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夫產區的Liber Pater酒莊的莊主Loic Pasquet最近很煩：去年10月19日，波爾多輕罪法院簽署傳票，召他2016年1月14日上庭，就他向France AgriMer申請的兩筆金額分別為34.9686萬歐元和23.2500萬歐元的補貼的使用和報銷的情況，以及他沒有遵守產區的技術規範的問題作出迴應。11月中旬，Pasquet發現，他的葡萄園中有500株葡萄藤的根部一夜之間被蓄意砍斷，這是他五年前種下的一個叫Castet的品種，與他一同種下的其它幾個品種Mancin、Pardotte等一樣，存在於200年前的波爾多，自100多年前根瘤蚜蟲病害後在波爾多便不再有酒莊種植了。（此事警方一直未能破案） 1月14日，法庭當庭宣判，Pasquet因財務造假騙取補貼近59萬歐元和違反AOC的種植和釀造的規定，被判入獄12個月（緩刑）和罰款3萬歐元。
在中國葡萄酒圈中，不少人知道Liber Pater，特別是知道這可能是最貴的波爾多葡萄酒。查RVF2013年版的《法國最佳葡萄酒指南》，LiberPater2009年份紅葡萄酒，18分，每瓶1800歐元；而同在格拉夫的1855一級莊奧比昂，同一年份紅葡萄酒，19.5分，每瓶726歐元。所以，Liber Pater莊主被判刑和罰款的訊息，在1月15日之後的幾天，在中國葡萄酒圈熱傳。
我以前在北京兩度見過Pasquet。1月18日，有兩個渠道的人找到我，說Pasquet次日會在北京，問我有無興趣見見。他這時是個新聞人物，我當然有見他的職業興趣。
Pasquet迫不及待地要說明他的清白和判決的不公。據他介紹，2010年至2011年間他從FranceAgriMer（一個半官方機構）得到一筆補貼，用於在中國的推廣活動。推廣活動透過一個法華人在中國開的公司來做，他沒有把錢付給這個公司，而是用他的酒作價換取服務。一年後他發現，這個公司並沒做什麼活動，而他的酒卻被這個公司據為已有。由於並沒有動用那筆補貼，他也已把第一筆近30萬歐元還給了FranceAgriMer。而2012年的第二筆補貼，他是用了一些的，當時FranceAgriMer也只是要他歸還一部分，但現在法庭要求他全還。而至於報銷憑證的造假，是那個在中國的公司所為，他並不知情，他也是受害者。
而關於違反格拉夫產區管理規定的問題，Pasquet說，不知道INAO（國家原產地命名和質量管理局）為何要告他。他向我出示了一份檔案，是由INAO授權的Quali-Bordeaux於2010年12月27日對Liber Pater的考察報告，報告的結論是：“酒莊擁有的5.8920公頃的全部葡萄園均位於Graves Superieures/Graves產區內，因此可以稱為AOC。”他在2010年後新增加了2.3公頃的葡萄園用於種植一些如今已是產區非法定品種的古老的葡萄品種，並使其種植密度達到每公頃20000株，遠超出格拉夫AOC每公頃6000至8000株的標準。“我打算2016年用這部分葡萄釀酒，之前釀的酒，所使用的葡萄品種以及葡萄藤的間距，均符合AOC的規定，”他說。
Pasquet不服目前判決結果，正在上訴。我分別向FranceAgriMer和INAO的新聞官發電子郵件，試圖從他們那裡瞭解故事的另一個版本，但沒收到回覆。僅憑一面之詞，我不能充當終審的角色，判定Pasquet是否無辜。關於騙取補貼，那兩筆錢（特別是第一筆）的使用肯定有問題，關鍵是看到底是誰做的假。而關於AOC法規的遵守，以案論案，不知法庭受理申訴時是否接受Pasquet的辯詞。
Pasquet對目前的判決的不滿並不以案論案，“這是一場陰謀，這場判決是有人操控的。”Pasquet認為禍起於他要復興1855年分級前波爾多葡萄酒的風格的努力，“我重新種植了老品種，種植密度和1855年一樣，現在，他們看到這些品種今年馬上就要開始釀酒了，他們就想方設法摧毀這一切，阻止我向全世界提供出自我的風土的1855年葡萄酒的味道。” Pasquet曾於去年10月8日在格拉夫組織過一場辯論會，邀請了50多人一起討論波爾多葡萄酒的口感，其中搬來了94歲高齡的葡萄品種專家Pierre Galet。Pierre Galet說：“1855年分級的時候，梅洛在波爾多並不出名，當時的酒農主要種植Castet、Mancin和赤霞珠及品麗珠。”Pasquet還說，那時，波爾多有近40個葡萄品種，Château d’Issan在1855年分級時全部種植的是Mancin Noir。
