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的絕筆詩
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
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弔民殘。
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
海外塵氛猶未了，請君莫作等閒看。
李鴻章，這位晚清重臣，現在中學教科書裡對他的評價不高，民間戲稱他是“善後專家”，他也自嘲為“裱糊匠”。因為我們記住的是諸多悲情的歷史事件與他緊緊聯絡在一起。如何用正確的史觀去看待這一歷史人物？近日看鳳凰衛視，又蒐羅網路，對他的認識漸漸清晰起來。
也許梁啟超的《李鴻章傳》評價更中肯：“李鴻章必為數千年中國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李鴻章必為十九世紀世界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故“讀中國近世史者，勢不得不口李鴻章；而讀李鴻章傳者，勢不得不手中國近世史！”然而，李鴻章畢竟只是晚清“庸眾中的傑士”，他“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他向西方學習，畢生追求的富國強兵的夢想，始終只停留在器物層面上。他沒有也不可能去改變腐朽的封建體制，於是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只是“沙上建塔”。正如他自己所說，終其一生，他“只是一個裱糊匠，面對一個破屋只知修葺卻不能改造。”所以，梁啟超認為李“有才氣而無學識，有閱歷而無血性”，他說“敬李鴻章之才”，“惜李鴻章之識”，“悲李鴻章之遇”吾讀日本報，有德富蘇峰著論一篇，其品評李鴻章有獨到之點，茲譯錄如下：
支那之名人物李鴻章逝，東洋之政局，自此不免有寂寞，不獨為清廷起喬雕柱折之感而已。
概而言之，謂李鴻章人物之偉大，事功之崇隆，不如謂其福命之過人也。彼早歲得科第，入詞館，佔清貴名譽之地位，際長髮之亂，為曾國藩幕僚，任淮軍統帥，賴戈登之力以平定江蘇，及其平捻也，亦實承曾國藩之遺策，遂成大功，及為直隸總督，分天津教案，正當要挾狼狽之際，忽遇普法戰起，法英俄美，皆奔走喘息於西歐大事，而此教案遂銷沉於無聲無形之間。邇來二十有五年，彼統制北洋，開府天津，綜支那之大政，立世界之舞臺，此實彼之全盛時代也。
雖然，彼之地位，彼之勢力，非悉以僥倖而得之者。彼在支那文武百僚中，確有超卓之眼孔，敏捷之手腕，而非他人之所能及也。彼知西來之大勢，識外國之文明，思利用之以自強，此種眼光，雖先輩曾國藩，恐亦讓彼一步，而左宗棠、曾國荃更無論也。彼屯練淮軍於天津，教以洋操；興北洋水師，設防於旅順、威海、大沽；開招商局，以便沿海河川之交通；置機器局，製造兵器；辦開平煤礦；倡議設鐵路。自軍事商務工業，無一不留意。雖其議之發自彼與否暫勿論，其權全在彼與否暫勿論，其辦理之有成效與否暫勿論，然要之導清國使前進以至今日之地位者誰乎？固不得不首屈一指曰：李鴻章也。
世界之人，殆知有李鴻章，不復知有北京朝廷。雖然，北京朝廷之於彼，必非深親信者。不寧惟是，且常以猜疑憎嫉之眼待之，不過因外部之壓迫，排難解紛，非彼莫能，故不得已而用之耳。況各省督撫，滿廷群僚，其不釋然於彼者，所在皆是。蓋雖其全盛時代，而其在內之勢力，固已甚微薄，而非如對外之有無限權力無限光榮也。
