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親王在各方面的能力都要超過咸豐皇帝，他在思想上更傾向於改革，也善於跟外華人接觸，在咸豐駕崩面臨顧命大臣掌控朝政的時候，配合慈禧力挽狂瀾並最終平定政局，在慈禧當政後又妥善處理了與各國的關係。只可惜後期不被慈禧重用，最終導致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的失敗，也直接導致了甲午戰爭的失敗。如果當時道光皇帝選擇了他繼承大統，或許就沒有火燒圓明園這樣的蠢事發生，更不會有後期的義和團運動發生，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國會走日本明治維新這一條路， 那麼中國百年的屈辱史有可能重寫。當然歷史不能假設，已經發生的事情，很可能就在一個人的一念之間，也有可能是某個人某個小事卻影響了整個歷史程序。

晚清時期作為中國近代史的一部分，在當下的討論是比較多的。而恭親王奕訢更是晚清時期清政府的一位重要人物，作為道光帝的兒子，奕訢是有能繼承皇位的身份的。最後奕訢雖然不是皇帝，只是“親王”，但仍然在晚清的政治舞臺上比較出彩。而如果奕訢開始時不是親王，而是繼承大統的皇帝，那會是什麼樣的一種局面呢？

奕訢這個人還是有能力的，並非“朽木”，開始時，道光帝對於儲君的選擇是比較猶豫的，在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訢這兩個人之間猶豫不決，由此就可以看出奕訢是有能夠成為皇帝的可能的。但道光帝詔書一出，奕訢也就與皇位無緣了，詔書上御筆兩諭，一為“立皇四子奕詝為皇太子”，一為“封皇六子奕訢為親王”。就這樣，奕訢成了“恭親王”。在咸豐年間，奕訢相比於之後並不如何顯眼。使得奕訢在晚清的政治舞臺上出彩的時期，就是“辛酉政變”之後。咸豐帝駕崩後，慈禧太后、慈安太后聯合奕訢一同發動政變，“顧命八大臣”在這場政變中退出了歷史舞臺，而“辛酉政變”的成功，使得當時的清政府形成了“二宮垂簾，親王議政”的格局。

而奕訢作為議政王，權力是不小的，再者奕訢此人並不是“墨守成規”的人，是有一定的眼光的，奕訢支援搞洋務運動，興辦工業，興辦新式學校，派出留學生等，而且“同治中興”這段時期的出現，奕訢也不少出力。可是，在對外方面，奕訢就沒有那麼強硬了，奕訢在對外方面是“與外國曲全鄰好”的一種妥協態度，這在當時是引起了不滿的。再有就是，奕訢並非皇帝，權力再大，也只是親王，而隨著奕訢的威望逐步增長，慈禧太后對奕訢開始忌憚，並且開始對他進行打壓，使得奕訢在官場上開始“浮浮沉沉”，深受打擊。

眾所周知，晚清時期清政府的實際統治者是“慈禧太后”，而慈禧太后是咸豐帝的妃子，如果像問題所問，奕訢取代咸豐帝繼承皇位，那麼後來的政局就沒“慈禧太后”這個人了。而且，就算是在真正的晚清時期，假如說同治帝駕崩之後，坐上皇位的不是光緒帝，而是奕訢，那麼慈禧太后就不可能會再有大的權力，試想，真實歷史上只是一個親王的“奕訢”就引起了慈禧太后的忌憚，從而使得慈禧太后對他進行打壓。如果奕訢坐上了龍椅，那麼慈禧太后再想要去“干涉國政”就不那麼容易了，因為“皇帝”與“親王”是兩個層次，所以，奕訢若是在當時成為皇帝，是會改變政局的。

