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大先生，名特，字有達;餘二先生，名持，字有重。在“泰伯祠大祭”後才出場的文士當中，這兩兄弟，尤其是為兄的餘大先生，可算是很有個性的人物。餘家與天長杜府是表親，與五河本地的虞家也是表親，所以杜少卿與虞華軒(名梁)都叫餘大先生作表兄。
餘大先生文名極高，德行又最為人所稱道，所以湯鎮臺看著兩個飯桶兒子狗屁不通的作文著急，欲聘明師，蕭柏泉便舉薦了餘大先生。湯鎮臺固是大喜，怎奈他那不成器的兒子實在不懂規矩(家教不好，湯鎮臺難辭其咎)，去拜先生卻不肯寫晚生帖，說什麼“半師半友，只好寫個‘同學晚弟’。”餘大先生有涵養，見了亦不生氣，卻笑道：“老先生大位，公子高才，我老拙無能，豈堪為一日之長?容斟酌再來奉覆罷。”次日回拜蕭柏泉，則直言湯由“非求教之誠”，堅辭了湯家的邀請。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餘大先生為人行事最看重這一點。辭館這件事不過是見證餘大先生性情“迂直”的事件之一，性質也不甚嚴重。依著餘大先生的脾氣，自己受點委屈沒什麼，倘若有辱名教卻是不可忍的。
餘氏兄弟的故鄉，在吳敬梓先生的筆下，最是勢利燻心，民風惡賴。餘大先生在外遊歷日久，一回鄉便遇到許多令他氣憤難平以至“迂性呆氣”大發的事情。唐氏叔侄名利燻心，一中鄉試便置天倫於不顧，慌不迭地敘起同年。性情灑脫如虞華軒者，不過視其為“鬼話”、“夢話”;既是鬼話、夢話，自然也犯不上與其較真，所以尚能仰天大笑：“從古至今也沒有這樣奇事。”餘大先生聽了，卻是“氣得兩臉紫漲，脖子裡的筋都耿出來”，憤然道：“請問人生世上，是祖、父要緊，是科名要緊?”“既知是祖、父要緊，如何才中了個舉人，便丟了天屬之親，叔侄們認起同年同門來?這樣得罪名教的話，我一世也不願意聽!”
餘大先生迂直得可愛、可敬(一如迂直得可愛、可敬的馬二先生，雖然兩個人秉性並不一樣)，然而也無奈。餘氏兄弟二人，“品行文章是從古沒有的”，卻不幸生在了“說起那人有品行，他就歪著嘴笑;說起前幾十年的世家大族，他就鼻子裡笑;說那個人會做詩賦古文，他就眉毛都會笑”的惡俗地方——其實哪裡又不惡俗呢?杜少卿不也是在天長那本地方不得開心顏，才聽從婁老伯的勸告去了南京?餘氏兄弟不結交本縣的官長，又與新近暴發的方家、彭家非親非友，所以親友們雖不敢輕視，卻也不知敬重;只有表弟虞華軒與他們意氣相投，誠心邀請餘大先生做兒子的業師。虞華軒七八歲上就是個神童(和莊徵君一樣)，二十多歲，學問成了，“一切兵、農、禮、樂、工、虞、水、火之事，他提了頭就知道尾，文章也是枚、馬，詩賦也是李、杜”——這些通儒學問八股科考固然用不上，虞華軒自己也並不希罕飛黃騰達。用他對餘大先生的原話來說，“舉人、進士，我和表兄兩家車載斗量，也不是什麼出奇東西。將來小兒在表兄門下，第一要學了表兄的品行，這就受益的多了!”然而他們雖然意氣相投，卻終究拿那些趨炎附勢的親族本家無可奈何。
節孝入祠(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現實，不必以今日的價值標準酷評當時的節孝觀吧)的日子，兩家都有好幾位叔祖母、伯母、叔母入祠，本該合族公備祭酌，同到祠門，公服迎接的，然而餘氏兄弟與虞華軒各去本家傳了一遍，竟無人肯來，倒都去陪祭候送方家老太太入祠，上演了一場鑼響鼓鳴、吹打安位、繡衣朱履、觥籌交錯的熱鬧戲——“高潮”是方六老爺典禮未盡便受不得拘束，寬去紗帽圓領，換了方巾便服，閣上廊沿間溜達著，笑容可掬地與賣花牙婆“指點江山”。氣得餘大先生道：“我們縣裡，禮義廉恥一總都滅絕了!也因學宮裡沒有個好官，若是放在南京虞博士那裡，這樣事如何行的去!”後來餘大先生也做了學官，就以虞博士為楷模，愛護褒揚有德有才的文士——這是後話，此時也只好大家同嘆一口氣，一同到家，吃了酒，各自散了。
