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之後，整個國家陷入深深的危難之中:膠州灣、旅順、大連、威海衛、廣州灣一個個被外人奪走，年輕的皇帝不忍生生地看著他手中的土地千搭百孔;長期以來，在慈禧的壓迫之下，察言觀色，也使他時時有一種放開手腳、一展宏圖的衝動。儘管他的變法，首先須爭得慈禧的同意。變法詔書頒佈後，光緒帝展開了一系列大的動作。他召見了康有為、梁啟超、張元濟、黃遵憲、譚嗣同等維新人士，聽取他們對新政的意見，又下達了廢科舉、辦學堂、淘汰冗員、發展工商業的改革主張。

朝中上下振奮的有之，憂慮的更有之。這些，都被李鴻章看在眼裡

從已知的資料看，李鴻章與康有為、梁啟超的直接交往比較有限。康有為來總理衙門時，李鴻章見過他。在張蔭桓的寓所，和康吃過一頓飯。得知榮祿對康不滿，李曾“入室”相告。在康梁的眼中，李鴻章雖沒有實權，但說的話也不是全然沒有分量。梁啟超就曾向李毛遂自薦，如能用他及康有為出使日本，必能打通中日外交管道。

不巧的是，李鴻章雖傾向變法，但他並不看好“康粱版”的變法主張

在這位閱歷深厚、老成謀國的大學士看來，康梁版的變法，“不過敷衍門面而已”。

隨後發生的重大事件之一，就是京師大學堂的成立。大學堂的籌辦，由帝師孫家簾負責。學堂章程，則由總理衙門大臣張蔭桓負責起草。他又將其交給梁啟超代筆。而梁的設計，顯然是為康有為一派定製，在人事安排、課程設計上，為“康梁版”的班底與學說，留有方便之門，自然不能如孫家簾之意。

所以從一開始，李鴻章就流露出對學堂設計的擔憂。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份憂慮與日俱增。他既擔心康梁“竊東西洋皮毛”，又懷疑孫家簾“不能窺西學堂奧”，而最根本的，是大學堂沒錢，可能什麼也辦不成。

轟轟烈烈的維新失敗了，僅僅103天

眼見“大變新政，又成守舊世界”，李鴻章不免為維新中斷而感到惋惜。李得以在年輕時目睹西洋利器的威力，很早就主張向西方學習，躬行實踐三十多年，購船械、辦實業、築鐵路、開學堂，舉凡每一項新式舉措，他北洋從不缺席。

要說維新，要說變法，他是最早的維新派、最早的變法派。儘管他看不上“康梁版”變法，但對於西法、對於新政、對於一切因應數千年未有之變的維新，他還是心存同情的。

當榮祿對康不滿，希望李在慈禧面前幫忙說話時，李不置可否。維新失敗，梁啟超逃亡日本，李不止一次地託日人轉達慰問。時下，京中談“康黨”色變，李卻不以被目為“康黨”為危，反倒逢人就說:“康有為吾不如也”。即使面對慈禧的試探，他也毫不避諱。

李鴻章承認自己是“康黨”，康黨謀劃廢立慈禧之事，李鴻章表示不知道也不參與，但是，如果說認同廢除六部的改革措施就是康黨的話，李鴻章自認“無可逃”。這些改革，確實是他一直想要做的。

我想李鴻章的這句話應該是“康有為吾不如也，廢制之事，吾欲為數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深愧焉”。

從這句話可以看出，其實李鴻章說的是康有為等維新黨人敢於提出廢除舊制度，全面學習西方政治制度的主張和做法，讓李中堂大人深感自愧不如。

為什麼李鴻章欲為數十年而不能呢？其實很簡單，因為李是飽經世故，官場歷練多年的政治人物，廢制之事的難度有多大，李非常清楚。搞搞洋務運動，發展民族工業這些已經觸動了很多守舊實力的神經，但是在內憂外患的背景下，為了鎮壓國內的起義，加強國防軍備，同時為國庫增加收入的因素的影響下，李鴻章和其他洋務派的動作都是在朝廷允許（或者默許）下進行的。雖然步履艱難，但是仍在可接受範圍內。

