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高大上的問題，水平有限，湊活說兩句❤️！

一個偉大的戰略家不但是偉大的哲學家而且要精通曆史，中華民族要站在世界之巔，必須要從自己的歷史脈搏中積攢力量！

“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鑑歷史是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個優良傳統”；“堅持和發展中國社會主義，更加需要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類發展歷史規律，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中國歷史學發展狀況如何？新時代中國歷史學應該怎樣充分發揮知古鑑今、資政育人作用？成立中國近代歷史研究所是文化自信的起點………………民族的才是自己的

國家百年戰略要從民族千年史中總結髮揚！兩個百年戰略，估計建國初期已經在構思、設計！那時代，高手、大師們還在！

1950年5月，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作為“延安史學”的化身、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國家級史學研究機構，近代史所承接延安史學之脈絡，主要以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人員為班底。令人疑惑的是，中國近代史學科積累薄弱，中科院為何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而非涵蓋範圍更為全面的歷史研究所？時人對此如何認識，主持其事者有哪些考量？

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十七年”（1949—1966）史學發展歷程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且在海內外具有深廣的影響力。近代史所的范文瀾、劉大年、黎澍等人在“十七年”的史壇亦居於相當關鍵的位置，一些影響全國的史學活動均有近代史所的主導或參與。“十七年”史學可謂當代中國史學自身的源頭之一，其影響相當深遠。不過如何看待“十七年”史學，近年來則仁智互見。總體上說，我們對於“十七年”史學尚缺少具體深入的認識。新著《創榛闢莽：近代史研究所與史學發展》正是從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這一深具典型意義的史學機構切入，探討“十七年”間史學發展的具體情況。

從史學機構入手研究史學史

近代以來，學術的進步與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學術機構、團體的作用。就現代史學的發展而言，研究機構促進了史學研究專門化、組織化、制度化與職業化程序，並構成某一史學流派的依託與載體，在史學發展過程中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近年來，不少學者以學術機構或學術群體為研究物件來探討學術史。此種取徑較此前以個人或論著為中心的研究，拓展了研究範圍與視野，較僅以史學思潮為中心的宏觀綜論，又更為具體切實。因而對近代學術史、史學史研究有新的開拓。

一九五六年蘇聯、蒙古學者訪問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時的合影。由左至右分別為劉桂五、劉大年、蘇聯學者、蒙古學者、范文瀾。

遺憾的是，既有以學術機構為研究物件的取徑，主要集中於晚清民國時段，尚少見用於“十七年”學術史之研究。作為現代學術體制的產物，學術研究機構已然落地生根，雖有差異，然不離其宗。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的史學研究機構，仍然主要承擔著集聚學人進行史學研究的功能，並在此過程中形成其自身的學術傳統。1949年後，史學研究亦注重自上而下的整體規劃與推動，國家級史學研究機構對於引領全國史學發展無疑發揮著關鍵的作用。正因如此，新中國成立後的史學機構較諸民國時期的學術機構，或許具有更為豐富的探討空間。

備受關注的新中國成立初期史學界

我爬梳相關檔案文獻及訪談資料，發現中科院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這一舉措在當時備受關注，背後牽涉到郭沫若、陶孟和、范文瀾、陳寅恪、陳垣、向達、竺可楨等著名學者。這一舉措一方面體現了“厚今薄古”的史學理念，是對延安史學趨向的延續；另一方面，此舉直接導因於范文瀾之選擇，意在名正言順地避開原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和北平研究院歷史所以古代史研究見長的史家，以避免人事糾葛。範氏確有另起爐灶以建設中國近代史學科之意。此舉對於新中國歷史學的佈局，對於中國近代史學科的發展，均有相當深遠的影響。由此激起陳寅恪、陳垣、向達等民國史學界勝流的不滿，亦在情理之中。其背後隱然可見延安史學與民國“舊史學”之間的關係。

起初幾年，近代史所在學術積累方面尚有所欠缺，難以獨力撐起整個史學繁榮之局面。而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極重視史學，有濃厚的歷史情結。在他的直接介入下，1953年成立“中國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1954年成立上古、中古、近代3個史學研究所，引入民國“舊史學”，此種舉措實為順應當時史壇實際格局的開明之舉。回到當時的歷史語境，細繹各方對中科院史學機構設定的不同看法和考量，我們對於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史學界的複雜形態可能會有更深入的理解。

鉤稽學人的具體學術活動

既有的史學史研究，較重視“學”而相對忽視“行”，因而對於“十七年”間一些涉及面廣、影響深遠的史學活動甚少關注。但馬克思主義史學具有明顯的實踐性品格，實有必要將學者的“學”與“行”結合起來加以考察。

我在關注學者著述的同時，將相當部分的筆墨放在鉤稽學人的具體學術活動，力圖將學人之“學”與其“行”緊密結合起來加以考察，見之於行事，從而儘可能展現“十七年”史學發展豐富、複雜的面相。茲舉三例：其一，史學“反修組”集中了當時全國的史學精英，是曾經轟動史學界的重大舉措，且直接催生了後來的中俄關系史等研究，卻被排斥於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史之外，今天許多人已不知其為何物。其二，“四史運動”作為一場由政治領袖推動的全民寫史運動，曾極一時之盛，亦消失於史學史的敘述中。適相對照的是，海外學者卻予“四史運動”以相當高的評價。其三，社會歷史調查在“十七年”受到高度重視。由於“勞動人民是歷史的主人”這一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核心要義得到多數研究者的服膺，歷史研究者從書齋、檔案館轉向田野，透過實地調查以獲取普通民眾的史料，成為撰寫“勞動人民的歷史”之重要取徑。名目繁多的歷史調查組紛紛成立，取得了頗為可觀的實績。1964年更在高層推動下成立“近代社會歷史調查委員會”，試圖從歷史調查中獲取有關中國近代以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的史料，加深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總體認識。

從研究途徑上來說，我不侷限於單純的史學文字研究，也不同於對史學編撰作“靜態”剖析，而力圖拓展史學史的研究視野。能多大程度上達到初衷，自己殊無把握。我在發掘資料上雖然頗下功夫，但亦難免身在廬山之中的侷限；對一些資料如何才能準確解讀把握得當，更是對識力的考驗。我也意識到，本書將研究重心放在弄清“是什麼”的層面，而對於這一史學形態背後的生成機制雖也有所探討，卻有力不從心之感。怎樣在實證的基礎上做出理論概括與提煉，將實證與理論融合無間，或許是我以後努力的方向。

大體來說，歷史研究只有先弄清“是什麼”，在此基礎上才能進一步研究“為什麼”。在“是什麼”尚模糊不清之時，我們對“十七年”史學的研究，實有必要充分挖掘史料，重返當時的時空語境，釐清在“十七年”的時代背景之下學人在政治與學術之間的實際作為，探討其種種學術理念構想在具體實踐中受到何種侷限。在此基礎上對“十七年”史學加以省思，察其得失之所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