中日之役是彼一生命運之轉潮也。彼果自初蓄意以主戰乎？不能深知之。但觀其當事機將決裂之際，忽與俄使喀希尼商，請其干涉弭兵，則其始之派兵於北韓，或欲用威脅手段，不戰而屈日本，亦末可知。大抵彼自視過高，視中國過大，而料敵情頗有不審者，彼蓋未知東亞局面之大勢。算有遺策，不能為諱也。一言蔽之，則中日之役，實彼平生之孤注一擲也。而此一擲不中，遂至積年之勞績聲名，掃地幾盡。
尋常人遇此失意，其不以憂憤死者幾希。雖然，彼以七十三歲之高齡，內則受重譴於朝廷，外則任支援於殘局，挺出以任議和之事，不幸為兇客所狙，猶能從容，不辱其命，更輿櫬赴俄國，賀俄皇加冕，遊歷歐美，於前事若無一毫介意者，彼之不可及者，在於是。
彼之末路，蕭條甚矣。彼之前半生，甚親英國，其 後半生，最親俄國，故英人目彼為鬻身於俄廷。以吾論之，彼之親俄也，以其可畏乎？以其可信乎？吾不得而知之，要之，彼認俄國為東方最有勢力之國，寧賂關外之地，託庇於其勢力之下，以苟安於一時。此其大原因也。彼之中俄密約滿洲條約等事，或視之與秦檜之事金，同為賣國賊臣。此其論未免過酷。蓋彼之此舉，乃利害得失之問題，非正邪善惡之問題也。 彼自退出總理衙門後，或任治河而遠出於山東，或任商務而僻駐於兩廣，直至義和團事起，乃復任直隸總督，與慶王同任議和全權，事方定而溘然長逝，此實可稱悲慘之末路，而不可謂恥辱之末路也。何也？彼其雄心，至死未消磨盡也。使彼而卒於中日戰事以前，則彼為十九世紀之一偉人，作世界史者必大書特書而無容疑也。彼其容貌堂堂，其辭令巧善，機鋒銳敏，縱擒自由，使人一見而知為偉人。雖然，彼之血管中，曾有一點英雄之血液否乎？此吾所不敢斷言也。彼非如格蘭斯頓有道義的高情，彼非如俾斯麥有倔強的男性，彼非如康必達有愛國的熱火，彼非如西鄉隆盛有推心置腹的至誠。至其經世之識量，亦未有能令我感服而不能已者。要而論之，彼非能為鼓吹他人崇拜英雄心之偶像也。
雖然，彼之大橫著，有使人驚歎者。彼支那人也！彼大支那人也！！！彼無論如何之事，不驚其魂，不惱其心，彼能忍人所不能忍，無論若何失望之事，視之如浮雲過空，雖其內心或不能無懊惱乎，無悔恨乎，然其痕跡，從何處求之見之？不觀乎鐵血宰相俾斯麥乎？一旦失意退隱，其胸中瞋恚之火，直噴出如焰。而李鴻章則於其身上之事，若曾無足以掛其慮者然，其容忍力之偉大，吾人所尊敬膜拜而不能措者也。若使彼如諸葛孔明之為人，則決無可以久生於此世界之理。何也？彼一生之歷史，實支那帝國衰亡史也，如剝筍皮，一日緊一日，與彼同時代之人物，雕落殆盡。彼之一生以前光後暗而終焉。而彼之處此，曾不以擾動其心，或曰：彼殆無腦筋之人也！雖然，天下人能如彼之無腦筋者有幾乎？無腦筋之絕技一至此，寧非可嘆賞者耶？陸奧宗光評彼曰：謂彼有豪膽，有逸才，有決斷力，寧謂彼分憐俐有奇指，妙察事機之利害得失也。此言殆可謂鐵案不移。雖然，彼從不畏避責任，是彼之不可及也，此其所以數十年為清廷最要之人，瀕死而猶有絕大關係，負中外之望也。或曰：彼自視如無責任，故雖如何重大之責任，皆當之而不辭。然此之一事，則亦技之所以為大也。彼可謂支那人之代表人也。彼純然如涼血類動物，支那人之性也，彼其事大主義，支那人之性也，其容忍力之強，支那人之性也，其硬腦硬麵皮，支那人之性也，其詞令巧妙，支那人之性也，其狡獪有城府，支那人之性也，其自信自大，支那人之性也。彼無管仲之經世的識量，彼無孔明之治國的誠實，雖然，彼非如王安石之學究。彼其以逸待勞，機智縱橫，虛心平氣，百般之艱然糾紛，能從容以排解之，舍勝海舟外，殆末見有其比也。
以上之論。確能摹寫李鴻章人物之真相，而無所遺，褒之不過其當，貶之不溢其短，吾可無復贊一辭矣。
