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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野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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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回眸滿清
支援恭親王的以那些王公貴族和貝勒居多,這些人是“皇親國戚”,有統一的利益要維護;
肅順一黨主要是當時隨咸豐逃至避暑山莊、並被委以“顧命八大臣”的這些人;
而太后黨則是以慈禧為中心、宦官為主要組成;
其實這三派任何兩派聯合都能打敗第三方,只不過,肅順一黨在咸豐時期很受器重,與慈禧和恭親王歷來不和,這為慈禧聯絡恭親王創造了條件;再加上肅順等人在咸豐死後急於奪權,這也讓恭親王和慈禧對於日後的處境感到擔憂,這兩點應該是促成他們聯合的主要原因
肅順等人也深知這一點,所以,咸豐死後,肅順一黨為了防止恭親王和慈禧聯合,當時一度中斷了與北京的聯絡,避暑山莊更是嚴禁任何人外出。
只可惜,機關算盡,疏漏了一個年紀尚小、默默無聞的李蓮英,李蓮英趁倒泔水之際,跑去向恭親王通風報信,而後才有了恭親王隻身到承德弔喪、與慈禧密謀之事。
肅順一黨失敗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婦人之仁”。當時肅順等人如果狠一點心的話,歷史可能就改寫了。起初肅順想謀害恭親王,有人同意,有人反對,拖著拖著,機會就沒了;而後肅順建議剷除慈禧,又是有人反對,拖著拖著就又沒機會了。再然後就全部成了慈禧和恭親王的“階下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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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月曉YB
不請自來。
要說明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弄明白在咸豐駕崩之前朝廷中的權力派系。首先說,顧命的八大臣是一派,他們的實力最強,因為他們是皇帝欽點。但是,由於咸豐害怕會出現康熙朝鰲拜專權的事,因此又令兩宮皇太后去制衡顧命大臣。
但是,咸豐朝特殊的情況在哪呢。在於咸豐不在北京城,因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原因,他一直待在承德避暑山莊。也正是這個原因,使得權力中心北京因為沒有皇帝而形成了另一個小圈子。而這個小圈子,又恰恰是咸豐皇帝不待見的一些人。包括恭親王奕訢,軍機大臣文祥,當然了,也可以把醇親王奕譞放在其中。
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則是曾國藩的地方實力,不過此時他們正在竭力圍剿太平天國,不構成對於皇權的威脅。
中央內部分三派,這種畸形的權力結構一定程度上是咸豐皇帝自己造成的。如果顧命八大臣裡面有一個近支皇族,都不會發生辛酉政變。可惜,由於咸豐皇帝擔心他的這幫弟弟們會威脅皇權,因此不帶著他們玩。這樣,恭親王自然是不滿於這種安排,極力的想要突破這樣的一個困境。再者說,肅順在處理問題上顯得太輕率了。先說,肅順在咸豐去世之後表現出的那種盛氣凌人的態度,實在是沒有啥政治智慧。對待兩宮太后,居然傲慢無禮,任何奏摺,只讓他們蓋章,不讓他們發表意見,這不是明顯激化矛盾麼。再者,故意整治恭親王,咸豐皇帝去世,於情於理恭親王都應該第一時間趕往承德去弔唁。可肅順不想讓他來,左右就是攔著。
可按說,要攔著你就一直攔著唄,他又讓恭親王來了。結果恭親王就在承德呆了一個晚上。結果就讓叔嫂二人達成了政變的初計劃。
這是肅順的第一大錯誤,當然這個錯誤還有彌補的餘地。下面他犯得錯誤,就不可原諒了。咸豐皇帝的梓宮回北京,這時候兩宮太后提出來帶著小皇帝先走。肅順你是顧命大臣呀,你應該寸步不離小皇帝呀,他居然同意了兩宮太后的提議,讓他們先回北京城。自己大搖大擺的慢慢走。
