日本。從室町時代末期所傳入的火繩槍和戰國時代中期所傳入的大炮（即大筒），都是由西洋商人傳入日本的。
朝廷政策
信長對朝廷天皇政策的考量有兩種完全相反的假說，其一說是“信長視朝廷為天下布武的障礙並考慮廢除朝廷”、另一說是“信長為實施自己的政策而有效利用朝廷的權威以使其正當化、至少在本能寺之變前，信長跟朝廷的關係都比日後的秀吉･家康還要密切。”在此稱前者為“輕視說”、稱後者為“尊重說”，之所以對信長與朝廷之間的事情有如此分歧的解釋，原因在於本能寺之變中有一說是朝廷參與除去信長、以及殘存史料並不完整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