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方面的缺陷源於情感因素對人們認知傾向性的影響。在人們認識世界的過程中，幾乎無一例外的現象是，在面對矛盾資訊時，更容易相信有血緣關係尤其是血緣關係較密切成員傳遞的資訊是可靠的，不相信他人相反的說法。如相信父母和同胞的話，不信鄰居和同學的話；感情融洽親密的夫妻更容易相信配偶的話，而不太容易相信他人的閒話。依此類推，人們更容易相信熟人的話，而不太容易相信陌生人的話；更容易相信“鄉親”的話，而不太容易相信“外鄉人”的話；更容易相信同民族、同語言、同文化人的話，不容易相信不同民族、不同語言、不同文化人的話。這或許就是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吧
第二個方面的認知缺陷來自受個人經驗因素對認知模式的影響。同樣幾乎無一例外的現象是，在面對矛盾資訊時，人們更傾向於相信自己的見識，或更容易相信符合自己習慣認識的資訊或觀念，而不容易相信他人的認識和解釋。所謂“耳聽為虛眼見為實”，說的大概也包括這樣的情形。
在精神病學領域，許多病人在精神疾病狀態會形成形形色色的妄想。妄想形成後，儘管漏洞百出，他們也幾乎無一例外地堅信自己的妄想是真實可信的，而不信或排斥他人提供的否定性證據。精神病人出現幻聽症狀的初期，往往因為堅信“有聲即有源”的個人經驗，將某一巧合的“聲源”——對面鄰居恰好有張口動作當作是發出其幻聲的來源，而將其幻聽解釋為對面鄰居發出的言語聲。這種現象在兒童和少年抑鬱發作患者中尤為多見。
在關於精神疾病的病因認識方面，由於大眾普遍相信精神疾病一定有“精神刺激”或“心理壓力”作為誘因，特別是相信患者病前遭遇了諸如失戀、考試失敗這樣的挫折才引起患者發病。殊不知在很多情況下是患者已經發生了疾病，才造成戀愛或考試失敗的。只是，在疾病早期，症狀較輕微，只引起人際交往方面的能力下降和學習效率不佳，造成“失戀”和考試失敗。接著，患者病情有急轉直下的惡化，才使很多人覺得是“失戀”和考試失敗是疾病誘因。也正是因此，病人家屬才會採取給患者介紹戀愛物件、休學或免考這樣的方式來補救，反而拖延了就診和治療。
按照一般規律，人們更容易相信人多勢眾一方的觀點，而不太容易相信“真理有時是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的說法，而接受少數人的觀點。在科學史上，在日心說尚未被正確理解和傳播的年代，一個宣揚日心說的人，就會被認為是瘋子，是痴人說夢。從認識論層面分析，也是個人經驗因素，即相信大多數出錯的機率較低，導致的認知偏倚。
第三方面的缺陷來自傳統認識對人認知模式潛移默化的影響或塑造。在一個人成長過程中，受其成長環境的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會形成與該社會文化相協調的觀念、認識乃至相應的認知模式和偏見。例如，在幾十年前的中國北方農村，文盲們多接受鬼神和一些佛教世俗文化的觀念，並用這些觀念解釋世界。他們會相信，某些精神疾病是因為患者“招惹”了鬼祟上身，也往往以“禳災”儀式來化解。甚至如今，在某些較落後的地區，與我同齡的不少人還是這樣理解和對待精神疾病的。
更具有普遍性的現象是，無論城鄉地域，當有人發生精神異常表現後，其家人的第一反應往往是首先到中醫處就診，並堅信中醫藥治療精神疾病是沒有副作用的有效治療手段。我們經常會遇到因接受無效的中醫藥治療後，病情繼續發展的病例。我知道我很難說服病人家屬優先考慮選擇西醫診治，但還忍不住講講道理。我說，我們理性地思考中醫藥的功效，至少應該想到，在中醫盛行的中國大地，若中醫藥能夠有效治療精神疾病，根本不可能有西醫精神病學的生存空間，遑論成為主流的醫療模式。