李鴻章的絕筆詩
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
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弔民殘。
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
海外塵氛猶未了，請君莫作等閒看。
李鴻章，這位晚清重臣，現在中學教科書裡對他的評價不高，民間戲稱他是“善後專家”，他也自嘲為“裱糊匠”。因為我們記住的是諸多悲情的歷史事件與他緊緊聯絡在一起。如何用正確的史觀去看待這一歷史人物？近日看鳳凰衛視，又蒐羅網路，對他的認識漸漸清晰起來。
也許梁啟超的《李鴻章傳》評價更中肯：“李鴻章必為數千年中國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李鴻章必為十九世紀世界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故“讀中國近世史者，勢不得不口李鴻章；而讀李鴻章傳者，勢不得不手中國近世史！”然而，李鴻章畢竟只是晚清“庸眾中的傑士”，他“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他向西方學習，畢生追求的富國強兵的夢想，始終只停留在器物層面上。他沒有也不可能去改變腐朽的封建體制，於是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只是“沙上建塔”。正如他自己所說，終其一生，他“只是一個裱糊匠，面對一個破屋只知修葺卻不能改造。”所以，梁啟超認為李“有才氣而無學識，有閱歷而無血性”，他說“敬李鴻章之才”，“惜李鴻章之識”，“悲李鴻章之遇”吾讀日本報，有德富蘇峰著論一篇，其品評李鴻章有獨到之點，茲譯錄如下：
支那之名人物李鴻章逝，東洋之政局，自此不免有寂寞，不獨為清廷起喬雕柱折之感而已。
概而言之，謂李鴻章人物之偉大，事功之崇隆，不如謂其福命之過人也。彼早歲得科第，入詞館，佔清貴名譽之地位，際長髮之亂，為曾國藩幕僚，任淮軍統帥，賴戈登之力以平定江蘇，及其平捻也，亦實承曾國藩之遺策，遂成大功，及為直隸總督，分天津教案，正當要挾狼狽之際，忽遇普法戰起，法英俄美，皆奔走喘息於西歐大事，而此教案遂銷沉於無聲無形之間。邇來二十有五年，彼統制北洋，開府天津，綜支那之大政，立世界之舞臺，此實彼之全盛時代也。
雖然，彼之地位，彼之勢力，非悉以僥倖而得之者。彼在支那文武百僚中，確有超卓之眼孔，敏捷之手腕，而非他人之所能及也。彼知西來之大勢，識外國之文明，思利用之以自強，此種眼光，雖先輩曾國藩，恐亦讓彼一步，而左宗棠、曾國荃更無論也。彼屯練淮軍於天津，教以洋操；興北洋水師，設防於旅順、威海、大沽；開招商局，以便沿海河川之交通；置機器局，製造兵器；辦開平煤礦；倡議設鐵路。自軍事商務工業，無一不留意。雖其議之發自彼與否暫勿論，其權全在彼與否暫勿論，其辦理之有成效與否暫勿論，然要之導清國使前進以至今日之地位者誰乎？固不得不首屈一指曰：李鴻章也。
世界之人，殆知有李鴻章，不復知有北京朝廷。雖然，北京朝廷之於彼，必非深親信者。不寧惟是，且常以猜疑憎嫉之眼待之，不過因外部之壓迫，排難解紛，非彼莫能，故不得已而用之耳。況各省督撫，滿廷群僚，其不釋然於彼者，所在皆是。蓋雖其全盛時代，而其在內之勢力，固已甚微薄，而非如對外之有無限權力無限光榮也。
