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寧織造官曹寅於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七月二十三日病逝，身後留下了鉅額虧空，一是他負責的江寧織造衙門虧空9萬餘兩白銀，同時兼任兩淮巡鹽御史任上虧空23萬多兩白銀，合計白銀32萬餘兩。據蘇州織造李煦彙報康熙皇帝，曹寅臨死前跟他說：“無資可賠，無產可變，身雖死而目未瞑。”其哀痛異常，“伏枕哀鳴”。
經查史料，康熙五十一年江南地區最好的米每石只要8錢銀子，當時曹寅所虧欠錢款可以購買40多萬石上好大米——按照當時“一石”為現在180斤來換算的話，即為72000000斤上好大米——如按現在市場上優質大米一斤3元人民幣再折算的話，也就是說，曹寅離任（病逝）時虧欠了2億1千6百萬元人民幣！
曹寅有如此鉅額虧欠，康熙皇帝是怎麼處理的呢？
一是康熙皇帝同意曹寅的內兄李煦的請求，替妹夫曹寅擔任下一任兩淮巡鹽御史，幹滿一年，將代理鹽政任上的經營利潤除了繳納國庫指標外，多餘部分用來為曹寅補繳虧欠。康熙皇帝在奏摺上批示同意李煦的提議，同時告誡他要說話算話：“惟恐日久爾若變了，只為自己，即犬馬不如矣！”（《李煦奏摺》）。
二是對曹寅不治罪，反而讚賞。如曹寅兒子曹頤所說“故父（曹寅）名節得荷矜全”。康熙皇帝一錘定音給曹寅一個蓋棺論定：“曹寅在織造任上，該地之人都說他名聲好，且自督撫以至百姓，也都奏請以其子補缺。”不僅充分肯定曹寅的業績，而且讓他的兒子曹顒繼任江寧織造。
康熙皇帝親切接見了曹顒，讓他回去重新將康熙南巡期間駐蹕江寧織造府時曹寅為迎駕所費工程款再細細核算一遍，看還有什麼遺漏未報的，再補充報銷。與此同時，康熙皇帝還給了曹顒一個“大皮夾子”——3萬兩白銀，讓他將曹家向私人借的一些款項還了，所欠公款無需曹家費心補還，由兩淮巡務賬上撥還。
這樣處理虧欠，看上去很滑稽。那麼，康熙皇帝對虧欠了鉅額公款的曹家為何如此容忍呢？
首先，因為康熙皇帝與曹家關係極其密切。密切到什麼程度？曹寅的父親曹璽作為內務府包衣在康熙皇帝出生之前就是皇宮侍衛，深得皇室信任。康熙皇帝出生後，曹寅的母親孫氏被選為康熙皇帝的保姆，這使得曹家與康熙皇帝的關係非同一般。曹寅比康熙皇帝小4歲，16歲時就在康熙身邊當差。有了這些原因，康熙皇帝即位後一直對曹家格外厚愛，從康熙二年起，曹家三代四人曹璽、曹寅及其兒子曹頤、曹頫先後擔任內務府的江寧織造官。並且，曹寅還與大舅子李煦從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開始輪管國家重點稅收之一的兩淮鹽務，他十年之中四任巡鹽御史。康熙皇帝六次巡視江南，曹寅五次承辦接駕大典（四次在江寧接駕，一次在揚州接駕），所受信任與器重遠遠超過地方督撫。
據《清稗類鈔》記載，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第三次南巡時，康熙皇帝從杭州回程江寧，駐蹕曹家，年將五十的康熙皇帝見到曹寅的母親，那位從小抱他、照顧他的“嬤嬤”時，感慨萬端地說：“此吾家老人也！”還親自寫了“萱瑞堂”匾額贈送給“嬤嬤”。
所以，康熙皇帝同曹寅曹家，雖然最主要的是君臣、主僕關係，但其中也有類似親人的“家人感情”。