對於現實的無奈，餘氏兄弟與虞華軒因其秉性不同，採取了不同的應對方式。虞華軒性格灑脫不羈，“又守著幾畝田園，跑不到別處去，因此就激而為怒”，專愛拿那些貪利的田販子、房牙子開涮，藉以開心。虞華軒精心設計，捉弄粗俗、貪鄙、尤其愛吹牛的田販子成老爹的那段故事，是書中最精彩有趣的情節之一，讀來令人捧腹，開心，解氣——然而痛快過後，又總不免有些落寞：想想虞華軒滿腹經綸、大好才華竟無處伸展，只能用來與這些市井無賴、惡俗小人治氣，怎不讓人由心底裡發出一聲悲涼之嘆!或許也是虞華軒的境界還不夠吧，換了杜少卿，大概就不屑於治這份氣，只管做自己喜歡的事就是了，所以他有《詩說》傳世(可惜現實中吳敬梓先生的《詩說》七卷卻都亡佚了)。
與外向、傲世的虞華軒不同，餘氏兄弟是守著祖宗家訓，閉戶讀書，不講那些“隔壁帳的勢利”，以內斂、自重的方式固守著自己的一方世界。兄弟二人一般的清心淡泊，有一日本可有三處酒吃，卻陰差陽錯一處也沒吃成，兄弟倆也不懊惱，兩個人自嘲著，吃了些小菜晚飯，吃了幾杯茶，各自安歇——老兄弟倆處事那麼合拍、自然，作者也只是淡淡地寫來，卻極有回味。當然這是極小的事，書中不惜筆墨重點描寫的，是餘二先生代兄受過替餘大先生擋官司和餘氏兄弟尋地安葬父母靈柩的事蹟。
餘大先生這場官司，說起來其實有些不大光彩，是他在無為州替一個姓風名影的、官司在身的人說情惹來的。不過那場官司的內情書中並未詳敘，既系“捕風捉影”，想來吳敬梓先生的本意也不在敘述案情，只是藉此非常事件才好表現大先生、二先生的兄弟敦誼。說情事洩，捉拿餘大先生的關文到了縣裡，卻將大先生的名字錯寫成了二先生的名字。二先生便將錯就錯，一邊遣人捎書給正在南京杜少卿家做客的大先生，告訴他萬萬不可回家;一邊頂著鄉里、親戚的勸告，挑著關文不符之處委蛇周旋。直到事情不了了之，無為州再不來提了，才放心地約大先生回家。老兄弟倆得以日常相守，同葬父母。書中所寫餘氏兄弟的兄良弟悌、和睦敦誼，雖然不像虞華軒的意氣治惡那麼富有戲劇性，卻更平實、親切、感人。
四十四回書中遲衡山、杜少卿等人對“士君子惑於龍穴、沙水之說”，自己心裡想要發達，卻假孝道之名施行遷葬的貪鄙、虛偽、大逆不道進行了痛快淋漓的批判。而他們所揭露的“風水”之風盛行之下的種種醜惡世態，就在下一回書中摹繪得活靈活現。餘氏兄弟聽從遲衡山、杜少卿等人的至理真言，不去理會風水之說，堅持“不必講發富發貴，只要地下乾暖，無風無蟻”，選定了葬地。也不去理會“靈柩抬出門，再要抬進來，就要窮人家”的無稽之談，火災之後依舊將靈柩請進中堂，擇日盡禮出殯歸葬。大先生說：“我兩人葬父母，自然該正正經經的告了廟，備祭辭靈，遍請親友會葬，豈可如此草率!”二先生說：“這何消說，如果要窮死，盡是我弟兄兩個當災。”——言語平淡，卻有振聾發聵之效。幾百年後的今日，風水之風又開始莫名地盛行，卻不聞杜少卿刀斫風水狗頭、凌遲忤逆子孫的快語，令人好生寂寞。
餘氏兄弟有幾分虞博士的敦厚，資性中卻少一些虞博士那種天懷淡定;虞華軒有幾分杜少卿的才情，可惜終是止於意氣，沒能修煉成真正的豪傑精神。然而他們處在那麼烏煙瘴氣的惡劣環境中，仍能潔身自好，堅守自己的品行、氣節，實在是難得，不愧是儒林中的上品人物。
