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後朝為前朝修史，一是證明自己的合法性，二來可以標榜自己，抹黑前朝，美化本朝的事，歷代史官或多或少都有幹。

按我說，想要史書原汁原味的保留下來，就不能讓當朝的官員來修，特別是大官，因為這些人有明顯的政治傾向，比如唐朝宰相魏徵，那是有名的諫臣，他修《隋書》，把隋朝和煬帝貶得一無是處。

（宋濂，元史是他主持修的，明朝禮儀由他制定。）

再看《元史》，是明朝開國文臣之首宋濂修的，史料嚴重缺失和錯誤，到了清朝時邵遠平等人重修了《新元史》，不但糾正了缺陷，補充了大量的史實。

歷史本是個嚴謹的東西，要想盡可能保持公正，讓置身事外的民間文人來修，或者隔代的史官來修，讓當朝官員修，那肯定完蛋，《明史》也是這樣。

《明史》是張廷玉等人編撰的，張廷玉什麼人，清朝唯一配享太廟的漢臣，他不親滿清統治者，能升到如此高地位嗎，修史不抑明揚清，能獲得清皇帝的高興嗎，所以不排除《明史》中有大量抹黑明皇帝的篡載。

（圖為張廷玉畫像。）

另外，《明史》也是二十四史裡修纂時間最長的一史，三次廢其稿重修，為什麼廢？皇帝不滿意，是對歷史不滿意，還是寫的不滿意，當然是改的不滿意，問題是歷史能改嗎，張廷玉說，皇帝說能改就能改。

如果你是明粉，看了《明史》肯定對清統治者咬牙切齒，那這本史就這樣廢了嗎？不，史是記錄所處朝代發生的大小事，而不是隻記錄皇帝，如果只盯著《明史》皇帝看，只會一個比一個昏庸，如果放眼整個時代，除皇帝外，剩下的記載是寫得非常好的，成書價值很高。

是這樣的，《明史》的初稿是一批明代著名學者，如黃宗羲、顧炎武、萬斯同等，用幾十年心血收集整理撰寫而成，他們基於愛民族的熱忱，不求名利，甘願出力，把明朝300多年各方面大事，都扼要的儲存下來。

關於《明史》前期收集整理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當年明遺學者們拒絕出仕，但修史，本著民族大義，都願出一份力，他們在地方上奔波行走，整理了初稿後，由黃宗羲弟子萬斯同帶去京城，萬斯同協助修史，但他不署銜，不受俸，以一介布衣身份在Quattroporte官徐元文家裡參史事，達19年之久。

（圖為萬斯同畫像。）

這裡面，《閹黨傳》毫不客氣的記述了其禍國殃民的罪行；《土司傳》詳細記載了少數民族的情況，是一段珍貴的史料；《天文志》、《河渠志》、《藝文志》等包含了大量明朝的科學、技術、文藝、文化等方面的成就。

總結一下，一部史料，如果只盯著皇帝那一部分，那是互相笑話，明朝修元史把蒙古人罵的體無完膚，等到清朝修明史時，毫不客氣的抹黑一塌糊塗，但如果放眼其它，卻是一部民族發展史，人類程序史，非常珍貴。

“篡改”這個詞，指用作偽的手段對經典、理論、政策等進行改動或曲解。用在史料方面的話，其實並不嚴謹，因為真實的歷史，所謂的真相，是不可能百分之百還原被記錄的。

歷史不是1+1=2的數學公式，記述它的人，是沒有辦法保證一個人物，一個事件的完全合乎客觀實際來表達的。即便是現代社會，用攝像的方式24小時全方位記錄某一事件參與者的所有人的活動軌跡，但也無法記錄一個人的內心活動.......

所以著史者，大多是在各種文獻資料，傳聞俚語中一點一點來還原他們心目中的歷史真相......為什麼要說是他們“心目中”的歷史真相呢？

因為歷史沒有立場，但是編史者有立場，無論是出於政治立場，還是情感傾向，或多或少都會使一個歷史事件相對偏移，這種偏移或許是側重點不同，或者用了春秋筆法，又或者只是選取傾向於自己所需要表達的方面進行放大創作等等......