其二，曹寅無論是在蘇州織造、江寧織造，還是兩淮巡鹽御史位置上，都曾肩負著很多與本職崗位毫不相干的任務。江寧織造說來是內務府的一個外派機構，負責織辦皇宮和官用的綢緞布匹，實際上它更多地承擔了皇帝臨時交給的差使，以及充任皇帝在江南地區的耳目，隨時隨地地將南方的各類資訊以密奏的形式報告皇帝。當時是清王朝蓬勃向上發展時期，但也暴露出了很多矛盾，康熙皇帝更是極其關注經濟、文化都很發達而被滿清較遲佔領的江南地區，他必須有一個非常信得過的人安插在這裡。從小就跟他關係密切，而且經過忠誠考驗，能力也很強的曹氏家人，理所當然地承擔了這個角色。曹氏三代人尤其是曹寅，與康熙皇帝是同齡人，從小一起讀書，文武兼備，青年時期就深得康熙皇帝信賴和賞識，兼之曹寅文化造詣很深，喜好文藝、愛好藏書，又精通詩詞、戲曲和書法，與多才多藝的康熙皇帝有共同語言，如此一來，曹寅的角色就不止是“眼線”了，可以說他成了康熙皇帝處理江南事務的一個“助手”。史料也充分證明了，曹寅在世時對江南地區文化、經濟乃至政治的重要影響。甚至有研究者認為，曹寅是康熙設在江南地區的“統戰”負責人。
再者，曹寅虧欠的鉅款，有相當大一部分並非他貪為己有了。無論是五次承辦南巡迎駕大典，還是做江南廣大地區的“統戰工作”，或者完成一些皇帝、皇室成員甚至朝中權貴們交辦的額外差使，明的暗的，這些都需要花費大筆銀子。經請示康熙皇帝，曹寅曾在江寧織造府署修整西花園，工程頗大，耗資不少，據故宮博物院一件明清檔案顯示：“曹寅在西花園修建房屋、挖河、堆泊岸等項工程，共用銀十一萬六千五百九十七兩九錢七釐……依照修建工程核算，實際用銀多出八百六十六兩餘。再，修建房屋、亭子、船隻、雨搭、簾子等項，又用銀七萬七千八百八十五兩餘。”光一個西花園的工程就花費了19萬5千多兩銀子，由此類推，五次承辦迎駕大典的開銷應該是個天文數字！
對於這些，精明過人的康熙皇帝當然一目瞭然，所以他讓曹寅和李煦輪任“兩淮巡鹽御史”這個肥缺，希望他們能慢慢堵上虧欠“漏洞”。誰不知道，坐上這個位置，就意味著白花花的銀子。據李煦自己向皇帝彙報，兩淮鹽務扣除應繳國家稅收外一年的純收入通常為55～56萬兩銀子。而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兩淮鹽務的實際純收入為58.6萬多兩。其實，兩淮鹽務的實際年純收入還有不小的空間。
有個歷史細節不容忽視。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八月，康熙皇帝曾對心腹大臣說：“兩淮鹽課原疏內，止令曹寅、李煦管理十年，今十年已滿，曹寅、李煦逐年虧欠錢糧，共至一百八十餘萬兩。”耐人尋味的是，之前兩江總督噶禮曾經密奏康熙皇帝：“欲參曹寅、李煦虧欠兩淮鹽課銀三百萬兩。”噶禮既然敢在奏摺中向皇帝說出這個虧欠數字，絕對不是毫無根據的。但是，康熙皇帝不許他公開參劾曹寅、李煦，於是兩人虧欠300萬兩銀子的說法不了了之。如上所述，曹寅去世後，康熙皇帝認定曹寅與李煦管理兩淮鹽務的十年間的虧空為180萬兩，皇帝金口玉言，再說皇權家天下，皇帝說多少就一定是多少，“其缺一百八十萬兩是真”。
康熙皇帝是個睿智“明君”，他將曹寅、李煦的十年鹽務虧欠減去120萬兩，也不是無緣無故的，因為他最清楚，曹寅、李煦為皇帝、皇家花去的鉅額銀子無法列出完整賬目，有些即便有個粗賬，但也無法報銷，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十一月內務府在盤點舊賬時自己查出來：曹寅為迎駕修整西花園的195349兩銀子沒有給他報銷！如果再細查的話，這樣的賬目肯定還有，但是內務府的賬目實在是一筆糊塗賬，這一點，康熙皇帝自然心知肚明。他給曹寅、李煦“減”去了120萬兩銀子的虧欠，也不是毫無來由的。即便這樣，康熙皇帝也沒有將曹寅和曹家治罪。
曹寅虧欠了鉅款雖然在康熙朝安然無恙，但是到了雍正六年（1728年），曹寅嗣子曹叛終因經濟虧空、騷擾驛站、轉移財產等罪革職抄家。此後，曹家迅速敗落，子孫流散。