“陰謀論”恐難找到真憑實據。但Pasquetr 的主張和行為，確是戳到1855體系的痛處：超過一個半世紀，外部內部環境鉅變，但列級上的酒莊基本不增不減不升不降，享盡波爾多葡萄酒的尊榮。與後來出現的其它分級一樣，某種意義上是在維護一種利益格局。
Pasquet原是標誌公司的一個化學工程師，2006年在格拉夫買下約8公頃的地種葡萄釀酒。在酒莊林立的波爾多他如何才能出頭？釀出好酒（他做到了）顯然還不夠，於是他玩出許多噱頭：酒莊本無歷史，他給酒莊取名Liber Pater，這是古羅馬裡葡萄樹神和葡萄酒神的名字，並說酒莊所在地正是古羅馬的葡萄園；瓶塞、酒標、包裝都極為豪華；給葡萄酒定出甩下1855一級莊的超高價錢，市場主要在俄羅斯、中國、阿聯酋；再就是所謂復興1855的風格，你跟我說1855，但誰更能代表1855？他希望藉此跳出當下波爾多葡萄酒圈既有的格局。這是我對Pasquet的商業邏輯的揣測。
如果我的揣測是對的話，Pasquet的這種商業邏輯頗有創意也很有趣。但我也有些問題要與Pasquet商榷。比如定價，你可以有許多定價高的理由，酒質好、產量低、有的年份不產酒，等等，但定價與基本成本總有關係，與市場上同類型產品的定價也有關係。事實上，中國的葡萄酒愛好者對Liber Pater的定價，持非議的人不在少數。當然，在一個自由市場裡，經營者有定價的自主權，如定一個高價，又能把產品賣出去，那是經營者的本事，這本身無可厚非。但應該指出的是，Liber Pater是在2010年左右進入中國的，那時的中國葡萄酒市場不成熟不理智，今天的中國市場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又如復興1855葡萄酒風格的問題，存在就是合理的，在根瘤蚜蟲病害後波爾多棄用一些葡萄品種，在當時也是一種必然。你不是抨擊當今波爾多葡萄酒的風格千篇一律並主張變化嗎？如今的葡萄酒風格不同於1855年的時候恰就是一種變化。何況，當今世人有誰嘗過1855年的葡萄酒？須知當今的釀酒裝置及技術，是1855年的釀酒裝置和技術所不可比擬的，厚古簿今，說服力並不那麼充分。
最近電視臺熱播《少帥》。張作霖屢屢教誨張學良：“江湖是什麼？江湖就是人情世故。”Pasquet顯然是在挑戰一個江湖，把人情世故置於腦後。另類或可成功，或會慘敗。
格拉夫產區的Liber Pater酒莊的莊主Loic Pasquet最近很煩：去年10月19日，波爾多輕罪法院簽署傳票，召他2016年1月14日上庭，就他向France AgriMer申請的兩筆金額分別為34.9686萬歐元和23.2500萬歐元的補貼的使用和報銷的情況，以及他沒有遵守產區的技術規範的問題作出迴應。11月中旬，Pasquet發現，他的葡萄園中有500株葡萄藤的根部一夜之間被蓄意砍斷，這是他五年前種下的一個叫Castet的品種，與他一同種下的其它幾個品種Mancin、Pardotte等一樣，存在於200年前的波爾多，自100多年前根瘤蚜蟲病害後在波爾多便不再有酒莊種植了。（此事警方一直未能破案） 1月14日，法庭當庭宣判，Pasquet因財務造假騙取補貼近59萬歐元和違反AOC的種植和釀造的規定，被判入獄12個月（緩刑）和罰款3萬歐元。
在中國葡萄酒圈中，不少人知道Liber Pater，特別是知道這可能是最貴的波爾多葡萄酒。查RVF2013年版的《法國最佳葡萄酒指南》，LiberPater2009年份紅葡萄酒，18分，每瓶1800歐元；而同在格拉夫的1855一級莊奧比昂，同一年份紅葡萄酒，19.5分，每瓶726歐元。所以，Liber Pater莊主被判刑和罰款的訊息，在1月15日之後的幾天，在中國葡萄酒圈熱傳。
我以前在北京兩度見過Pasquet。1月18日，有兩個渠道的人找到我，說Pasquet次日會在北京，問我有無興趣見見。他這時是個新聞人物，我當然有見他的職業興趣。
Pasquet迫不及待地要說明他的清白和判決的不公。據他介紹，2010年至2011年間他從FranceAgriMer（一個半官方機構）得到一筆補貼，用於在中國的推廣活動。推廣活動透過一個法華人在中國開的公司來做，他沒有把錢付給這個公司，而是用他的酒作價換取服務。一年後他發現，這個公司並沒做什麼活動，而他的酒卻被這個公司據為已有。由於並沒有動用那筆補貼，他也已把第一筆近30萬歐元還給了FranceAgriMer。而2012年的第二筆補貼，他是用了一些的，當時FranceAgriMer也只是要他歸還一部分，但現在法庭要求他全還。而至於報銷憑證的造假，是那個在中國的公司所為，他並不知情，他也是受害者。