第四方面的缺陷來自個體認識世界過程中獲得資訊的有限性和選擇性所致的偏見。在一個人認識世界的過程中，無論他如何努力，無論他如何聰慧，相對於反映整個世界的知識體量之大，他獲得的資訊也是極為有限的。即“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憑個體學習積累的有限資訊，並推而廣之，歸納總結出來的規律或經驗，來解釋自己所面對的來自無限世界的現象，總有掛一漏萬的弊端，自然也就有可能形成誤解或偏見。
獲取資訊的選擇性與其說是認知問題，不如說情感或習慣問題。人們獲取資訊的過程中，優先關注那些能給自己帶來愉悅體驗的資訊，即所謂“喜聞樂見”的那些資訊，其中就包括與自己先驗性觀念相符的資訊。因為這樣的資訊會讓人萌生自信、感覺快樂，至少是容易產生共鳴。同樣，人們會對那些“深惡痛絕”或不合己意的資訊多持排斥的態度，“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或“顧左右而言他”就是這種選擇性排斥態度的寫照。
獲取資訊選擇性的另一個重要影響因素是資訊與個體生存安全的相關性，即在個體認知層面，涉及生存安全的資訊受到優先順序的關注。假如環境中有一些提示某人面臨危險的資訊，他必然會極為在意這些資訊，而可能忽略其他資訊，甚至忽略與提示其面臨危險相反的資訊。在精神病人患病和疾病發展過程中，這樣的選擇性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即所謂“鑽牛角尖”的認知選擇性。
第五方面的認知缺陷或許是與人類追求過度安全與過分規避風險的習性有關，即在面對提示有危險的資訊時以所謂“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態度應對。在缺乏科學素養和理性思維的群體中，很多似是而非的傳言或謠言廣泛傳播。例如，無論是2003年國內發生的在SARS流行期間人們搶購食醋，還是2011年3月東日本9.0級地震引發福島核電站洩露後人們搶購食鹽，都是這種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態度的行為反應。
在精神科病人中，無論是涉及軀體一過性的不適體驗引起的疑病妄想，還是由猜疑發展形成的被害妄想，其產生的基礎都是在追求萬無一失的絕對安全時，在焦慮情緒的影響下，將似是而非的資訊誤認為是提示現實危險的預兆，並在此思路上一直走向妄想的定型。
第六個方面的缺陷則屬於形式邏輯方面的認知偏差。最常見的問題是以偏概全，即喜歡以個案或“孤證”來概括出規律。這樣的形式邏輯錯誤在精神科病人和親屬中尤為突出，如聽說某個病人用某藥或某方法治療相同疾病有效，即會要求醫生更改治療方案，採用他道聽途說知悉的那種藥物或方法來治療。類似的形式邏輯錯誤還包括“把巧合當規律”、“把偶然當必然”這樣的推論過程，如有的患者初服某種藥物後恰巧當晚未眠，即堅信是該藥物引起的失眠，自行停服該藥。
同樣，“想當然病”性質的認知模式也屬於類似的認知偏差。患想當然病的人更喜歡以缺乏客觀依據的主觀性判斷作為自己行為的準則，如吃辣椒會“上火”、吃煎炸食品會“燥熱”等養生理念就是代表性的認知偏差信念。
此外，有人習慣於以間接證據推導結論。這種現象在華人的養生、食療方面有非常典型的反映。有養生或食療大師說，某些食物有某功效，使某些人的某種病不治而愈。於是乎，那些信徒們既不辨自己的“病”是否真的是某病，也不求證大師說的是否確有其事，立刻深信不疑，按大師的說法制定食譜。若有人質疑其行為的合理性，他們還將大師的說法作為爭辯的根據。
無論上述哪一種認知缺陷，都會導致人形成相應的偏見或錯誤結論，乃至構成精神疾病發生髮展的重要成因。若能引以為戒，無疑會在認知方面規避很多謬誤。