江寧織造官曹寅於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七月二十三日病逝，身後留下了鉅額虧空，一是他負責的江寧織造衙門虧空9萬餘兩白銀，同時兼任兩淮巡鹽御史任上虧空23萬多兩白銀，合計白銀32萬餘兩。據蘇州織造李煦彙報康熙皇帝，曹寅臨死前跟他說：“無資可賠，無產可變，身雖死而目未瞑。”其哀痛異常，“伏枕哀鳴”。
經查史料，康熙五十一年江南地區最好的米每石只要8錢銀子，當時曹寅所虧欠錢款可以購買40多萬石上好大米——按照當時“一石”為現在180斤來換算的話，即為72000000斤上好大米——如按現在市場上優質大米一斤3元人民幣再折算的話，也就是說，曹寅離任（病逝）時虧欠了2億1千6百萬元人民幣！
曹寅有如此鉅額虧欠，康熙皇帝是怎麼處理的呢？
一是康熙皇帝同意曹寅的內兄李煦的請求，替妹夫曹寅擔任下一任兩淮巡鹽御史，幹滿一年，將代理鹽政任上的經營利潤除了繳納國庫指標外，多餘部分用來為曹寅補繳虧欠。康熙皇帝在奏摺上批示同意李煦的提議，同時告誡他要說話算話：“惟恐日久爾若變了，只為自己，即犬馬不如矣！”（《李煦奏摺》）。
二是對曹寅不治罪，反而讚賞。如曹寅兒子曹頤所說“故父（曹寅）名節得荷矜全”。康熙皇帝一錘定音給曹寅一個蓋棺論定：“曹寅在織造任上，該地之人都說他名聲好，且自督撫以至百姓，也都奏請以其子補缺。”不僅充分肯定曹寅的業績，而且讓他的兒子曹顒繼任江寧織造。
康熙皇帝親切接見了曹顒，讓他回去重新將康熙南巡期間駐蹕江寧織造府時曹寅為迎駕所費工程款再細細核算一遍，看還有什麼遺漏未報的，再補充報銷。與此同時，康熙皇帝還給了曹顒一個“大皮夾子”——3萬兩白銀，讓他將曹家向私人借的一些款項還了，所欠公款無需曹家費心補還，由兩淮巡務賬上撥還。
這樣處理虧欠，看上去很滑稽。那麼，康熙皇帝對虧欠了鉅額公款的曹家為何如此容忍呢？
首先，因為康熙皇帝與曹家關係極其密切。密切到什麼程度？曹寅的父親曹璽作為內務府包衣在康熙皇帝出生之前就是皇宮侍衛，深得皇室信任。康熙皇帝出生後，曹寅的母親孫氏被選為康熙皇帝的保姆，這使得曹家與康熙皇帝的關係非同一般。曹寅比康熙皇帝小4歲，16歲時就在康熙身邊當差。有了這些原因，康熙皇帝即位後一直對曹家格外厚愛，從康熙二年起，曹家三代四人曹璽、曹寅及其兒子曹頤、曹頫先後擔任內務府的江寧織造官。並且，曹寅還與大舅子李煦從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開始輪管國家重點稅收之一的兩淮鹽務，他十年之中四任巡鹽御史。康熙皇帝六次巡視江南，曹寅五次承辦接駕大典（四次在江寧接駕，一次在揚州接駕），所受信任與器重遠遠超過地方督撫。
據《清稗類鈔》記載，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第三次南巡時，康熙皇帝從杭州回程江寧，駐蹕曹家，年將五十的康熙皇帝見到曹寅的母親，那位從小抱他、照顧他的“嬤嬤”時，感慨萬端地說：“此吾家老人也！”還親自寫了“萱瑞堂”匾額贈送給“嬤嬤”。
所以，康熙皇帝同曹寅曹家，雖然最主要的是君臣、主僕關係，但其中也有類似親人的“家人感情”。
