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以為范文正公的後天下之樂而樂境界更高，甚至沒有幾個人能達到如此境界，是心憂天下，憂國憂民後的大樂;而歐陽修的太守之樂是小儒官宦的私人之樂，在下以為就是文人士大夫們的無病呻吟，沒什麼境界可言

范仲淹的後天之樂而樂是心繫天下而產生的心願達成的怡怡之樂，歐陽的太守之樂是逃避現壯而進行的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私慾感慨之遊樂之樂！

雖同是由樂而樂，但心懷天下而融入民眾是欣慰之樂，私慾的宣洩而壓仰了心志的逢場作戲之樂是乏味而無耐的。

“後天下之樂而樂”一語，出自范仲淹的傳世名篇《岳陽樓記》，“太守之樂”則出自歐陽修的著名遊記《醉翁亭記》。

范仲淹之所以能寫出《岳陽樓記》，是因為他牽頭主導的“慶曆新政”改革失敗，他先貶唐州，後貶鄧州。慶曆六年，好友滕子京寫信來，又附“洞庭晚秋圖”，請他為重修的岳陽樓寫一篇記。當時，范仲淹正心情抑鬱、無法排遣之時，看到洞庭晚秋圖中的洞庭湖和岳陽樓後，他看到了一片可以抒發內心的天地，於是《岳陽樓記》噴薄而出。

因為改革受阻，記中便有“陰風怒號，濁浪排空”，便有“薄暮冥冥，虎嘯猿啼”；因為小人得志、忠良見棄，記中則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但是，范仲淹的胸懷寬廣之處在於，他不拘泥於對怨的牢騷，雖有怨，而他衝出了怨的束縛，從更高的高度來看待改革的失敗，從更高的理想來表達願景，因此，便有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有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心胸和抱負。所以，此樂是天下之樂，眾生之樂，理想之樂。

其實，歐陽修的《醉翁亭記》也是一篇貶謫文章，當時，有人狀告歐陽修與外甥女通姦，事雖未證明是否確有其事，但宋仁宗為表明態度，將他貶官滁州，《醉翁亭記》就是歐陽修貶為滁州太守期間所作。

歐陽修《醉翁亭記》通篇寫自己與賓客在醉翁亭開懷暢飲的歡快之情，全文只400多字，卻有21個“也”字，一路“也”下來，把滁州山間之景寫得多姿多彩，其遊歷宴飲之樂寫得淋漓盡致，雖然全文都是“樂”，但讀著讀著，便能感覺到歐陽修其實心中堆滿了抑鬱和不快，人間告他“亂倫”，這種恥辱任何人都受不了，何況在朝中名聲如此之高的歐陽修？所以，“太守之樂”其實是“太守之痛”“太守之悲”。說白了，歐陽修是希望透過這篇文章，在朝中和士大夫間，表達出自己對人家告他“亂倫”之事的豁達，以豁達的姿態來證明“亂倫”之事的子虛烏有。

就境界來說，范仲淹的“後天下之樂而樂”，比歐陽修的“太守之樂”自然高出許多。然而，就文章的優美來說，《醉翁亭記》亦絲毫不遜色於《岳陽樓記》，兩篇文章堪稱宋人散文中的雙子星座。

北宋大文學家范仲淹與歐陽修是至交好友，兩人又是推行新政的政治盟友。慶曆年間，范仲淹帶頭推行“慶曆新政”，歐陽修也參與革新，成為革新派干將。後來改革在保守派的阻撓下失敗了，范仲淹被貶鄧州。歐陽修上書為范仲淹鳴不平，結果被保守派誣陷他有亂倫行為，導致他被貶滁州。

范仲淹與歐陽修被貶後，各自寫下了流傳千古的名篇《岳陽樓記》與《醉翁亭記》。更為巧合的是，他倆在各自的作品中都提到了“樂”，看來兩人真是心有靈犀的一對好友。

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歐陽修在《醉翁亭記》中說：“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那麼兩種樂，誰的境界更高一些呢？