中日之役是彼一生命運之轉潮也。彼果自初蓄意以主戰乎？不能深知之。但觀其當事機將決裂之際，忽與俄使喀希尼商，請其干涉弭兵，則其始之派兵於北韓，或欲用威脅手段，不戰而屈日本，亦末可知。大抵彼自視過高，視中國過大，而料敵情頗有不審者，彼蓋未知東亞局面之大勢。算有遺策，不能為諱也。一言蔽之，則中日之役，實彼平生之孤注一擲也。而此一擲不中，遂至積年之勞績聲名，掃地幾盡。
尋常人遇此失意，其不以憂憤死者幾希。雖然，彼以七十三歲之高齡，內則受重譴於朝廷，外則任支援於殘局，挺出以任議和之事，不幸為兇客所狙，猶能從容，不辱其命，更輿櫬赴俄國，賀俄皇加冕，遊歷歐美，於前事若無一毫介意者，彼之不可及者，在於是。
彼之末路，蕭條甚矣。彼之前半生，甚親英國，其 後半生，最親俄國，故英人目彼為鬻身於俄廷。以吾論之，彼之親俄也，以其可畏乎？以其可信乎？吾不得而知之，要之，彼認俄國為東方最有勢力之國，寧賂關外之地，託庇於其勢力之下，以苟安於一時。此其大原因也。彼之中俄密約滿洲條約等事，或視之與秦檜之事金，同為賣國賊臣。此其論未免過酷。蓋彼之此舉，乃利害得失之問題，非正邪善惡之問題也。 彼自退出總理衙門後，或任治河而遠出於山東，或任商務而僻駐於兩廣，直至義和團事起，乃復任直隸總督，與慶王同任議和全權，事方定而溘然長逝，此實可稱悲慘之末路，而不可謂恥辱之末路也。何也？彼其雄心，至死未消磨盡也。使彼而卒於中日戰事以前，則彼為十九世紀之一偉人，作世界史者必大書特書而無容疑也。彼其容貌堂堂，其辭令巧善，機鋒銳敏，縱擒自由，使人一見而知為偉人。雖然，彼之血管中，曾有一點英雄之血液否乎？此吾所不敢斷言也。彼非如格蘭斯頓有道義的高情，彼非如俾斯麥有倔強的男性，彼非如康必達有愛國的熱火，彼非如西鄉隆盛有推心置腹的至誠。至其經世之識量，亦未有能令我感服而不能已者。要而論之，彼非能為鼓吹他人崇拜英雄心之偶像也。
雖然，彼之大橫著，有使人驚歎者。彼支那人也！彼大支那人也！！！彼無論如何之事，不驚其魂，不惱其心，彼能忍人所不能忍，無論若何失望之事，視之如浮雲過空，雖其內心或不能無懊惱乎，無悔恨乎，然其痕跡，從何處求之見之？不觀乎鐵血宰相俾斯麥乎？一旦失意退隱，其胸中瞋恚之火，直噴出如焰。而李鴻章則於其身上之事，若曾無足以掛其慮者然，其容忍力之偉大，吾人所尊敬膜拜而不能措者也。若使彼如諸葛孔明之為人，則決無可以久生於此世界之理。何也？彼一生之歷史，實支那帝國衰亡史也，如剝筍皮，一日緊一日，與彼同時代之人物，雕落殆盡。彼之一生以前光後暗而終焉。而彼之處此，曾不以擾動其心，或曰：彼殆無腦筋之人也！雖然，天下人能如彼之無腦筋者有幾乎？無腦筋之絕技一至此，寧非可嘆賞者耶？陸奧宗光評彼曰：謂彼有豪膽，有逸才，有決斷力，寧謂彼分憐俐有奇指，妙察事機之利害得失也。此言殆可謂鐵案不移。雖然，彼從不畏避責任，是彼之不可及也，此其所以數十年為清廷最要之人，瀕死而猶有絕大關係，負中外之望也。或曰：彼自視如無責任，故雖如何重大之責任，皆當之而不辭。然此之一事，則亦技之所以為大也。彼可謂支那人之代表人也。彼純然如涼血類動物，支那人之性也，彼其事大主義，支那人之性也，其容忍力之強，支那人之性也，其硬腦硬麵皮，支那人之性也，其詞令巧妙，支那人之性也，其狡獪有城府，支那人之性也，其自信自大，支那人之性也。彼無管仲之經世的識量，彼無孔明之治國的誠實，雖然，彼非如王安石之學究。彼其以逸待勞，機智縱橫，虛心平氣，百般之艱然糾紛，能從容以排解之，舍勝海舟外，殆末見有其比也。
以上之論。確能摹寫李鴻章人物之真相，而無所遺，褒之不過其當，貶之不溢其短，吾可無復贊一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