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朱元璋統一天下之後，為了統一思想，禁錮人民的思想，貞潔禮教之風越發強烈。但是隨著政權的日益穩固，統治者對思想的控制日趨放鬆，思想被壓制久了，突然放鬆後成井噴式爆發，逐漸導致失控。新老矛盾衝突，新老思想衝突，如同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各種矛盾體在文藝方面最明顯的體現出來。

每一個朝代，對思想等壓制久了，一旦有一個點鬆懈就會湧現出來。如果統治者過於盤剝百姓，那就會有生存不下去的人造反，如陳勝吳廣，如朱元璋，如劉邦項羽，如李自成等等。如果對文化壓抑久了就會從文學方面迸發出各種優秀，隱身內涵的作品，這就是為什麼這三本名著作者到現在還存疑的原因，也可能是作者真的不敢自己署名的原因。

四大名著有三本是明朝作家寫的，這三本是《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當時的誕生背景主要有如下原因：

第一，首先是政治上的穩定，明朝兩百多年間基本上都是和平時期，長期的和平，人們才能專注於其他事情，政治上的和平穩定是明朝小說繁榮發展的基礎條件之一，試想，如果天天打仗，都在想著逃命，誰還想著寫小說呢？寫的小說又給誰看呢？

第二，明朝經濟發達，從世界角度看，明朝無疑是當時世界上最繁榮的國家，明太祖即位後，減輕賦稅，休養生息，所以發展迅速，經濟繁榮昌盛，人民能吃飽肚子，才能閒下功夫來做別的事情，根據馬斯洛層次需求理論上來看，也是如此。人們有錢了，不為生計而煩惱，才有時間去享受文化，去創造文化。所以繁榮的經濟，也是明小說繁榮的又一基礎條件。

第三，受到宋元時期通俗文學發展的影響，宋朝通俗文化-話本小說和元朝的雜居劇本不斷髮展，也為明朝小說的繁榮也是奠定了基礎。

《明代：三大文學名著誕生的歷史背景》

中國四部偉大的文學名著，除《紅樓夢》寫作於大清乾隆年間，其它的《水滸傳》，《三國演義》和《西遊記》，均產生於明代初年和中後期。

其中，《水滸傳》前七十回，《三國演義》的寫作構思，還在元末就進行了。只不過明以前的《水滸》前傳書稿，是以話本的形式在社會上和民間流傳。

明朝一三六八年立國前後，朱元璋在應天府做了皇帝，《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的兩大師徒作者施耐庵，羅貫中，還處在逃亡的浪跡天涯之中。

只是由於蘇杭的鹽商軍閥張士誠胸無大志，施耐庵和他的太原弟子羅貫中才拂袖離開張士城的幕府而流落江湖，因而未看到朱元璋滅了江西強人陳友諒，又來各個擊破蘇卅王，打敗張士誠時，一道逮了他們作俘虜。

所以曾生活在蘇卅的施耐庵和羅貫中，不僅是軍閥張士誠的舊人，而且還曾是有很高級別地位的幕府謀士。他們曾為張士誠謀劃過怎樣聯合陳友諒，方國珍打敗朱元璋，與呉王爭奪天下的戰爭出過力。

後來，由於天下初定，國家需要人才。在得到軍師劉伯溫的推薦，施耐庵仍不願出山為大明皇帝做官，據傳他還被朱元璋抓了關押起來。

雖說在戰亂年間，文士們各投其主，站錯隊的人不止施耐庵師徒，沒有必要都一一追究。但找個藉口抓起來嚇唬嚇唬，沒什麼不可以。

於是在劉伯溫的主意下，施耐庵，羅貫中既然不願給朱元璋做官，但在著書立說上，就不能不顧忌其文學創作的政治傾向了。

為了自保，施耐庵創作了水滸後傳，把梁山一百單八將，從造反的強盜，寫成受朝庭招安的將領，為皇帝徵方臘，去打南方不替天行道的強盜。老朱才放過了他們。這就是我們讀梁山英雄時，為何會有一部《水滸》，又有另一部《水滸全傳》。

