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河一般指的是：黃河和淮河．三江就複雜多了，最早提出“三江”名稱的應是在戰國時期（公元前475年—前221年）的《尚書》著作。《尚書》中有一篇《禹貢》，記述了中國九州（即全國分為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九州）的方域、地質、物產、貢賦、交通、政治、民族分佈等，是中國最早的一篇人文地理的重要典籍。該書對揚州（九州之一，泛指今長江下游的江蘇、浙江、上海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地理的介紹為“三江即入，震澤底定。”這裡所指的“三江”，主要是指長江、黃河、淮河，因長江三角洲地區絕大部分是海拔50米以下的平原，這些平原主要由長江、黃河、淮河沖積而成。
封建社會中被封建統治者定為必讀的“十三經”（即13部古書）教科書之一的《周禮》，古代文經學家認為是周公（公元前十一世紀，周武王滅商建立西周王朝兩年後病死，其子成王年幼，由周公姬旦代行王政，對周朝的鞏固和發展作了重要貢獻。成王長大後，周公還政成王)所作,當代文經學家從出土的周、秦銅器銘文中，認定《周禮》為戰國時期的作品。《周禮·夏官·職方氏》談到揚州時為“東南曰揚州……其川三江”。這是指古揚州一帶江河縱橫交錯，密集如網的地形特徵，與《禹貢》對“三江”的表述相同。
歷史步入漢代以後，“三江”名稱有了多種解釋。
東漢時期（公元25年—220年），著名史學家班固寫成了繼西漢時期（公元前206年—公元23年）史學家司馬遷《史記）後的中國第一部斷代史鉅著———《漢書》。《漢書·地理志》以今吳淞江和安徽省蕪湖市、江蘇省宜興市間由長江通太湖一水，並長江下游稱之為南江、中江、北江的“三江”。東漢人鄭玄曾作《周禮注》，認為南江應是贛江（縱貫今江西省，全長864千米，流貫江西的贛南、吉安、鄱陽三大盆地，匯入中國第一大淡水湖———鄱陽湖）；中江應是岷江（發源於今四川、甘肅、陝西邊界連線的岷山，全長711千米，流域面積166084平方千米，在四川宜賓市與金沙江匯合後改名為長江）；北江應是漢江（又名漢水，發源於陝西省西部，全長1532千米，流域面積168851平方千米，為長江最長的支流，在武漢市區注入長江）。盛弘之對《漢書·地理志》和援引鄭玄看法的《初學記》中對南江、中江、北江“三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在《荊州記》一書寫道：長江上游為南江，長江中游為中江，長江下游為北江，合稱為“三江”。
北魏時期（公元386年—534年）著名地理學家酈道元（466年—527年）十分注意到各地尋訪古蹟，觀察江河水道分佈及各地區風貌，為前人所注的《水經》作注。經過多年的努力，終於寫成了一部內容豐富、註文20倍於原文、引用典籍多達430多種、詳細記錄了全國1252條大小河流的走向和所經過的山陵、城邑的地理名著———《水經注》，具有極高的文學和史學價值，是中國古代地理名著。《水經注》認為，“三江”應當是《漢書·地理志》記載的分江水（指據說由今安徽省貴池市分長江水東出至浙江省餘姚市入海的江水，而實際上這是一條並不存在的水道）、中江（指長江通太湖一水）、北江（長江下游至出海段）。《水經注》還另引晉朝人郭璞（郭景純）的看法，說岷江、松江（即今吳淞江）、浙江（即今錢塘江）為“三江”。
史書《吳越春秋》記載、浙江（即錢塘江）、浦江（即浦陽江）、剡江（即曹娥江）為“三江”。韋昭《國語》注：松江（即吳淞江）、錢塘江、浦陽江為“三江”。《〈書·禹貢〉擇文》引顧夷《吳地記》：淞江、婁江（瀏河）、東江（已堙塞）為“三江”。