餘大先生，名特，字有達;餘二先生，名持，字有重。在“泰伯祠大祭”後才出場的文士當中，這兩兄弟，尤其是為兄的餘大先生，可算是很有個性的人物。餘家與天長杜府是表親，與五河本地的虞家也是表親，所以杜少卿與虞華軒(名梁)都叫餘大先生作表兄。
餘大先生文名極高，德行又最為人所稱道，所以湯鎮臺看著兩個飯桶兒子狗屁不通的作文著急，欲聘明師，蕭柏泉便舉薦了餘大先生。湯鎮臺固是大喜，怎奈他那不成器的兒子實在不懂規矩(家教不好，湯鎮臺難辭其咎)，去拜先生卻不肯寫晚生帖，說什麼“半師半友，只好寫個‘同學晚弟’。”餘大先生有涵養，見了亦不生氣，卻笑道：“老先生大位，公子高才，我老拙無能，豈堪為一日之長?容斟酌再來奉覆罷。”次日回拜蕭柏泉，則直言湯由“非求教之誠”，堅辭了湯家的邀請。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餘大先生為人行事最看重這一點。辭館這件事不過是見證餘大先生性情“迂直”的事件之一，性質也不甚嚴重。依著餘大先生的脾氣，自己受點委屈沒什麼，倘若有辱名教卻是不可忍的。
餘氏兄弟的故鄉，在吳敬梓先生的筆下，最是勢利燻心，民風惡賴。餘大先生在外遊歷日久，一回鄉便遇到許多令他氣憤難平以至“迂性呆氣”大發的事情。唐氏叔侄名利燻心，一中鄉試便置天倫於不顧，慌不迭地敘起同年。性情灑脫如虞華軒者，不過視其為“鬼話”、“夢話”;既是鬼話、夢話，自然也犯不上與其較真，所以尚能仰天大笑：“從古至今也沒有這樣奇事。”餘大先生聽了，卻是“氣得兩臉紫漲，脖子裡的筋都耿出來”，憤然道：“請問人生世上，是祖、父要緊，是科名要緊?”“既知是祖、父要緊，如何才中了個舉人，便丟了天屬之親，叔侄們認起同年同門來?這樣得罪名教的話，我一世也不願意聽!”
餘大先生迂直得可愛、可敬(一如迂直得可愛、可敬的馬二先生，雖然兩個人秉性並不一樣)，然而也無奈。餘氏兄弟二人，“品行文章是從古沒有的”，卻不幸生在了“說起那人有品行，他就歪著嘴笑;說起前幾十年的世家大族，他就鼻子裡笑;說那個人會做詩賦古文，他就眉毛都會笑”的惡俗地方——其實哪裡又不惡俗呢?杜少卿不也是在天長那本地方不得開心顏，才聽從婁老伯的勸告去了南京?餘氏兄弟不結交本縣的官長，又與新近暴發的方家、彭家非親非友，所以親友們雖不敢輕視，卻也不知敬重;只有表弟虞華軒與他們意氣相投，誠心邀請餘大先生做兒子的業師。虞華軒七八歲上就是個神童(和莊徵君一樣)，二十多歲，學問成了，“一切兵、農、禮、樂、工、虞、水、火之事，他提了頭就知道尾，文章也是枚、馬，詩賦也是李、杜”——這些通儒學問八股科考固然用不上，虞華軒自己也並不希罕飛黃騰達。用他對餘大先生的原話來說，“舉人、進士，我和表兄兩家車載斗量，也不是什麼出奇東西。將來小兒在表兄門下，第一要學了表兄的品行，這就受益的多了!”然而他們雖然意氣相投，卻終究拿那些趨炎附勢的親族本家無可奈何。
節孝入祠(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現實，不必以今日的價值標準酷評當時的節孝觀吧)的日子，兩家都有好幾位叔祖母、伯母、叔母入祠，本該合族公備祭酌，同到祠門，公服迎接的，然而餘氏兄弟與虞華軒各去本家傳了一遍，竟無人肯來，倒都去陪祭候送方家老太太入祠，上演了一場鑼響鼓鳴、吹打安位、繡衣朱履、觥籌交錯的熱鬧戲——“高潮”是方六老爺典禮未盡便受不得拘束，寬去紗帽圓領，換了方巾便服，閣上廊沿間溜達著，笑容可掬地與賣花牙婆“指點江山”。氣得餘大先生道：“我們縣裡，禮義廉恥一總都滅絕了!也因學宮裡沒有個好官，若是放在南京虞博士那裡，這樣事如何行的去!”後來餘大先生也做了學官，就以虞博士為楷模，愛護褒揚有德有才的文士——這是後話，此時也只好大家同嘆一口氣，一同到家，吃了酒，各自散了。
