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評述】

甯武子，衛國大夫，名俞，諡號武。

“達者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有人說這種思想消極避世，但我想說：自己何苦為難自己。

大家試想一下，生逢亂世，又無權無位，能做什麼？

答：獨善其身。

再想想看，生逢盛世，又位高權重，能做什麼？

答：兼濟天下。

可見，所謂的良知（道），可以是兼濟天下，亦可以變成獨善其身。至於是獨善其身，還是兼濟天下，主要看：自己有能力做什麼？

“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所以，所謂的聰明人，就是能夠清楚自己該做什麼、能做什麼的人。

坦白說，不管對自己，還是對別人，都要如此。就好比馬，不能把千里馬，當普通馬來用；也不能把普通馬，當千里馬用。這一點如果沒有搞清楚，只能說一切錯誤都是自找的。“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愚者不及，智者過之。”無非此意。大家想想看，一個非運動員，用運動員標準去考核，這樣的行為聰明嗎？再想想看，一個運動員，用非運動的標準去衡量，這樣的行為難道不傻嗎？

靜下來想想，坦言說，人要想快樂的活著，就要知道自己幾斤幾兩。如此才能知道自己有能力做什麼？這樣就不會勉強自己，為難自己。知足常樂嗎！

此處的“及”，應該是“接近”“靠近”，引申為“效法”“模仿”“學習”。

孔子竭盡所能的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在他的人生信條中實現其回覆周禮、治和亂事，是唯一一個必須必的要鼎力而行須臾不可或缺的大事。所以孔子做不到亂世而愚這樣的裝傻充愣，也不會讓自己的學生弟子們以這樣的行為為榜樣。

這一點從孔子扼於陳蔡就足以證明。

這是孔子對歷史人物的評價，甯武子以及邦有道無道，都是有一個歷史背景的。

朱熹說「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並據此而說文公無道，成公有道。

後人對朱熹的這個說法就很有疑問。有人就根據甯武子在《左傳》中出現的時間，認為衛成公三年，甯武子的名字才出現在《左傳》中，而在這之前，直到成公元年，《左傳》中出現的都是甯武子的父親甯莊子，沒有甯武子。按照周制，公族大夫，都是父親死了，兒子才能接父親的班。所以甯武子仕衛，只能開始於成公元年到成公三年之間。所以《論語》中所言的有道無道，都指的成公期間。

但也有人說，公族大夫並不一定就是父死子繼，父子同朝的例子也有很多，並不能就一定說甯武子沒有在文公之時。他們依然認同朱熹的說法，認為甯武子是在文公、成公之時，而不是隻在成公之時。

無論甯武子在成公一朝，還是在文公、成公兩朝，這其中都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對「有道」和「無道」的理解。

如果把「有道」和「無道」理解為國君的「有道」「無道」，那麼這句話就說不通。國君有道，就是說國君賢明，政治清明。國君無道，那就是說國君荒淫無道，國家混亂。但是我們發現，無論是文公還是成公，似乎都談不上有道，也談不上無道。這倆人都中規中矩，沒什麼大能耐，但也沒太離譜。他們談什麼「有道」「無道」呢？

所以「有道」「無道」不能按照我們慣常的理解為國君的「有道」「無道」，而是指國家的治亂安危。如《論語集釋》所言：

「衛文、成二君，皆不得為有道，而亦未嘗大無道。此有道無道，當以衛成公時國之安定危亂言之。」

國家安定，那就是有道。國家危亂，那就是無道。這裡的安定和危亂，不是由國君引起的，而是由外部力量引起的。比如衛成公時的危亂無道，就是由晉國的侵略引起的。晉國使得衛國危亂不寧，這才是「無道」的意思。

甯武子「愚不可及」，我們都知道他是裝傻。那麼為什麼甯武子要裝「愚」呢？別人又為何不及呢？這有兩種解釋。

第一種。面對晉國的強大壓力，衛成公還差點被毒死，甯武子在期間勉力周旋，盡心竭力。在這期間，甯武子要故意表現的笨一點，傻一點。《論語集釋》引孫綽語云：

「人情莫不好名，鹹貴智而賤愚，雖治亂異世，而矜鄙不變。唯深遠之士，為能晦智藏名，以全身遠害。」

形勢比人強，不得不低頭。一般人囂張慣了，到了困境，還改不了囂張的性格，那就是找死了。你該收斂就得收斂，你得韜光養晦，你得保全自己，才能實現自己的目標。這就有點能屈能伸，忍辱負重，臥薪嚐膽的感覺。在這種情況下，甯武子裝「愚」，這一點是一般人所不能及的。

第二種解釋。當時境況艱難，一般人那就直接跑路了，深避而不肯為，只有甯武子還在那奔波勞碌，不避艱險，在別人眼中，甯武子這種行為，那不就是傻麼。而這恰恰是一般人所不及甯武子的地方。

「當其不知有性命，不知有身家，一往直前，無所顧忌，有似乎愚。及其至性至情，動天地，泣鬼神，人乃以為不可及。」

當然，孔子所稱讚的甯武子之愚，可能這二者皆有。

知通智，智與愚對應。

甯武子之行：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意為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

此為孔子的明哲保身之道。

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儒家珍愛身體和生命。

《呂氏春秋·孝行》與《禮記·祭義》中，都記載了樂正子春的一則事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其故。樂正子春曰：“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

《呂氏春秋·孝行》中，還有曾子之言：“父母全之，子弗敢缺。故舟而不遊，道而不徑，能全肢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

《禮記⒋曲禮》亦曰：“不登高，不臨深。懼辱親也。”

《禮記⒋哀公問》中，亦有孔子之言：“君子無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

下面舉一則反面的例項：

夏姬是鄭穆公之女，後嫁與陳國司馬夏御叔，故被稱為夏姬。夏姬最早與其兄長公子蠻亂倫。因其淫蕩，而致使公子蠻被殺。之後嫁給陳國大夫夏御叔後，又同時與陳靈公、孔寧、仲行父通姦。此君臣三人身穿夏姬的內衣，嬉戲於朝。曵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靈公告與二子，二子殺遂殺曵冶。

陳靈公與孔寧、仲行父在夏姬家中宴飲。靈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徵舒似君。”夏徵舒恥之。陳靈公歸，夏徵舒射殺之。二子奔楚。

不少人都罵陳靈公君臣三人，不知廉恥。稱讚曳冶忠義。孔子也認為陳靈公三人是君不君、臣不臣。是人人得而誅之的淫夫。但孔子同時也批判曳冶，不能明哲保身。

孔子主張：君君、臣臣。而曳冶之行是：君不君，臣臣。

孔子只所以批判曳冶。一是罵其愚忠。二是罵其不知明哲保身。從而身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