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上最恥辱的戰爭，沒有之一。4000餘英軍，千里奔襲還能把10萬附近的清軍打得落花流水，這場因為一個小事件引發的戰爭，演變為一場軍事報復。幾次戰鬥下來，英軍看到了東方大國的脆弱，一個大國如此不堪一擊。

讓我們看看鴉片戰爭中雙方的對比：

一，軍事對比：當時清軍總兵力大約85萬附近，其中包括八旗兵和綠營兵。鴉片戰爭中清軍調集的兵力大約在12萬附近；而英軍最初派出4000人，後來增加到2萬餘。然而軍事上的人數優勢並不是決定戰爭的決定因素。英軍憑藉船堅炮利，牢牢的掌握制海權，進攻的主動權也在英軍手裡；

二，武器對比：鴉片戰爭中，清軍使用的武器是仿造明朝引進的武器，就形式而言，這些屬於老式武器，在武器上，英軍完勝；

三，海軍對比：鴉片戰爭早期，英軍參戰的有軍艦16艘，運輸艦，武裝汽船若干，火炮500餘門。艦隊人數大約萬餘人附近；而清軍的水師主要是福建水師和廣東水師，他們最多隻能近海防禦，至於進攻那肯定是不可能的。清軍多年來閉關鎖國，武器落後，軍艦也是基本沒有，與英軍強大的海軍相比，清軍根本無力抵抗，從而陷入被動局面；

史載：林則徐曾經談過中西差距在於“彼之大炮遠及十里內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內地之放排槍，連聲不斷。我放一炮後，須輾轉移時，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無他深巧耳。不此之務，既遠調百萬貔貅，恐只供臨敵之一鬨。”清軍武器落後，統帥也是迷信，視軍事如兒戲。結果一經作戰便一敗塗地。

據統計：中英鴉片戰爭清軍與英軍傷亡比為600:1，鴉片戰爭幾次戰鬥下來，清軍傷亡人數高達22790，而英軍只有523，雙方傷亡對比之大，令人咋舌。

當時政府內部確實有不同的意見，以林則徐為主的主戰派和以琦善為主的主和派。道光帝在兩者之間搖擺不定，先是重用林則徐，後來又派琦善前去議和。之後又對結果不滿，罷黜了琦善。

以前普遍對於琦善的評價很低，認為他出賣國家利益。不過現在有一些歷史學家開始較為客觀公正的看待當時的情況，認為他的觀點在當時也是有合理性的。

首先，求和主要原因還是因為清政府的軍事實力不濟。這一點實際上林則徐也有充分認識。不過林則徐認為英國勞師遠征，中國佔有地利，做好充分準備，應該還有一戰的可能。當時林則徐出任兩廣總督，在兩廣地區海防上做了較為充分的準備。英華人也掌握了這個情報，因此直接掉頭駛向長江，兩江地區準備不足，損失慘重。這就充分說明了當時清政府的軍事準備是不足的。持續作戰情況也不會發生改觀。

其次，琦善主張求和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他也意識到了清政府當時外厲內荏，整個管理機制十分落後，不能應對已經進入近代體制的英國。琦善是滿人官員當中比較早的接觸西方國家，並對西方有較深刻認識的少數成員之一。他之所以認定不能打，是因為他知道英國和很多當時官員所認為的蠻夷不能混為一談。英國的新式武器，讓琦善非常驚歎。他從直觀的物質層面就意識到了兩者之間的差距，所以他極力反對戰爭。

最後，琦善對於外交的認識相對而言在那個時代是比較領先的。無論是古代還是近代，乃至於現代，在實力不濟的情況下，以較小的讓步避免更大的損失，實際上是一種明智的選擇。妥協是外交的重要內容。何況作為滿清貴族的一員，他們時刻要考慮的事，如果戰爭擴大之後，形成全面的國家動員，是否會危及滿清貴族的統治？付出一定的經濟成本，維持國家穩定是他們可以接受的結果。政治成本，只要在可接受範圍之內也沒有問題。