但是李鴻章等人認識不到當時中國的舊制已經不行了嗎？（變法失敗後，有人像慈禧告發李鴻章是康黨，李的回答是“臣實是康黨，廢立之事，臣不與聞，六部誠可廢，若舊法能富強，中國之強久矣，何待今日？主張變法者即指為康黨，臣無可逃，實是康黨。”）當然不是，是因為他知道如果行廢制之事必然招致守舊勢力的強烈反撲，這種反撲是李鴻章不願意承受的。畢竟他也是一個人，人有趨利避害之心，是人之常情。而且李的身後還有一大幫人，他的家人，他的朋黨或者追隨者--他的淮軍勢力。李這樣的政治人物不可能不考慮這些因素。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人，都是可貴的，都是有理想的，所以李會對康等人保有同情保護之心。說出上面那番話。

其實舉個例子就很容易理解，一個在社會上或某個領域已取得很大成就的成功者，在看到後輩出於善良和正直的目的做一個義無反顧的理想行為，他知道後輩很難成功，他也知道後輩做的事是對的，但他本人卻已經因為諸多牽絆，而不敢去嘗試這些危險的理想行為時，自然會生出吾不如也的感慨。

那麼為什麼說李既同情康梁等維新黨人，又不看好康梁等人的變法呢。

維新派的變法是充滿理想的，是一個年輕的皇帝和一群同樣年輕的學子們主導的。維新派在中央幾乎沒有老成持重的人。一是因為老成持重的朝臣們大多不贊成維新派的做法，像李鴻章這樣能理解他們行為的人畢竟是少數。二是因為老成持重的人往往也不急於表露自己的政治立場，他們都在觀望，我認為包括李鴻章這樣的人都是這樣。他們多年的政治歷練讓他們本能的先看看。畢竟維新派的根基還是很淺的，從甲午失敗後，維新思想在國內開始醞釀，宣傳發動，到1898年正式開始變法，總共只有3年的時間。這麼短的時間，維新派最大的依仗只是拿個渴求改變屈辱現狀的年輕皇帝，但是這個皇帝本身也沒有多大的實權，雖然他已經親政。

這樣年輕的班底，必然是缺乏政治經驗的，無論皇帝和是維新派的政治領袖們，他們都沒有多少實際執政經驗和政治鬥爭經驗，他們有的只是滿腔的變法圖強的理想，和時不我待的熱忱。所以維新派的很多政策出發點是好的，但同樣是魯莽而急躁的，沒有方法，沒有步驟。在加上反對的勢力也打，就愈發魯莽而急躁。（據統計，百日維新時下發的變法詔書多達一百多道，可想而知是有多魯莽而急躁。這是一個國家的政策，不是一個村的村規民約。即使是家規一天一條也是不可行的啊）這樣的變法李鴻章這樣的政壇老將當然是看不上的。

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的對比

最後，我們從李鴻章在變法失敗後的表現（李在變法失敗後，曾專門寫信給流亡海外的康梁，勉勵他們不要灰心喪志，要他們專研西學，歷練才幹，留待以後效力國事。）更能看出李對維新黨人是同情支援，但不認同他們的做法。如果不是維新變法的迅速失敗，估計李鴻章等洋務派的開明人物應該會逐步明確表露他們的立場，然後幫助年輕的皇帝和年輕的維新派領袖們溫和的推進變法。可惜的是李當時因為甲午的失敗已經在韜光養晦，同時變法開始後本能的觀望，只是光緒和維新派人物太急於求成，動作太大。（其實有某些觀點認為慈禧並不是全盤否定維新變法的，只是維新派自己把可能辦成的事給辦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