下個個人的結論，即便恭親王是皇帝，也拯救不了大清朝。

首先看一下他的個人簡歷：

愛新覺羅·奕訢（1833年1月11日—1898年5月29日），號樂道堂主人，清末政治家、洋務運動主要領導者，清朝十二家鐵帽子王之一。道光帝第六子，咸豐帝異母弟，生母為孝靜成皇后博爾濟吉特氏，道光帝遺詔封“恭親王”。咸豐年間，奕訢於咸豐三年（1853年）到咸豐五年（1855年）之間擔任領班軍機大臣。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奕訢授命為全權欽差大臣，負責與英、法、俄談判，並且簽訂了《北京條約》。咸豐十一年（1861年），咸豐帝駕崩，奕訢與兩宮太后聯合發動辛酉政變，成功奪取了政權，被授予議政王之銜。 從咸豐十一年（1861年）到光緒十年（1884年），奕訢任領班軍機大臣與領班總理衙門大臣，期間雖在同治四年（1865年）遭慈禧太后猜忌被革除議政王頭銜，但依舊身處權力中心。光緒十年（1884年）終於因中法戰爭失利被罷黜，史稱“甲申易樞”。一直到光緒二十年（1894年）以善後中日甲午戰爭失敗，才再度被起用。從光緒二十年（1894年）到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任領班軍機大臣與領班總理衙門大臣。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初十日（5月29日）逝世，諡號為“忠”。其孫溥偉襲封恭親王爵位。

有人說，恭親王當皇帝可能會讓中國走向共和，走向君主立憲，這個結論是建立在他本人認同大中華的民族概念，才能真正帶領中國走向強大。

可惜的是，他生來是滿人，腦子裡也是滿人的利益，漢人的利益，大中國的利益從來不在他的考慮之中。

有幾個例項：

咸豐十年（1860年）十二月初一，奕訢、文祥、桂良上《通籌夷務全域性酌擬章程六條折》，分析了列強之國的特點，認為太平天國和捻軍是心腹之患，英、俄是肢體之患，應以滅內患為先，然後對付俄國和英國。這媚外之策為後來借師助剿，鎮壓太平天國奠定了理論基礎。

當然，太平天國也不是啥好人，不過由恭親王的奏摺不難看出他對待外國列強的態度。

後來，辛酉政變的成功，使侵略者感到非常滿意。事後，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說：由於支援奕訢上臺掌權，英國已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滿意的關係”；聲稱由於這一“令人滿意的結果”，英國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成為“這個政府的顧問”。所以，英國在中國的喉舌《北華捷報》強調指出：在這個特別的關頭，英國比過去任何時候“更有必要去支援帝國的現存政府”。法華人對政變的結局也感到高興，其駐華公使在日記中寫道：“宮廷革命沒有騷動地結束了”，“恭親王成為執政者，以後的談判將更易進行”。對於列強的扶植和支援，奕訢自然心領神會，所以，當他執掌大權以後，透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努力謀求與列強“和好”相處。用他自己的話說，即“換約以來，事事皆推誠相待”，滿足侵略者的要求和貫徹侵略者的意圖。

同治三年（1864年），奕訢同意烏里雅蘇臺將軍明誼簽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將新疆大片領土割給沙俄。

奕訢支援曾國藩等辦洋務，但他又主張削弱地方勢力，引起湘淮勢力的不滿；奕訢辦洋務，清廷中倭仁等頑固派不滿；由於奕訢權力受限，不能滿足列強的要求，列強對他也開始不滿。

透過以上，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恭親王沒有失去權利之前，他是一個“賣國賊”，賣了新疆和沿海，不過這個結果他坐不了主，因為列強要這些地方，他就給他們。

究其原因，還是滿人治漢人的鍋。

他無法做到能讓洋務實力做大做強，他只想讓自己的權利永久的存留，所以，他一邊賣國，一邊做洋務，賣國是為了不被滅族，做洋務是為了鎮壓老百姓。

即便他登記為帝，也改變不了他的這種想法，借用慈禧一句話：寧與友邦，不予家奴。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這就是清政府所有統治者的心態。

所以，即便恭親王做皇帝，無非是多苟延殘喘幾年罷了，更甚，會賣國賣的更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