西晉史學家常璩編著的《華陽國志》，是中國地方誌編纂史上的一個創舉，是中國最早的、比較完整的一部地方史書。《華陽國志》將長江上游的岷江、涪江、沱江稱之為“蜀之三江”。明代文學家、曾試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的楊慎，因觸怒皇帝，被謫戍雲南永昌衛35年之久，最後死在雲南。楊慎學識廣博，著書100餘種，為後世留下了珍貴的文化遺產。《明史》評價楊慎“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為第一。”其所著的《病榻手 》一書，稱岷江為外江、涪江為中江、沱江為內江，外、內、中江合為“蜀之三江”。
中國史學歷史證明，《禹貢》是中國古代最早的人文地理重要典籍，《山海經》則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自然地理的名著。《山海經》先是口頭傳說，至戰國時成書，秦漢時作有增補，共18卷，主要記述古代巴國、蜀國、楚國等40個邦國地的山川（550座山、300餘條水道）、形勢、土性、怪異、古蹟、民族、物產及巫醫、祭祀等原始風俗，是一部記述以地文地理為主、古代神話傳說和海內外奇物異境相輔的名著，其獨特的風格，自古便享有奇書之稱。郭璞在注《山海經·中山經》時稱長江、湘水（即湘江，源出廣西壯族自治區東北部海洋山西麓，全長817千米，流域面積8萬多平方千米，是湖南省流域面積最廣、經濟價值最高的河流，匯入洞庭湖）、沅江（源出貴州雲霧山，貫通湖南西南、西北，全長1060千米，流域面積近6萬平方千米，流量僅次於湘江，為湖南省內第二大河，匯入洞庭湖）為“三江”。西漢時期增補了內容的《山海經·海內東經》將大江（岷江）、南江（內江）、北江（涪江）稱為“岷三江”。
唐代的《元和郡縣圖志》將岷江、澧江（又名澧水，主要由湖南省西北的澧水、漊水、渫水三江匯成，注入洞庭湖）、湘江稱為西江、中江、南江“三江”。明清時期，廣西的灕江（珠江水系西江支流桂江的上游名稱）、左江（源自越南東北部山麓，珠江水系的邕江支流）、右江（源自雲南東南部山麓，與左江在廣西南寧市老口鎮匯合後橫貫南寧地區）也有“三江”之稱。
以上這些“三江”之稱，是古代時期有關人士的一些見解。近代以來，人們逐漸認識到，這些“三江”名稱的定位都很牽強，主要是受到社會歷史時代的限制、交通的艱難、地域文化的封閉及個人知識、經歷的侷限等歷史因素的影響。儘管如此，卻仍不失為古代有識之士對祖國“三江”名稱的不懈探索。可以說，古代先人的這種探索，無疑是為後人留下了珍貴的“三江”文化精神財富。
直到現在，史學界、地理界的專家學者確實不能對“三江”作出一個固定的江河名稱的判定，因為中國江河眾多，西高東低的地勢使得百川奔流，“一江春水向東流”，大部分外流河都歸於太平洋水系。透過對“三江”江名的史地知識的溯源，可以對“三江”名稱作出這樣的認識，並以這種認識作為本文的結語：
“三江”，不是固定的某三條江的名稱，沒有江河流域自然屬性與政區屬性的專指性；“三江”，應當是泛指外流河系裡眾多江河水道的總稱。這一認識，有利於當代中華兒女傳承和弘揚中華文化，避免發生學術上對“三江”名稱專指性的不必要的爭議；任何江河水系的“三江”兒女，都可根據歷史的淵源和歷史在現實的延續，對為世世代代的華夏子孫提供了最無私奉獻的“三江”進行認識、熱愛和建設。只有認識、熱愛並建設好“三江”，才會真正地形成“財源茂盛達三江”的經濟繁榮與構建和諧社會並進的全面小康的新景象。
