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君王，開國皇帝的能力就沒有差的，等到二世祖就不一定了，多幾代就只能吃老本了，最後只能賣房賣地賣祖傳過日子。

賈珍說的"精窮"和老百姓的吃不起飯還不是同一個意思，只是收入抵不上他們揮霍的要求了。

而這些襲爵之家在初期都是天上掉餡餅，錢來的容易，花的也快。可能還有人教子孫怎樣立足於官場，以獲得更多錢，但沒人教育孩子怎樣管理財務，怎樣從事生產，他們的理論和賈珍是一樣的，"我沒了錢，不向你們要，向誰要？"

而且中原的文明對他們誘惑太大了，最優秀的那些人，接受了漢文化，而其餘的人則香車、美人、美食、美器，一切消金窟的東西，他們全愛，於是下面的地租終究供不上他們的揮霍，朝庭給八族子弟的補貼不夠他們一夜笙歌。

不肯也不會生產、生財，揮霍無度，是這些有爵位的人沒落的必然，其至也是八旗子弟沒落的必然。只是時間早晚問題。

世襲的長輩都是以有功有社禝或皇帝寵臣而子孫受享受福廕，從林如海家一代列侯後被恩賜三代，都是祖上功勞過大恩及子孫。其它家族也一樣。但除了第一代因為功績或受寵被封爵位，下面世襲的子孫未見得有先輩同樣功績或被寵。沒有，只是空享世襲爵位，不會得到重用與恩賞，空有頭銜而人不配位。幹不出成績，掙死工資。沒有賈府祖上因為受皇恩浩蕩，有肥差，有賞，有莊田，有租子收入。除工資有生活來源。清朝官員年薪都不高，又講排場，交際，奢華紈絝子弟風氣，有產業不多工資也敗光了。到了年關沒錢過年。賈珍見烏進孝有租子，賈蓉領朝中賞祭春袋回來說有幾位老爺想他，多日不見了。連北靜王當日也派人來送福字。說明情況。另外經濟下滑，水旱澇災，百姓收入無多，稅收有限。官員開資也必減，有產業也賈府一樣，遭災。各行業因為以農業為主遭災，購買也有限。國庫收入有限，這些也是官員窮困之因。

賈珍跟尤氏提到領春祭恩賞時， 說到“除咱們這樣一二家之外，那些世襲的窮官兒家，若不仗著這銀子，拿什麼上供過年”的話，實際上隱隱有一種自傲矜持在裡面。意思他們賈家的地位在京城的勳貴圈裡是數一數二的，少有人及。

賈珍這句話並非誇張，因為按照爵位等級，寧國府和榮國府屬於是一等公，雖是爵位逐代遞減，卻是五代而斬，是除去四王以外的特殊存在，當初他們俱有從龍之功，皇家對他們封賞豐厚，不但有府邸，而且有祭田，足以保證他們後代子孫的生存福利。

而其他的爵位則不然，一般侯爵三代而斬，因而，到了賈珍這一代有個三等將軍閒職，而其他列候則已到了末代，汲汲可危了。如林黛玉家，到了黛玉祖父，如果沒有皇家恩典，那麼他們家就是一白身，很難保住當時的榮華地位，一旦地位不保，哪裡還有榮華富貴可言。

當然，賈珍說的"精窮"是指入不敷出，寅吃卯糧，並不是普通人所認為的那樣食不裹腹，朝不保夕。為什麼會這樣呢？

一是那些世襲之家的財富靠著當年的打打殺殺掠來的財富太容易，因而不知珍惜，奢侈淫靡，肆意揮霍。二是他們大多武將出身，頭腦簡單，不知居安思危，加強自身修養，加強子女教養，把繼承人養成了只知仗勢欺人，跋扈囂張的紈絝子弟，三，隨著朝庭的日漸穩定，朝中的武裝世家大多掛了閒職，爵位漸低，收入漸少，他們又不會經營，同時又擺脫不了養成的富貴排場，只好拆東牆補西牆，以至於到了年節祭祀，也只能靠著朝庭發下的一點銀子了。