因為《水滸》寫作於元未，天下都在反抗元朝的統治。施耐庵，羅貫中都是江南十八條扁擔起義的張士誠農民起義軍一員。而天下都在反抗元朝，就像水滸梁山的義軍反抗北宋。所以《水滸》作為前傳，是歌頌農民起義軍的。它原本只有七十回的篇目，寫到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就完書了。

而《水滸全傳》的後幾十回，是明朝得了天下後，施耐庵既然不肯為朱元璋所用，那就抓起來，新帳老帳一塊兒算。為了出獄，得到老朋友劉伯溫的暗示，施耐庵才以嫻熟的功力，增寫了一部後傳。總算嚮明朝認輸，表明了擁護正統的立場和態度。

因此幾百年後魯迅先生評價《水滸傳》時，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

一三七一年，明洪武三年，施耐庵在江蘇興化一個偏闢的鹽湖蘆花蕩裡隱居死去，羅貫中一邊整理老師的《水滸全傳》出版付印，一面創作《三國演義》，創作傾向改為尊劉貶曹。

在陳壽《三國志》裡，曹操是作為正面人物記載的。可是出於政治保命需要，羅貫中反過來把尊劉貶曹當作了創作方向。否則他活不了。

所以今天的人們總有爭論，說《三國演義》創作有漏洞，作家的政治觀點有問題。其實就不必為難羅貫中了。《水滸傳》的改寫和《三國演義》政治傾向的創作傾向，都有他們一個小文人的難處。任何人均不可與強大的封建國家機器死瞌和硬扛。

那就是：誰說文學藝術須為政治服務，為統治階級服務，只是近代社會的事？古代亦然。古代作家也須考慮正統階級的統治需要。

此外，另一部神話小說《西遊記》，作者吳承恩雖也是讀盡天下之書，一目十行的江南大才子。但他也是畢生都在科舉之路上掙扎，都是想在官場上發展，實現為官願望，做一個忠臣孝子，立德，立言，立名計程車大夫。

可是，由於考取功名的科舉之路太過曲折，屢試不第而見識官場和世道的黑暗和不公。做大事業的理想，追求，抱負實現不了。才閉門著書。

可是寫什麼？直言統治階級官場的黑暗，寫重重疊疊的官僚制度惡人當道，人鬼橫行於朝庭和廟堂之上嗎？顯然不敢，也沒膽量。

於是根據他從小就飽讀野史趣聞，志怪小說的長期積累，他只好選擇神魔妖怪，進行立名後世的創作。這樣《西遊記》的故事就產生了。

在《西遊記》裡，玉皇大帝是好的，佛祖是好的，唐和尚是有追求，有理想，有抱負，有明確的人生目標的。可大大小小的妖魔鬼怪，掌握實權的各級官吏，卻始終是攔路虎。

所以，吳承恩的《西遊記》，表面寫神鬼誌異而真正的創作動機，也是在借鞭韃丒類，要盡力維護玉皇大帝，佛祖所代表的正統階級統治的。因此一部一百二十回的著作，無不尊玉帝的天庭為正統，也是為皇權服務的。

因此，明代社會之所以出現這些文學鉅著，主要是中原剛剛才從飽受外族，蒙古統治者的制度下解放出來。明朝需要一個安定的政治環境來複歸華夏正統文化。

作家們悟到了這一點，也就順應了當下的歷史潮流。要想將自己的社會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負借創作活動反映出來，不能不順應明代大一統的政治需要。這幾部文學作品才能得以面世。

這，就是三部偉大作品創作時期的大致歷史背景！它們的涎生，表明明代社會已經有了資本主義民主主義思想的初步萌芽。

知識分子著書立說的思想，已經不僅停留在藏之名山，自娛自樂的隱士的精神介面，文學須為社會服務。不管深藏多少用心，須得過正統君主和封建統治這一關，才能讓作品問世。

於是明代的文化星空，說書，小說，唱本，才得以繁榮起來。文學開始以正統階級的教化方式走入民間，而不再以詩，詞，歌，賦的文體一家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