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內閣制度，起於明太祖朱元璋時期，他初定天下，固定了中華的行政版圖，對外，他採取了武力與懷柔並濟的措施，征伐北元殘部，進攻哈喇和林，其所到之處，兵強勢盛。對內，他親力親為，在處理瑣碎的政務上，尤是如此，洪武十三年，為了保障皇權的穩定，也為了創立一個新的權力結構來進行國家的運轉，朱元璋忍痛殺了其忠心耿耿的宰相胡惟庸。

明初在撤銷中書省，廢除丞相制度，改用四輔官而又證明不副職任之後，乃改用內閣制度以作為皇帝的輔政部門。

內閣本來並不是一個機關部門的名稱。最早，朱元璋使用翰林院的學土、編修、檢討、修撰、侍讀等所謂文學侍從官員來協助做一些文墨工作。具體職責是幫助皇帝閱看各機關送來的章奏和執行封駁的工作，根據皇帝的意圖草擬處理意見等等。這些人並不能參與重大政務的研究，更不能獨自處理什麼問題，僅是由於他們經常在宮廷殿閣之內工作，隨時聽候皇帝的傳呼差使，逐漸才被稱為內閣學士或大學上。彼調來的人有的便被稱為“入閣”。

初期內閣的職權完全不能和原有的中書省相比擬，內閣大學士更不同於丞相，當時規定，內閣大學士之下不得設定任何宮屬僚佐，內閣大學士本人也不過是五品小官，僅能遵命辦事，不得干預各機關的事務，不得參署詔令，更不得以部門或個人的名義發出任何指示命令，各機關奏事也不許關白內閣。可見，當時的內閣完全是一個輔助性的辦事機構，所謂大學士也不過是一些與皇帝比較接近的文書工作人員而已。他們的職任僅是“詳諸司奏啟”，只能使用“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某官”的名義，可見純是事務性的，而非政務性的職務。洪武時期的內閣及其大學士，“職卑位微”，“帝方自操鹹柄，學士鮮所參決”。

朱元璋一反自秦以來將內侍人員逐步升格為正式朝官的做法，而是將已定型的國家機關和職官重新貶降為侍從。這樣的模式曾經維持到他去世為止。其所以能勉強試行了十多年，主要是由於朱元璋本人具有著不同於其後代皇帝的優異條件，他“肇跡民間”，“備歷艱難，飽諳物態”，作為創業開國之君享有極高的權威，又具有豐富的政治軍事經驗和才能，並且極勤於政事，所以能夠以這樣的體制推動當時國家機器的運轉。但這是變局而非常局，可以適用於一時，而難垂諸久遠。因為，由一個全能的至高無上的皇帝大權獨攬，小權不放，事必躬親地履行全部統治職能，事實上是絕難世代相承的。

到明成祖朱棣統治時期，內閣及其大學士的實際職權便已發生明顯的實質性變化。朱棣採取一種漸進的過渡形式以修正其父手訂的中央輔政體制。他在篡位勝利之後，立即在全國範圍內精選瞭解縉、胡廣、楊榮、楊士奇、胡儼、金幼孜、黃淮等七位年輕有才能計程車人進入內閣，並對他們放手重用，在諸如有關和戰、立儲、用人、徵調或蠲免賦役等重大軍國政務上，都徵求他們的意見，有意識地吸收他們參與論議國家的核心機密。終朱棣當政的永樂時期22年，內閣學士的品秩仍然是不高的，一直都不過是正五品的官階，但實際上，他們經常能參與對重大政務的研討，甚至對於六部的要政，也可以在御前進行更高層次的審議，以供皇帝參考。