第一個方面的缺陷源於情感因素對人們認知傾向性的影響。在人們認識世界的過程中，幾乎無一例外的現象是，在面對矛盾資訊時，更容易相信有血緣關係尤其是血緣關係較密切成員傳遞的資訊是可靠的，不相信他人相反的說法。如相信父母和同胞的話，不信鄰居和同學的話；感情融洽親密的夫妻更容易相信配偶的話，而不太容易相信他人的閒話。依此類推，人們更容易相信熟人的話，而不太容易相信陌生人的話；更容易相信“鄉親”的話，而不太容易相信“外鄉人”的話；更容易相信同民族、同語言、同文化人的話，不容易相信不同民族、不同語言、不同文化人的話。這或許就是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吧
第二個方面的認知缺陷來自受個人經驗因素對認知模式的影響。同樣幾乎無一例外的現象是，在面對矛盾資訊時，人們更傾向於相信自己的見識，或更容易相信符合自己習慣認識的資訊或觀念，而不容易相信他人的認識和解釋。所謂“耳聽為虛眼見為實”，說的大概也包括這樣的情形。
在精神病學領域，許多病人在精神疾病狀態會形成形形色色的妄想。妄想形成後，儘管漏洞百出，他們也幾乎無一例外地堅信自己的妄想是真實可信的，而不信或排斥他人提供的否定性證據。精神病人出現幻聽症狀的初期，往往因為堅信“有聲即有源”的個人經驗，將某一巧合的“聲源”——對面鄰居恰好有張口動作當作是發出其幻聲的來源，而將其幻聽解釋為對面鄰居發出的言語聲。這種現象在兒童和少年抑鬱發作患者中尤為多見。
在關於精神疾病的病因認識方面，由於大眾普遍相信精神疾病一定有“精神刺激”或“心理壓力”作為誘因，特別是相信患者病前遭遇了諸如失戀、考試失敗這樣的挫折才引起患者發病。殊不知在很多情況下是患者已經發生了疾病，才造成戀愛或考試失敗的。只是，在疾病早期，症狀較輕微，只引起人際交往方面的能力下降和學習效率不佳，造成“失戀”和考試失敗。接著，患者病情有急轉直下的惡化，才使很多人覺得是“失戀”和考試失敗是疾病誘因。也正是因此，病人家屬才會採取給患者介紹戀愛物件、休學或免考這樣的方式來補救，反而拖延了就診和治療。
按照一般規律，人們更容易相信人多勢眾一方的觀點，而不太容易相信“真理有時是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的說法，而接受少數人的觀點。在科學史上，在日心說尚未被正確理解和傳播的年代，一個宣揚日心說的人，就會被認為是瘋子，是痴人說夢。從認識論層面分析，也是個人經驗因素，即相信大多數出錯的機率較低，導致的認知偏倚。
第三方面的缺陷來自傳統認識對人認知模式潛移默化的影響或塑造。在一個人成長過程中，受其成長環境的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會形成與該社會文化相協調的觀念、認識乃至相應的認知模式和偏見。例如，在幾十年前的中國北方農村，文盲們多接受鬼神和一些佛教世俗文化的觀念，並用這些觀念解釋世界。他們會相信，某些精神疾病是因為患者“招惹”了鬼祟上身，也往往以“禳災”儀式來化解。甚至如今，在某些較落後的地區，與我同齡的不少人還是這樣理解和對待精神疾病的。
更具有普遍性的現象是，無論城鄉地域，當有人發生精神異常表現後，其家人的第一反應往往是首先到中醫處就診，並堅信中醫藥治療精神疾病是沒有副作用的有效治療手段。我們經常會遇到因接受無效的中醫藥治療後，病情繼續發展的病例。我知道我很難說服病人家屬優先考慮選擇西醫診治，但還忍不住講講道理。我說，我們理性地思考中醫藥的功效，至少應該想到，在中醫盛行的中國大地，若中醫藥能夠有效治療精神疾病，根本不可能有西醫精神病學的生存空間，遑論成為主流的醫療模式。