兩河一般指的是：黃河和淮河．三江就複雜多了，最早提出“三江”名稱的應是在戰國時期（公元前475年—前221年）的《尚書》著作。《尚書》中有一篇《禹貢》，記述了中國九州（即全國分為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九州）的方域、地質、物產、貢賦、交通、政治、民族分佈等，是中國最早的一篇人文地理的重要典籍。該書對揚州（九州之一，泛指今長江下游的江蘇、浙江、上海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地理的介紹為“三江即入，震澤底定。”這裡所指的“三江”，主要是指長江、黃河、淮河，因長江三角洲地區絕大部分是海拔50米以下的平原，這些平原主要由長江、黃河、淮河沖積而成。
封建社會中被封建統治者定為必讀的“十三經”（即13部古書）教科書之一的《周禮》，古代文經學家認為是周公（公元前十一世紀，周武王滅商建立西周王朝兩年後病死，其子成王年幼，由周公姬旦代行王政，對周朝的鞏固和發展作了重要貢獻。成王長大後，周公還政成王)所作,當代文經學家從出土的周、秦銅器銘文中，認定《周禮》為戰國時期的作品。《周禮·夏官·職方氏》談到揚州時為“東南曰揚州……其川三江”。這是指古揚州一帶江河縱橫交錯，密集如網的地形特徵，與《禹貢》對“三江”的表述相同。
歷史步入漢代以後，“三江”名稱有了多種解釋。
東漢時期（公元25年—220年），著名史學家班固寫成了繼西漢時期（公元前206年—公元23年）史學家司馬遷《史記）後的中國第一部斷代史鉅著———《漢書》。《漢書·地理志》以今吳淞江和安徽省蕪湖市、江蘇省宜興市間由長江通太湖一水，並長江下游稱之為南江、中江、北江的“三江”。東漢人鄭玄曾作《周禮注》，認為南江應是贛江（縱貫今江西省，全長864千米，流貫江西的贛南、吉安、鄱陽三大盆地，匯入中國第一大淡水湖———鄱陽湖）；中江應是岷江（發源於今四川、甘肅、陝西邊界連線的岷山，全長711千米，流域面積166084平方千米，在四川宜賓市與金沙江匯合後改名為長江）；北江應是漢江（又名漢水，發源於陝西省西部，全長1532千米，流域面積168851平方千米，為長江最長的支流，在武漢市區注入長江）。盛弘之對《漢書·地理志》和援引鄭玄看法的《初學記》中對南江、中江、北江“三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在《荊州記》一書寫道：長江上游為南江，長江中游為中江，長江下游為北江，合稱為“三江”。
北魏時期（公元386年—534年）著名地理學家酈道元（466年—527年）十分注意到各地尋訪古蹟，觀察江河水道分佈及各地區風貌，為前人所注的《水經》作注。經過多年的努力，終於寫成了一部內容豐富、註文20倍於原文、引用典籍多達430多種、詳細記錄了全國1252條大小河流的走向和所經過的山陵、城邑的地理名著———《水經注》，具有極高的文學和史學價值，是中國古代地理名著。《水經注》認為，“三江”應當是《漢書·地理志》記載的分江水（指據說由今安徽省貴池市分長江水東出至浙江省餘姚市入海的江水，而實際上這是一條並不存在的水道）、中江（指長江通太湖一水）、北江（長江下游至出海段）。《水經注》還另引晉朝人郭璞（郭景純）的看法，說岷江、松江（即今吳淞江）、浙江（即今錢塘江）為“三江”。
史書《吳越春秋》記載、浙江（即錢塘江）、浦江（即浦陽江）、剡江（即曹娥江）為“三江”。韋昭《國語》注：松江（即吳淞江）、錢塘江、浦陽江為“三江”。《〈書·禹貢〉擇文》引顧夷《吳地記》：淞江、婁江（瀏河）、東江（已堙塞）為“三江”。
