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青年人對手機最大的成癮就是遊戲。國家應該在遊戲上面立法。必須強制限制未成年人在遊戲方面的控制，我們都是從年輕人走過來的，年輕人根本就沒有控制力。其實我們現在，也沒有什麼控制力。別說年輕人了

拜託，這種腦子要換換了。手機和遊戲不是地獄好吧，移動互聯時代，手機已經延伸演變為人類的一個器官了，離開手機意味著殘廢（當然，你就要和我矯情遠離社會生活，隱居那這槓就不抬了），你怎麼可能限制，並且限制的意義又是什麼呢？

如果是因為時間的浪費遊戲的沉迷，這又是另外一個範疇的問題，類似於暴食、好色等等人與生俱來的慾望原罪。歷史上無論宗教、還是律法都對這些原罪做了杜絕和刑罰，可這些至今都還存在。

我想說的是，這個想法是杞人憂天了，年輕人從手機端獲取的正面資訊將會使他們和我們一樣，在慢慢長大的過程中自我節制，理性選擇。就好像年輕時的我們也不都是因為黃色小說而淪為罪犯了。這是個長大的過程，難不成要電擊治療？

當然，任何事情幾乎都有特例，因此極端的具體事件反而更應該就事件細節去探究成因。對症下藥，一刀切限制不可取，更不要反人類的把事情放大成一個末日預判。

這是未來，你我擋不住。蒙上眼不看嗎？

不過什麼事情，用到限制都會讓人覺得是壓迫。

不如想想怎樣讓我玩少點手機，然後看看我這個方法是不是合適用在青年身上。

首先每個時代都會有影響每一個時代的東西，前幾年的是小霸王，再往前是小人書，古代就是蛐蛐，等等每個時代都有這樣那樣的東西影響青年一代。

所以你說限制青年玩手機時間，簡直就是飲鴆止渴

1.手機娛樂只是一方面，通訊的發展才是重中之重

很多人說電腦遊戲影響青年，現在手機也影響青年，那為什麼你覺得大哥大時代和算盤時代，誰更好？這種只要有點腦子的都想得出來，任何東西有利有弊，利大於弊就能推動社會進步，而不是看到有缺點就封殺，就限制，那國家和社會怎麼進步？所以在看到手機的危害時，更應該看到手機堆社會的作用。

2.新東西只能是合理的指導，不能一味限制和封殺

為何？清朝對火車的恐懼可想而知，可是不得不說火車就是一個時代的進步的發動機，直接讓世界進入了工業化時代，這個手機取代大哥大和電話是一回事。我們不能應為看到害怕就封殺和限制，我們可以督促和指導青年如何讓更好的利用手機，但絕不能限制手機。

3.360行行行出狀元

很多人還是把很多東西化為害人害己的存在，比如遊戲，可是現在全球遊戲已經成為一個很重要的產業，電競也列入了國家運動專案，所以很多東西是隨著時代改變而改變的，所以你現在覺得玩手機不好，可是可能對很多產業和國家經濟發展都有很多好處，所以不能一味理解為玩手機就是不好的。

綜合上述：飲鴆止渴，就是自取滅亡。所以比起限制，我們應該更多的去誘導，去指引，這才是希望、

網癮認知行為治療

西方對待行為上癮的態度跟陶教授一樣散亂。《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現在承認賭博是一種真正的行為上癮，而2013年發行的手冊第5版（DSM-5）幾乎未將過度使用網際網路收錄在內。如今，以“網路上癮”為主題的學術論文有200多篇，所以美國精神病學會在手冊的附錄裡簡略地提了一下。同時，DSM-5省略了運動、智慧手機和工作等其他行為上癮，因為它們尚未引起足夠的學術關注。不過，在和行為上癮治療專家探討時我發現，這些上癮體驗並未因為手冊沒提就不是真的。就算美國精神病學會不認為它們是疾病或失調，它們仍然影響了成千上萬人的生活。又或許，完全不應該把它們看成是臨床疾病，行為癮君子們只是迴應自己所居住世界的種種約束（就像數百萬中國青少年向網際網路求助來應對孤獨一樣）。

和陶教授的醫學模式（要吃藥，要接受精神治療）相比，“重啟”中心主要是把行為上癮視為結構性問題：修復受感染者生活的結構，就修復了問題。治療課程是“重啟”治療計劃的一小部分——遠少於生活訓練和情緒應對技能等。但美國也不是所有的治療機構都一樣。有一家醫院治療行為上癮，就跟西方醫學治療藥物上癮差不多。2013年，賓夕法尼亞州布拉德福德地區醫療中心在推出了為期10天的網癮治療方案。創立該方案的心理學家金伯利·揚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對網癮產生了興趣。[1]“1994年或者1995年，我的一個朋友對我說，她丈夫一個星期泡在美國線上的聊天室裡40～60個小時。”揚說，“當時上網費用很高，每小時2.95美元，所以這個習慣給家人造成了經濟負擔。我很好奇，人真的會對網路上癮嗎？”揚設計了網路上癮診斷問卷（Internet Addiction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貼到了網上。就像賭博和酒精上癮問卷一樣，網癮問卷詢問受試者以下8句陳述是否適合形容自己的情況。“如果認為5句或5句以上陳述都適合，那就是‘上癮’。”揚說。

第二天，數十人透過電子郵件告訴她說自己很擔心。他們不少人的量表得分都在5分以上。接下來的4年時間，揚完善並驗證了問卷，增加了12個新專案，並重新取名為“網癮測試20題”。（我在本書第1章中便收錄了測試中的一些問題。）

在兩件事的推動下，揚接待的網路癮君子越來越多：一件事發生在2007年，蘋果推出了手機；接著是2010年，它推出了iPad。“網際網路轉到移動端之後，我對網癮的關注爆發了。”揚告訴我。上癮環境不再僅限於家裡：如今它無處不在。到2010年，揚意識到，必須要設立一家專門的治療中心了。2006年一項早已過時的研究表明，美國有1/8的人網路上癮，但揚相信這個數字高得多——而且還在往上漲。她設法在布拉德福德醫院安排了16張病床，作為急性網癮治療中心。她跟“重啟”的凱什談過，但揚更傾向於採用一種不同的、更密集的方法。患者的住院治療週期不是45天，而是10天。她說：“大多數人沒時間跟我們待10天以上。”其中許多人看過其他醫生，可惜沒用，所以他們找到這裡時滿心絕望。他們將經歷三天的快速解毒，接著用7天展開針對性的認知行為治療。揚的方法，也叫作“網癮認知行為治療”（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for Internet Addiction），借鑑自曾成功治療了其他衝動性障礙的技術。她的許多病人並不認為自己有問題，所以她必須教他們承認自己真的是上癮了。接著，她教他們重塑一些導致其過度上網的有害想法——比方說，離開網路就沒法結交朋友的觀念。網癮認知行為治療還鼓勵患者重新投入線下世界，因為許多患者此前已經放棄了線下世界，投入到看似更寬容的網路世界裡。

2013年，揚發表了一篇論文，介紹了網癮行為認知療法對128名網路癮君子的作用。她在12個療程後立即測量了患者的進展，接著在治療之後的1個月、3個月和6個月又分別做了測量。結果令人鼓舞：治療結束後，揚的患者減少了上網時間，管理個人時間的能力提高了，也不太容易體驗過度上網的惡果了。6個月之後，部分治療好處開始減弱，但模式仍類似：行為認知療法似乎仍在發揮作用，至少對這一人數有限的樣本來說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