對於現實的無奈，餘氏兄弟與虞華軒因其秉性不同，採取了不同的應對方式。虞華軒性格灑脫不羈，“又守著幾畝田園，跑不到別處去，因此就激而為怒”，專愛拿那些貪利的田販子、房牙子開涮，藉以開心。虞華軒精心設計，捉弄粗俗、貪鄙、尤其愛吹牛的田販子成老爹的那段故事，是書中最精彩有趣的情節之一，讀來令人捧腹，開心，解氣——然而痛快過後，又總不免有些落寞：想想虞華軒滿腹經綸、大好才華竟無處伸展，只能用來與這些市井無賴、惡俗小人治氣，怎不讓人由心底裡發出一聲悲涼之嘆!或許也是虞華軒的境界還不夠吧，換了杜少卿，大概就不屑於治這份氣，只管做自己喜歡的事就是了，所以他有《詩說》傳世(可惜現實中吳敬梓先生的《詩說》七卷卻都亡佚了)。
與外向、傲世的虞華軒不同，餘氏兄弟是守著祖宗家訓，閉戶讀書，不講那些“隔壁帳的勢利”，以內斂、自重的方式固守著自己的一方世界。兄弟二人一般的清心淡泊，有一日本可有三處酒吃，卻陰差陽錯一處也沒吃成，兄弟倆也不懊惱，兩個人自嘲著，吃了些小菜晚飯，吃了幾杯茶，各自安歇——老兄弟倆處事那麼合拍、自然，作者也只是淡淡地寫來，卻極有回味。當然這是極小的事，書中不惜筆墨重點描寫的，是餘二先生代兄受過替餘大先生擋官司和餘氏兄弟尋地安葬父母靈柩的事蹟。
餘大先生這場官司，說起來其實有些不大光彩，是他在無為州替一個姓風名影的、官司在身的人說情惹來的。不過那場官司的內情書中並未詳敘，既系“捕風捉影”，想來吳敬梓先生的本意也不在敘述案情，只是藉此非常事件才好表現大先生、二先生的兄弟敦誼。說情事洩，捉拿餘大先生的關文到了縣裡，卻將大先生的名字錯寫成了二先生的名字。二先生便將錯就錯，一邊遣人捎書給正在南京杜少卿家做客的大先生，告訴他萬萬不可回家;一邊頂著鄉里、親戚的勸告，挑著關文不符之處委蛇周旋。直到事情不了了之，無為州再不來提了，才放心地約大先生回家。老兄弟倆得以日常相守，同葬父母。書中所寫餘氏兄弟的兄良弟悌、和睦敦誼，雖然不像虞華軒的意氣治惡那麼富有戲劇性，卻更平實、親切、感人。
四十四回書中遲衡山、杜少卿等人對“士君子惑於龍穴、沙水之說”，自己心裡想要發達，卻假孝道之名施行遷葬的貪鄙、虛偽、大逆不道進行了痛快淋漓的批判。而他們所揭露的“風水”之風盛行之下的種種醜惡世態，就在下一回書中摹繪得活靈活現。餘氏兄弟聽從遲衡山、杜少卿等人的至理真言，不去理會風水之說，堅持“不必講發富發貴，只要地下乾暖，無風無蟻”，選定了葬地。也不去理會“靈柩抬出門，再要抬進來，就要窮人家”的無稽之談，火災之後依舊將靈柩請進中堂，擇日盡禮出殯歸葬。大先生說：“我兩人葬父母，自然該正正經經的告了廟，備祭辭靈，遍請親友會葬，豈可如此草率!”二先生說：“這何消說，如果要窮死，盡是我弟兄兩個當災。”——言語平淡，卻有振聾發聵之效。幾百年後的今日，風水之風又開始莫名地盛行，卻不聞杜少卿刀斫風水狗頭、凌遲忤逆子孫的快語，令人好生寂寞。
餘氏兄弟有幾分虞博士的敦厚，資性中卻少一些虞博士那種天懷淡定;虞華軒有幾分杜少卿的才情，可惜終是止於意氣，沒能修煉成真正的豪傑精神。然而他們處在那麼烏煙瘴氣的惡劣環境中，仍能潔身自好，堅守自己的品行、氣節，實在是難得，不愧是儒林中的上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