就是賈府，其實也沒有什麼好顯擺的。他們的經濟也在走下坡路，只不過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他們屬於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罷了。

現在華人有一個誤區就是認為“貴族”必定有錢，其實這是天大的誤會。自古以來，有錢的貴族其實也是少數。

這部書是介紹現代歐洲貴族如何維護自己祖業的。封面為一個貴族世家的全家福。

無論是中國的三代還是近世的元清或者是中世紀的西洋，貴族的來源大多數都是戎馬生涯的武士。比如清代早期，能否成為貴族世家的祖先，往往是一個人的軍功決定的。而這些部落武士的生活絕不是中原地區的精英那樣，有著十分穩定的高收入，而是忙碌，不穩定，四處掠奪著財富。再有就是讓很多人無法想象的是最早的“貴族”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就是傳播了“平等”的概念。無論是三代之際的先民還是之後的鮮卑、女真、蒙古、滿洲，還有就是歐洲的日耳曼人、哥特人、維京人，這些“初民”的社會等級觀念都很淡漠。比如《豳風》中記載早期周人貴族的生活，除了一些儀式感的生活細節外：

“我朱孔陽，為公子裳”；“躋彼公堂，稱彼兕觥”……

其它的生活完全都是高強度的勞動和危險的戰鬥，以至於很多人都誤會這是一些反映普通農民、士兵生活的詩歌。

而入關前的女真武士的生活也差不多，女人在家幹活帶孩子，男人成群結隊狩獵，充滿人生經驗的長者和勇敢的年輕人最受重視。要是摔死在山溝裡或是讓猛獸吃了，那是“山神爺收債”；打了鹿或狍子，大家吃好喝好一陣子；也不忌諱去幹些強盜的勾當——運氣好了金銀財寶都搶來，回家天天喝酒睡大覺，花光了再去搶，運氣不好了就被打死。古代北歐的維京人的等級觀念幾乎接近於無，一位貴族老了，不能再上戰場後，年輕的情人就帶著東西就跑去跟別人交往，無論貧富，因為只要年輕力壯、勇敢，未來就能有希望——今天只有一劍隨身，但明天戰場上興許就發了大財。這種社會背景下，原始的貴族很容易產生，而且這些貴族在遵守各種規矩(比如禮樂)之外，人與人之間平等觀念也就自然的產生：“金玉滿堂莫能之守”，決定命運的是人的勇氣、信用和運氣。

維斯康蒂王子，也《豹》的導演。

在貴族社會蓬勃發展之後，即使他們成功的進入了文明社會，這些祖先的生活態度、經驗也會以“家教門風”或多或少的在子孫中傳承下去，所以在貴族社會相當一部分人中一方面像祖先一樣肆意放縱自己的慷慨或慾望，另一方面又對財富的積累一直缺乏概念。

仍舊以清朝為例，到了康乾之際即使是瘋狂的開疆闢土，提倡祖先古老的生活方式，並杜撰出“騎射”立國的神話，但也架不住禁旅八旗自入關開始便蔓延的“奢靡之風”。 事實上，甚至是在到雍正一朝，就已經發生了八旗貴族揮霍無度又沒有發財機會而活不下去的現象。《清世宗實錄•雍正元年八月》記載：

“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副都統內，頗有家計艱窘之人”。

都統為從一品，前鋒統領為正二品，這都是正牌的貴族，竟然“頗有家計艱”。而且這種情況似乎一直沒有好轉，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到了嘉慶朝，終於鬧出了世襲的八旗四品武官，參與了“天理教”奇襲紫禁城的場面——這豈止是窮到沒法過年。

自古以來，和財富捆綁的最緊的往往是實際上的權力，而不是其他的什麼。沒有權力的加持，貴族的世家往往會成為一個人的負擔，帶給所有者的往往是不是財富和榮耀，而是耗盡最後一文積蓄的無底洞。

《豹》的男二，唐•克雷迪王子。他是一位貧窮但是勇敢、精明、野心勃勃的少年，代表了古老貴族精神的復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