居士我認為，范仲淹之樂與歐陽修之樂是同一種樂，只是范仲淹著眼於宏觀，而歐陽修著眼於微觀。

我們先看范仲淹：

在《岳陽樓記》的的最後一段，范仲淹敘述了“古仁人之心”，其實也就是范仲淹自己的心思，那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處在朝堂之上時為百姓憂慮，被貶黜而離開朝廷時為皇帝憂慮。

范仲淹時時都在憂慮，那麼什麼時候才能快樂呢？范仲淹寫下了那千古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就是說，只有當天下人都快樂時，范仲淹才會快樂，這體現了范仲淹心懷天下的志向。范仲淹真正快樂的時候，必然是海晏河清，四海昇平，百姓安居樂業，國家繁榮昌盛之時。

我們再看看歐陽修：

在《醉翁亭記》中，歐陽修描寫了滁州人跟隨著歐陽修遊覽琅琊山時的情景：“負者歌於途，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一派熙熙攘攘的熱鬧景象，遊人們十分快樂。而在醉翁亭中，歐陽修與賓客們宴飲喧譁，觥籌交錯，同樣十分快樂。

不過，遊人們跟著太守遊覽琅琊山很快樂，卻不知道歐陽修為什麼快樂。歐陽修的樂是“樂其樂”，也就是因為遊人的快樂而快樂。為什麼遊人快樂，歐陽修就快樂呢？因為這說明滁州在歐陽修的治理下欣欣向榮，百姓生活富足，才有閒情逸致去野遊。居士我想到了《論語》中曾點所說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是何等美妙的境界。

可見，不論是范仲淹還是歐陽修，他們快樂的基礎都是百姓的幸福安康。只不過范仲淹著眼天下，希望看到天下人人快樂，他才能真正快樂。而歐陽修只著眼於一州，只要自己治下的百姓快樂，他就快樂。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與歐陽修的“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其實是代表著中國文人兩種強勁的價值取向與人生選擇。

范仲淹是為國、為家、為黎明百姓，歐陽修的醉翁則選擇“大隱隱於市”。歸根結底，是儒家與道家兩者內在價值的區別。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儒家讀書人的理想，也是儒家人精進的目標。修身、齊家算不上難，難就男仔治國、平天下。後兩者，需要爬到足夠高的位置，手中能調動足夠的資源，才能實現。位置越高，責任越大，但凡出現一點差錯，就能滿盤皆輸。且身處高位，必然會有常人難以想象的危險。

歷史上能做到這點的，必然有超乎常人的膽識、見識，都是堅忍不拔的改革家。范仲淹主導的慶曆新政，主要內容是澄清吏治，如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等措施，旨在解決北宋官員冗餘、行政效率低下的問題。慶曆新政改革的物件是舊貴族與官員，自然遭到重重阻撓與瘋狂反撲。慶曆新政最終慘遭失敗。

歷史上像范仲淹這樣的人，不勝其數。如韓愈、王安石、張居正、海瑞、林則徐、譚嗣同等，這些人都是魯迅所言的“民族的脊樑骨”。有這些人，國家或民族才能屹立不倒。

歐陽修寫作《醉翁亭記》時，慶曆新政已經失敗，他也因新政的原因被貶到滁州，做了太守。從京官到地方官，歐陽修內心的抑鬱，可想而知。

他縱情于山水，不過是為了抒發內心的苦悶。歐陽修當然不是為了自己手中的權力而憂鬱了。說實在的，在北宋時期，一個地方太守，若是要貪墨的話，賺得錢可比京官要方便得多。他心情鬱悶主要的原因，還是慶曆新政的失敗。

寄情于山水或歸隱田居，是封建社會里官員政治上失敗後的主流選擇。封建社會的權力鬥爭極其殘酷，稍有不慎，就會身死家滅。失敗後，能保全自己，已然是件極為難得的事。像老子，看到春秋亂世，自己無力改變，便騎青牛出函谷關；陶淵明前期還勵精圖治，後來實在是東晉的政治太黑暗了，自己一個人玩不動，便歸隱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