而關於違反格拉夫產區管理規定的問題，Pasquet說，不知道INAO（國家原產地命名和質量管理局）為何要告他。他向我出示了一份檔案，是由INAO授權的Quali-Bordeaux於2010年12月27日對Liber Pater的考察報告，報告的結論是：“酒莊擁有的5.8920公頃的全部葡萄園均位於Graves Superieures/Graves產區內，因此可以稱為AOC。”他在2010年後新增加了2.3公頃的葡萄園用於種植一些如今已是產區非法定品種的古老的葡萄品種，並使其種植密度達到每公頃20000株，遠超出格拉夫AOC每公頃6000至8000株的標準。“我打算2016年用這部分葡萄釀酒，之前釀的酒，所使用的葡萄品種以及葡萄藤的間距，均符合AOC的規定，”他說。
Pasquet不服目前判決結果，正在上訴。我分別向FranceAgriMer和INAO的新聞官發電子郵件，試圖從他們那裡瞭解故事的另一個版本，但沒收到回覆。僅憑一面之詞，我不能充當終審的角色，判定Pasquet是否無辜。關於騙取補貼，那兩筆錢（特別是第一筆）的使用肯定有問題，關鍵是看到底是誰做的假。而關於AOC法規的遵守，以案論案，不知法庭受理申訴時是否接受Pasquet的辯詞。
Pasquet對目前的判決的不滿並不以案論案，“這是一場陰謀，這場判決是有人操控的。”Pasquet認為禍起於他要復興1855年分級前波爾多葡萄酒的風格的努力，“我重新種植了老品種，種植密度和1855年一樣，現在，他們看到這些品種今年馬上就要開始釀酒了，他們就想方設法摧毀這一切，阻止我向全世界提供出自我的風土的1855年葡萄酒的味道。” Pasquet曾於去年10月8日在格拉夫組織過一場辯論會，邀請了50多人一起討論波爾多葡萄酒的口感，其中搬來了94歲高齡的葡萄品種專家Pierre Galet。Pierre Galet說：“1855年分級的時候，梅洛在波爾多並不出名，當時的酒農主要種植Castet、Mancin和赤霞珠及品麗珠。”Pasquet還說，那時，波爾多有近40個葡萄品種，Château d’Issan在1855年分級時全部種植的是Mancin Noir。
“陰謀論”恐難找到真憑實據。但Pasquetr 的主張和行為，確是戳到1855體系的痛處：超過一個半世紀，外部內部環境鉅變，但列級上的酒莊基本不增不減不升不降，享盡波爾多葡萄酒的尊榮。與後來出現的其它分級一樣，某種意義上是在維護一種利益格局。
Pasquet原是標誌公司的一個化學工程師，2006年在格拉夫買下約8公頃的地種葡萄釀酒。在酒莊林立的波爾多他如何才能出頭？釀出好酒（他做到了）顯然還不夠，於是他玩出許多噱頭：酒莊本無歷史，他給酒莊取名Liber Pater，這是古羅馬裡葡萄樹神和葡萄酒神的名字，並說酒莊所在地正是古羅馬的葡萄園；瓶塞、酒標、包裝都極為豪華；給葡萄酒定出甩下1855一級莊的超高價錢，市場主要在俄羅斯、中國、阿聯酋；再就是所謂復興1855的風格，你跟我說1855，但誰更能代表1855？他希望藉此跳出當下波爾多葡萄酒圈既有的格局。這是我對Pasquet的商業邏輯的揣測。
如果我的揣測是對的話，Pasquet的這種商業邏輯頗有創意也很有趣。但我也有些問題要與Pasquet商榷。比如定價，你可以有許多定價高的理由，酒質好、產量低、有的年份不產酒，等等，但定價與基本成本總有關係，與市場上同類型產品的定價也有關係。事實上，中國的葡萄酒愛好者對Liber Pater的定價，持非議的人不在少數。當然，在一個自由市場裡，經營者有定價的自主權，如定一個高價，又能把產品賣出去，那是經營者的本事，這本身無可厚非。但應該指出的是，Liber Pater是在2010年左右進入中國的，那時的中國葡萄酒市場不成熟不理智，今天的中國市場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又如復興1855葡萄酒風格的問題，存在就是合理的，在根瘤蚜蟲病害後波爾多棄用一些葡萄品種，在當時也是一種必然。你不是抨擊當今波爾多葡萄酒的風格千篇一律並主張變化嗎？如今的葡萄酒風格不同於1855年的時候恰就是一種變化。何況，當今世人有誰嘗過1855年的葡萄酒？須知當今的釀酒裝置及技術，是1855年的釀酒裝置和技術所不可比擬的，厚古簿今，說服力並不那麼充分。
最近電視臺熱播《少帥》。張作霖屢屢教誨張學良：“江湖是什麼？江湖就是人情世故。”Pasquet顯然是在挑戰一個江湖，把人情世故置於腦後。另類或可成功，或會慘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