結果,兩宮太后回了北京城,馬上聯絡奕訢,奕譞組織政變。最後,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太后王爺們,輕而易舉的就搞定了肅順,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辛酉政變。需要提的是,小皇帝本來的年號是祺祥,結果因為政變的緣故,年號改為了同治。所謂同治,意為共同治理,誰和誰呢?自然是兩宮皇太后與近支皇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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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酉政變,奕訢之所以取勝,肅順之所以失敗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來自集團內部各勢力的影響相對於肅順集團的不成熟和內部的不和諧,奕訢集團能夠步調一致;相對於肅順集團的黨同伐異,四面樹敵,奕訢集團能夠籠絡人心,爭取輿論;相對於肅順的剛愎自用,粗鄙無識,奕訢是謙和有度,頗有見識的。在這一推一拉之間,雙方的勢力產生了變化。早在辛酉政變前,反對肅順傾向奕訢的勢力已佔多數,雖然迫於肅順得勢的形勢隱忍未發,但這並不影響他們站在奕訢一方的事實。一旦時機成熟,這種事實便明朗化。
這次政變,地方督撫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傾向。手握兵權的官吏中,最明顯的就是勝保與僧格林沁傾向恭親王奕訢和慈禧太后。而這正是肅順一方所欠缺的。其次,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里 ,自然會受到來自外部的列強的影響在對外關係上肅順一直是強硬派代表,這自然得不到西方列強的好感,被其視為干擾侵華利益的眼中釘。
而反觀奕訢集團則不然。奕訢集團的主要人物大多是與洋人接觸比較多,甚至一直以來以妥協為宗旨的官吏。奕訢作為集團首領在留京和談的過程中,也慢慢轉變了對洋人的看法和態度。認為洋人“不利我土地人民”,大可不必視其如水火,草木皆兵,甚至可以引為同調,“外敦信睦”,互相聯合,藉助他們的力量撲滅國內農民起義的烈火,保證清王朝統治的長久。
對奕訢的這種態度,西方侵略者除讚賞之外,還努力的籠絡培植。英國駐廣州的領事羅伯遜稱讚奕訢等人“開明”,說“他們已開始重視外國同盟的價值,已看到中國利益如何深深地和別國利益纏在一起了。”這與他們對肅順集團的厭惡及排斥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辛酉政變中,西方侵略者表面上沒有明顯的干涉,但這種不干涉的態度恰恰為政變提供了有利的外界環境如果列強在此時發難,那會是相當棘手的。光緒朝慈禧太后欲立大阿哥,潛行廢立一事不成便是很好的例證。
咸豐駕崩,奕訢祭奠梓宮之時,西太后曾對若有政變列強態度一事質疑,奕訢承諾“若有難,唯奴才是問”,奕訢何以如此有把握?
原來其馳往行在之前,曾拜會幾國公使。英國公使普魯斯在給英國政府的報告中說:“我們應以溫和協調的態度獲致恭親王及其同僚的信任,消除他們的驚恐,希望遲早總會發生變動,使最高權力落到他們手裡去。……他(指奕訢)向太后(那拉氏)保證我們在此並無可怕之處,這方面他對太后之回京負完全責任。為了順從恭親王的意思,並證明我們是準備幫他把皇帝從那群險惡黨徒手裡解放出來的,我和我的同僚們曾注意防止外華人冒犯皇帝一行入京的行列。”辛酉政變後,外國侵略者對政變的成功相當的滿意,英國公使普魯斯說:
“恭親王及其同僚之操權,乃是對外華人維持友好關係使然。這個令人感覺滿意的結果,全是幾個月來私人交際所造成的。”
他毫不掩飾地承認這次政變是在他們支援下搞成的。對外國侵略者的這種“幫助”,上臺後的慈禧太后與奕訢也不是沒有表示的。在判決“八大臣”的上諭中把“不盡心和議,失信於各國”列為重大罪責,從而明顯地表明瞭清政府今後的立場。在中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度裡,政治集團與殖民勢力的關係非同尋常,西方勢力的支援與否,是一個集團、派系能否執掌權力至關重要的條件。西方列強對肅順集團及奕訢集團態度的一冷一熱,對政變的結局影響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