其二，曹寅無論是在蘇州織造、江寧織造，還是兩淮巡鹽御史位置上，都曾肩負著很多與本職崗位毫不相干的任務。江寧織造說來是內務府的一個外派機構，負責織辦皇宮和官用的綢緞布匹，實際上它更多地承擔了皇帝臨時交給的差使，以及充任皇帝在江南地區的耳目，隨時隨地地將南方的各類資訊以密奏的形式報告皇帝。當時是清王朝蓬勃向上發展時期，但也暴露出了很多矛盾，康熙皇帝更是極其關注經濟、文化都很發達而被滿清較遲佔領的江南地區，他必須有一個非常信得過的人安插在這裡。從小就跟他關係密切，而且經過忠誠考驗，能力也很強的曹氏家人，理所當然地承擔了這個角色。曹氏三代人尤其是曹寅，與康熙皇帝是同齡人，從小一起讀書，文武兼備，青年時期就深得康熙皇帝信賴和賞識，兼之曹寅文化造詣很深，喜好文藝、愛好藏書，又精通詩詞、戲曲和書法，與多才多藝的康熙皇帝有共同語言，如此一來，曹寅的角色就不止是“眼線”了，可以說他成了康熙皇帝處理江南事務的一個“助手”。史料也充分證明了，曹寅在世時對江南地區文化、經濟乃至政治的重要影響。甚至有研究者認為，曹寅是康熙設在江南地區的“統戰”負責人。
再者，曹寅虧欠的鉅款，有相當大一部分並非他貪為己有了。無論是五次承辦南巡迎駕大典，還是做江南廣大地區的“統戰工作”，或者完成一些皇帝、皇室成員甚至朝中權貴們交辦的額外差使，明的暗的，這些都需要花費大筆銀子。經請示康熙皇帝，曹寅曾在江寧織造府署修整西花園，工程頗大，耗資不少，據故宮博物院一件明清檔案顯示：“曹寅在西花園修建房屋、挖河、堆泊岸等項工程，共用銀十一萬六千五百九十七兩九錢七釐……依照修建工程核算，實際用銀多出八百六十六兩餘。再，修建房屋、亭子、船隻、雨搭、簾子等項，又用銀七萬七千八百八十五兩餘。”光一個西花園的工程就花費了19萬5千多兩銀子，由此類推，五次承辦迎駕大典的開銷應該是個天文數字！
對於這些，精明過人的康熙皇帝當然一目瞭然，所以他讓曹寅和李煦輪任“兩淮巡鹽御史”這個肥缺，希望他們能慢慢堵上虧欠“漏洞”。誰不知道，坐上這個位置，就意味著白花花的銀子。據李煦自己向皇帝彙報，兩淮鹽務扣除應繳國家稅收外一年的純收入通常為55～56萬兩銀子。而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兩淮鹽務的實際純收入為58.6萬多兩。其實，兩淮鹽務的實際年純收入還有不小的空間。
有個歷史細節不容忽視。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八月，康熙皇帝曾對心腹大臣說：“兩淮鹽課原疏內，止令曹寅、李煦管理十年，今十年已滿，曹寅、李煦逐年虧欠錢糧，共至一百八十餘萬兩。”耐人尋味的是，之前兩江總督噶禮曾經密奏康熙皇帝：“欲參曹寅、李煦虧欠兩淮鹽課銀三百萬兩。”噶禮既然敢在奏摺中向皇帝說出這個虧欠數字，絕對不是毫無根據的。但是，康熙皇帝不許他公開參劾曹寅、李煦，於是兩人虧欠300萬兩銀子的說法不了了之。如上所述，曹寅去世後，康熙皇帝認定曹寅與李煦管理兩淮鹽務的十年間的虧空為180萬兩，皇帝金口玉言，再說皇權家天下，皇帝說多少就一定是多少，“其缺一百八十萬兩是真”。
康熙皇帝是個睿智“明君”，他將曹寅、李煦的十年鹽務虧欠減去120萬兩，也不是無緣無故的，因為他最清楚，曹寅、李煦為皇帝、皇家花去的鉅額銀子無法列出完整賬目，有些即便有個粗賬，但也無法報銷，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十一月內務府在盤點舊賬時自己查出來：曹寅為迎駕修整西花園的195349兩銀子沒有給他報銷！如果再細查的話，這樣的賬目肯定還有，但是內務府的賬目實在是一筆糊塗賬，這一點，康熙皇帝自然心知肚明。他給曹寅、李煦“減”去了120萬兩銀子的虧欠，也不是毫無來由的。即便這樣，康熙皇帝也沒有將曹寅和曹家治罪。
曹寅虧欠了鉅款雖然在康熙朝安然無恙，但是到了雍正六年（1728年），曹寅嗣子曹叛終因經濟虧空、騷擾驛站、轉移財產等罪革職抄家。此後，曹家迅速敗落，子孫流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