所以歷史從來都是富有爭議性的，而圍繞歷史事件的是人，而人在社會背景、政治立場、個人性格好惡等等方面，在一個事件中表現出來的行為動因又是多方面的。一個“殺人”的事件，從不同的角度來解讀，就可能對一個人有截然不同的評議，那麼到底什麼才是歷史的真相呢？

是故，筆者認為，歷史沒有真相，或者說，歷史不是唯一性的，它是動態的，在歷史規律下，每一個人物，每一個事件，在不斷的研究和論證的過程中，它能給予我們不同的視野，帶來不同的智慧體驗。

如果脫離了人，把歷史當成公式一樣研究，認為歷史就是1+1=2的話，那麼，你所認為的“真實”的歷史，就只是你眼中的歷史而已。

說回《明史》，《明史》跟歷代所編寫的斷代史其實差不多，在政治正確的前提下，充分地展示大明朝的治政情況，因為華人最喜好託古言今，所以利用歷史來實現現實的政治需要時很正常的事情。同一歷史事件，會因為社會背景的不同，所呈現出來的解讀方式也不同。

但要說《明史》完全沒有研究明史的價值，那就是不懂歷史研究的方法了。研究某一個歷史事件，都需要將圍繞這個事件的大部分文獻資料拿出來一一對比，印證，從其中選擇出邏輯自洽，最貼近真實的結論，這其實跟破案差不多的道理。

清朝佔領白金，盡得明朝國史，包括了各種珍貴的官方文獻檔案，為了籠絡明朝名儒學士，緩和民族矛盾，於康熙17年設博學宏詞科招引明代遺臣，授以翰林等職，於康熙18年開始，正式展開修訂明史。

應招的人，大多都是明末著名學者，這些人的文筆以及鑑別材料的能力都很強，先後任Quattroporte的徐文元、陳廷敬、張玉書、王鴻緒又都延請著名史學家萬斯同於家中，對所編制稿進行訂證。要知道萬斯同是黃宗羲的弟子，承黃宗羲之學，熟悉明代掌故，諳通實錄，很早就致力於明史的研究，並收集了許多珍貴的史料。

而萬斯同其人，治學嚴謹，以歷朝實錄為基本史料，參考檔案、奏議、邸報以及野史筆記等，刪繁證誤，補略缺遺，最後成書五百卷。但是這並不是最終修訂出版的《明史》，一般被稱之為《明史稿》，於雍正元年以《橫雲山人集》之名刊行。

那麼《明史稿》與《明史》又有什麼樣的關係呢？

可以這麼說，《明史》大多出自《明史稿》，兩者一脈相承。但畢竟是兩部不同的書，都有自己特有的史料價值，不可彼此替代，而應互相印證。比如，《明史》所收人物比《明史稿》多，並且增加了新的內容，但總的來說列傳部分就某一個任務來說沒有《明史稿》的材料詳盡，豐富。《明史稿》把歷史人物的詳細經過基本上記載下來，而《明史》文字上卻簡明扼要，這邊遺漏了一些有價值的史料。

《明史》對於隨南明政權抗清的諸漢人之表揚其盡忠的封建道德，而於其抗清的事蹟全都不寫，關於南明政權，《明史稿》另立《三王傳》寫起政權情況，《明史》卻削了《三王傳》，而將三王附見於各始封王之後，是南明的歷史掩沒幾盡。

在其他一些方面，比如大明於東北的歸屬問題上，《明史》立場曖昧，儘量掩飾清稱帝以前的事蹟等等。

以上，便是《明史》的最大缺陷。

歷史是具有強烈政治性的一門學科，封建王朝修史都是為封建制政權自己服務的，但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明史》也具有十分珍貴的研究價值，就是它所掩蓋，或者刪改的內容，所用的手法，都能夠為明清之際的歷史提供旁證，以及進一步研究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