西晉史學家常璩編著的《華陽國志》，是中國地方誌編纂史上的一個創舉，是中國最早的、比較完整的一部地方史書。《華陽國志》將長江上游的岷江、涪江、沱江稱之為“蜀之三江”。明代文學家、曾試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的楊慎，因觸怒皇帝，被謫戍雲南永昌衛35年之久，最後死在雲南。楊慎學識廣博，著書100餘種，為後世留下了珍貴的文化遺產。《明史》評價楊慎“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為第一。”其所著的《病榻手 》一書，稱岷江為外江、涪江為中江、沱江為內江，外、內、中江合為“蜀之三江”。
中國史學歷史證明，《禹貢》是中國古代最早的人文地理重要典籍，《山海經》則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自然地理的名著。《山海經》先是口頭傳說，至戰國時成書，秦漢時作有增補，共18卷，主要記述古代巴國、蜀國、楚國等40個邦國地的山川（550座山、300餘條水道）、形勢、土性、怪異、古蹟、民族、物產及巫醫、祭祀等原始風俗，是一部記述以地文地理為主、古代神話傳說和海內外奇物異境相輔的名著，其獨特的風格，自古便享有奇書之稱。郭璞在注《山海經·中山經》時稱長江、湘水（即湘江，源出廣西壯族自治區東北部海洋山西麓，全長817千米，流域面積8萬多平方千米，是湖南省流域面積最廣、經濟價值最高的河流，匯入洞庭湖）、沅江（源出貴州雲霧山，貫通湖南西南、西北，全長1060千米，流域面積近6萬平方千米，流量僅次於湘江，為湖南省內第二大河，匯入洞庭湖）為“三江”。西漢時期增補了內容的《山海經·海內東經》將大江（岷江）、南江（內江）、北江（涪江）稱為“岷三江”。
唐代的《元和郡縣圖志》將岷江、澧江（又名澧水，主要由湖南省西北的澧水、漊水、渫水三江匯成，注入洞庭湖）、湘江稱為西江、中江、南江“三江”。明清時期，廣西的灕江（珠江水系西江支流桂江的上游名稱）、左江（源自越南東北部山麓，珠江水系的邕江支流）、右江（源自雲南東南部山麓，與左江在廣西南寧市老口鎮匯合後橫貫南寧地區）也有“三江”之稱。
以上這些“三江”之稱，是古代時期有關人士的一些見解。近代以來，人們逐漸認識到，這些“三江”名稱的定位都很牽強，主要是受到社會歷史時代的限制、交通的艱難、地域文化的封閉及個人知識、經歷的侷限等歷史因素的影響。儘管如此，卻仍不失為古代有識之士對祖國“三江”名稱的不懈探索。可以說，古代先人的這種探索，無疑是為後人留下了珍貴的“三江”文化精神財富。
直到現在，史學界、地理界的專家學者確實不能對“三江”作出一個固定的江河名稱的判定，因為中國江河眾多，西高東低的地勢使得百川奔流，“一江春水向東流”，大部分外流河都歸於太平洋水系。透過對“三江”江名的史地知識的溯源，可以對“三江”名稱作出這樣的認識，並以這種認識作為本文的結語：
“三江”，不是固定的某三條江的名稱，沒有江河流域自然屬性與政區屬性的專指性；“三江”，應當是泛指外流河系裡眾多江河水道的總稱。這一認識，有利於當代中華兒女傳承和弘揚中華文化，避免發生學術上對“三江”名稱專指性的不必要的爭議；任何江河水系的“三江”兒女，都可根據歷史的淵源和歷史在現實的延續，對為世世代代的華夏子孫提供了最無私奉獻的“三江”進行認識、熱愛和建設。只有認識、熱愛並建設好“三江”，才會真正地形成“財源茂盛達三江”的經濟繁榮與構建和諧社會並進的全面小康的新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