實際上，琦善曾經兩次和英國議和。第一次是在廣東，雙方簽訂了一個草約。但是由於沒有得到上級的批准，這個協約沒有生效。第二次簽約就是在南京靜海寺簽訂的南京條約。兩個條約進行比較，可以發現草約所求的戰爭賠款要遠比南京條約來得少，對於政治特權的訴求也遠不及南京條約。這說明琦善本人曾經努力爭取過更少的損失，但最後戰爭局勢的擴大，使得其個人外交努力沒有成功。

以上是從琦善這個當時議和官員的角度出發來分析南京條約的簽訂。他的觀點從現代角度來看，不完全合理。但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來看，是可以接受的。

從當代角度來看，如果不議和，戰爭可能會進一步擴大。而長江中下游地區優勢清廷的賦稅重地，那麼除了戰爭賠款之外，因為戰爭而導致的間接損失可能更為嚴重。這是清政府要極力避免的。第一次議和未能成功，不得不在第二次當中做出重大讓步，自然也就使得清政府不願意進一步擴大戰爭，避免發生第三次議和，作出更大的讓步。從後人角度來看，清政府當時基於自身利益考慮，以重大讓步的方式停止了戰爭。而如果不停止戰爭，可能會導致清政府的損失更為慘重，有可能使得清政府更早被顛覆。至於堅持戰爭就可以戰勝英國這種說法，沒有任何依據可言，是不可能發生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清政府撐不下去了。

可以說最燒錢的政治活動就是戰爭，而鴉片戰爭真的對大清來說是一種煎熬。

道光時代的清帝國，已經日暮西山，其國力遠不及康乾時代的輝煌。國家吏治腐敗，國內土地兼併嚴重，帝國的邊疆還不斷的發生著叛亂，內地白蓮教、天地會的起義也是此起彼伏，可以說道光已經被內憂外患的環境折騰的焦頭爛額。

雖然晚晴的財政情況要遠勝過晚明的國庫，但是在應對長期大規模的戰爭時，仍然是顯得非常勉強，而這一情況在鴉片戰爭中表現的淋漓盡致。

在鴉片戰爭中，清朝共動用山東、浙江、安徽、直隸、河南等省共計20萬人的軍隊（包括戰鬥部隊和後勤部隊），各路大軍陸陸續續的趕往廣州和定海、寧波等地，可以說是跨越了大半個國土，如此一來，在軍費上的支出就成了一筆天文數字。可以說從1839年末到1841年，僅僅兩年的功夫，就把大清兩年的收入榨的一乾二淨。

而且更要命的是英華人的一個舉動直接威脅了清帝國的安危——包圍南京城。

南京的戰略位置非常重要，因為它是京杭大運河的南部樞紐，由於經濟重心南移之後，華北地區的經濟水平已經遠不如南方，包括糧食產量，所以直隸地區的糧草和其他物資都是由南方透過大運河來維繫的。而一旦英華人佔據了南京，就是拔了清帝國在南方的糧倉樞紐，那就算是英國不再繼續動兵，也可以活活的把清帝國靠死。而且當時英帝國已經在南京周圍獲得了部分地主的幫助，不難推測如果時間一長，英國對清國的商業戰爭性質就有可能轉變為對殖民地的征服戰爭。

再者說，清帝國一敗再敗，透過前線傳來的戰報，清廷從上到下都認為這一次他們已經打不過英軍了，能夠結束戰爭重新整頓軍政對於道光皇帝來說非常重要。所以當知曉英國有意言和時，清帝國其實是鬆了口氣的。

再者說了，從條約的內容來看，除了割讓香港島讓清帝國很沒面子以外，其他方面還真的對清國來說無傷大雅，這點從後來近二十年清國所做出的的表現就可以看出，鴉片戰爭只是把清國打慌了，所以之後的幾年裡大清一直在忙著加強海防。可是卻沒有把清國打怕，而等到打怕的時候，就已經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