第四方面的缺陷來自個體認識世界過程中獲得資訊的有限性和選擇性所致的偏見。在一個人認識世界的過程中，無論他如何努力，無論他如何聰慧，相對於反映整個世界的知識體量之大，他獲得的資訊也是極為有限的。即“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憑個體學習積累的有限資訊，並推而廣之，歸納總結出來的規律或經驗，來解釋自己所面對的來自無限世界的現象，總有掛一漏萬的弊端，自然也就有可能形成誤解或偏見。
獲取資訊的選擇性與其說是認知問題，不如說情感或習慣問題。人們獲取資訊的過程中，優先關注那些能給自己帶來愉悅體驗的資訊，即所謂“喜聞樂見”的那些資訊，其中就包括與自己先驗性觀念相符的資訊。因為這樣的資訊會讓人萌生自信、感覺快樂，至少是容易產生共鳴。同樣，人們會對那些“深惡痛絕”或不合己意的資訊多持排斥的態度，“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或“顧左右而言他”就是這種選擇性排斥態度的寫照。
獲取資訊選擇性的另一個重要影響因素是資訊與個體生存安全的相關性，即在個體認知層面，涉及生存安全的資訊受到優先順序的關注。假如環境中有一些提示某人面臨危險的資訊，他必然會極為在意這些資訊，而可能忽略其他資訊，甚至忽略與提示其面臨危險相反的資訊。在精神病人患病和疾病發展過程中，這樣的選擇性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即所謂“鑽牛角尖”的認知選擇性。
第五方面的認知缺陷或許是與人類追求過度安全與過分規避風險的習性有關，即在面對提示有危險的資訊時以所謂“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態度應對。在缺乏科學素養和理性思維的群體中，很多似是而非的傳言或謠言廣泛傳播。例如，無論是2003年國內發生的在SARS流行期間人們搶購食醋，還是2011年3月東日本9.0級地震引發福島核電站洩露後人們搶購食鹽，都是這種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態度的行為反應。
在精神科病人中，無論是涉及軀體一過性的不適體驗引起的疑病妄想，還是由猜疑發展形成的被害妄想，其產生的基礎都是在追求萬無一失的絕對安全時，在焦慮情緒的影響下，將似是而非的資訊誤認為是提示現實危險的預兆，並在此思路上一直走向妄想的定型。
第六個方面的缺陷則屬於形式邏輯方面的認知偏差。最常見的問題是以偏概全，即喜歡以個案或“孤證”來概括出規律。這樣的形式邏輯錯誤在精神科病人和親屬中尤為突出，如聽說某個病人用某藥或某方法治療相同疾病有效，即會要求醫生更改治療方案，採用他道聽途說知悉的那種藥物或方法來治療。類似的形式邏輯錯誤還包括“把巧合當規律”、“把偶然當必然”這樣的推論過程，如有的患者初服某種藥物後恰巧當晚未眠，即堅信是該藥物引起的失眠，自行停服該藥。
同樣，“想當然病”性質的認知模式也屬於類似的認知偏差。患想當然病的人更喜歡以缺乏客觀依據的主觀性判斷作為自己行為的準則，如吃辣椒會“上火”、吃煎炸食品會“燥熱”等養生理念就是代表性的認知偏差信念。
此外，有人習慣於以間接證據推導結論。這種現象在華人的養生、食療方面有非常典型的反映。有養生或食療大師說，某些食物有某功效，使某些人的某種病不治而愈。於是乎，那些信徒們既不辨自己的“病”是否真的是某病，也不求證大師說的是否確有其事，立刻深信不疑，按大師的說法制定食譜。若有人質疑其行為的合理性，他們還將大師的說法作為爭辯的根據。
無論上述哪一種認知缺陷，都會導致人形成相應的偏見或錯誤結論，乃至構成精神疾病發生髮展的重要成因。若能引以為戒，無疑會在認知方面規避很多謬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