到了洪熙(明仁宗朱高熾)、宣德(明宣宗朱瞻基)以後，情況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內閣的地位和作用又有了進一步的提高。因為朱高熾和朱瞻基登位時，朱棣時期任用的內閣大學士如楊榮、楊士奇、楊溥等人都還在位，以前朝舊臣元老的地位和熟諳政務的身份輔政，年幼的皇帝不能不把很多政務交給內閣辦理，內閣的權力就逐漸加重。及至正統(明英宗朱祁鎮)以後的歷屆皇帝，差不多都是荒怠懶惰或寵信宦官的人，有人20餘年不上朝辦事，國家的日常事務更只能推給內閣辦理。本來規定，內閣只能承旨辦事，內閣大學士不過是備顧問的輔助人員，但事實上，他們逐漸擔任了代替皇帝草擬詔令敕浩的工作，還負責起草批覆奏章的“票擬”任務;本來規定，六部及其他國家機關均由皇帝直接領導，內閣大學士的品級和權力均遠較六部尚卡低(原來規定內閣大學士為正五品官，尚書為正二品官)，各單位有事不得關白內閣，但後期的大學士有些兼任尚書之職，有些還享有太保、太傅、少保、少傅等崇高政治稱號，官階又更定為正一品，六部尚書有事只好請示內閣大學士，又演變為實際上是內閣屬吏的狀況，基本上恢復了中書省統率六部的辦法。在內閣大學士中又按地位高低順序，分為首輔、次輔、群輸，首輔“偃然漢唐宰輔，特不居丞相名耳”。在這種情況下，便相繼出現了像夏言、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這樣的“權相”。朱元璋關於永廢丞相的規定事實上被完全破壞了。

內閣政治地位的明顯提高，主要表現在掌有了“票擬”之權。所謂票擬，也叫做票旨、條旨，也就是說對於來自全國各方面的奏章，在送呈皇帝批示以前，由內閣學士“用小票墨書”，貼在各奏疏的對面上以進呈。這實際上就是代擬好“御批”的稿本，供皇帝採納。在君主專制體制下，掌握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職權，其重要意義是可想而知的。所謂“代言之司”，所代表的乃是具有絕對權威的“皇言”。“各衙門章奏留送閣下票旨，事權所在，其勢不得不重。”但是，內閣的“票擬”終究不過是給皇帝提供參考的初步意見，最後的拍板定案仍決定於皇帝的御批(當時叫做“批朱”)。內閣權力的有無及大小，內閣實際地位的高低，也主要表現在所擬“票擬”被採納的程度上。洪熙、宣德時期，三楊所擬的“票擬”，萬曆前期，張居正所擬的“票擬”，差不多都轉化為“批朱”的藍本，閣權之重、閣職之隆，自不待言。但在正統以後，諸如成化、正德、隆慶、天啟等朝的皇帝都特別寵。

內閣制度起源於明朝，當朱元璋把天下打下來後，想穩固皇權。歷史中都是宰相制度，大小事物先由宰相審閱，宰相通過後由皇帝審閱蓋章。但朱元璋是農民出生，坐上皇帝實屬不易，他親歷朝中所有事物，大小所有事物他都能幹。我看過《明朝那些事》中提到朱元璋每件事都自己親自過問，審閱。每天好像到10點11點才下班。由此看出朱元璋很珍惜這個皇位，也很能幹。

聯想上述，從幹活態度和能力方面看宰相也就不需要了，宰相的活都由皇帝幹了，要你宰相干嘛？白吃國家俸祿。那是不行的。就如一公司，老總特能幹。怕經理幹不好影響公司把經理的活都幹了，那要你經理何干?直接辭退。再者前宋，元各朝出了皇帝宰相最大。一個窮酸農民好不容易打了個天下，怎能輕易把手中權利分割，那是不可能的。不要宰相老子自己幹，大小活老子通吃。這就是宰相廢除的倆原因。

上面闡述了宰相制度廢除原因，那我們談談內閣是怎麼產生的。太子朱標一死，朱元璋大肆殺有功之臣，怕孫子建文玩不過老古董們。可建文帝登臺，不是你爺爺朱元璋和老子朱標那樣有幹勁。我哪能體會爺爺和父親打天下的那種感覺，沒上過戰場，沒當過和尚。我只想穩固我的權利，把能聯想到的危機解除，想把叔叔朱棣幹掉沒想到被反殺。朱棣一登臺什麼批奏摺，哪裡有冤案。老子才沒心情看，沒時間批。老子我就想打仗，搞蒙古 穩固邊境，大事我做主就可以了。但皇帝不幹這些瑣事，得有人幹才行。怎麼辦?太祖廢除宰相我兒子不能又重新搞宰相制度吧？所以換個方法整咋設個票擬中心，六部有事先內閣擬票處理。就好像搞了秘書部門，先秘書辦事，後老總簽字蓋章。大大減輕了皇帝的負擔。但隨時間前移，皇帝不問政事了，當和尚，煉丹藥，搞木匠。那大小事就內閣處理算了，皇帝專心玩自己的。但皇帝也怕內閣權利過大架空自己，隨之有搞了東廠，西廠，太監牽制內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