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從“三家分晉”寫起，是司馬光深思熟慮的結果。在下謹從三個方面來分析一下：

《資治通鑑》是一部“編年體”通史，這種寫史方式始於孔子編訂的《春秋》。所謂“編年體”，就是按年來記敘史事，所以前提是要有確切的紀年。而中國從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才開始有確切的紀年，公元前841年之前的史實，司馬光沒法逐年逐年地寫。

《史記》同樣是一部通史，但司馬遷是以“紀傳體”形式寫的，以人物為綱，不以確切紀年為必要條件，所以他以《五帝本紀》開篇，從黃帝開始寫。

司馬光寫《資治通鑑》的主要目的，在於“資治”二字，即為宋朝皇帝治理天下提供歷史借鑑，也就是唐太宗說的“以史為鏡，可以知更替”。這一目的決定了他的寫史，側重於實際的軍政、人事，而非縹緲的傳說。這一點，和司馬遷寫《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還是有所不同的。

這一點也好理解。因為《春秋》就是寫到“三家分晉”前夕，司馬光應該是有意接著《春秋》往下寫的。《春秋》乃孔子編訂，在後世地位很高，司馬光大概有點“為往聖續絕學”的意思吧！

另外，發生於公元前453年的“三家分晉”，是一個標誌性事件，戰國史實際是由此開端。半個世紀後的公元前403年，周天子終於封分晉的三家大夫為諸侯，司馬光從這一事件開篇，並以孔子“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的觀點，引申了一大段關於君臣名分的敘述，算是一開始就給“資治通鑑”點了題。

可以說，《資治通鑑》這一鉅著確實給歷代治國者都提供了很好的歷史借鑑，當然，受益的並不只是宋朝皇帝！

我們知道，《資治通鑑》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晉開始寫起，一直到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前後一共1362年。寫到959年很好理解，之後就是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就是宋朝了，就是司馬光的本朝了。有趣的是他從三家分晉開始寫。

按理說，司馬光自幼熟讀《春秋》，《春秋》是當時最重要的編年體作品——當然，當時這是五經之一，不僅僅是史學作品。

那麼，《春秋》從哪裡寫到哪裡呢？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為什麼到前481年這一年就結束了呢？因為這一年，西狩獲麟，就是抓住了一個動物，大家不知道是什麼。孔子說，這叫麟。捕捉到這樣一個動物，彷彿預示著什麼。之後孔子就去世了（前479年左右）。聖人死了，一個時代結束了。

所以，如果司馬光上承春秋，理論上要從前480年開始寫，但司馬光沒有這麼做。一方面，前480到前403這77年的史料很少。《春秋》已經結束，《左傳》記載了一些前470年代的事情，再之後就沒有了，《國語》、《戰國策》之類的書中，記載也不多，所以司馬遷《史記》中，已經不是很詳細了。

另一方面，司馬光講了自己的理由，他覺得三家分晉標誌著周的禮制徹底崩壞，新時代的大幕由此拉開了。為什麼呢？本來，趙、魏、韓三家是晉國的大夫，本來的職責是輔佐晉君。但他們呢？幾代人下來，把晉國的土地瓜分得差不多了，只有絳與曲沃兩地留給晉幽公。這樣以下克上的亂臣賊子，本來應該是人人喊打的，竟然得到了周天子的冊命！由此，周朝的秩序，就名存實亡了。

所以，即使在今天看來，司馬光從這一年有很多值得稱道之處。為什麼呢？因為他不拘泥於接續春秋的經學立場，力圖從歷史本身的脈絡出發。

《資治通鑑》說是編年史，其實就是供帝王治理國家的教科書，是類似於現在MBA的案例教科書，用一個個案例來告訴君王如何趨利避害。因此，從哪個年代開始，也犯不著刨根究底！

與《史記》不一樣，《資治通鑑》的作者司馬光沒有他的"老祖宗"司馬遷那般文采，筆下生花。但透過剖析不同的案例來對歷史事件進行點評。

比如，《資治通鑑》有這麼一段點評：“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

這說的是什麼案例呢？

說的是周世宗決心對佛教進行整治並加以限制。顯德二年（955）世宗下詔，凡是無“敕額寺院”，全部停廢；邊遠州郡而無敕額寺院的；可保留僧、尼寺院各二所；

縣城及常住居民200戶以上的軍、鎮，又沒有敕額寺院的，允許保留僧、尼寺院各一所，如無尼則只保留僧寺一所。

凡志願出家，不僅要得到父母、祖父母（如已喪則由同居伯、叔、兄）同意，男15歲以上，女13歲以上，還須念讀經文考試合格，只在首都東京開封府、西京河南府、大名府、京兆府及青州設立戒壇進行剃度。

共廢寺院30336所；保留2694所，系籍的僧尼6.12萬人。同年九月，為了解決錢荒，世宗決定除保留必需的銅器及存留寺院的銅佛像外；

所有“民間銅器、佛像”全部用於鑄銅錢，為了消除人們的疑慮，指出銅像並不是佛，“佛在利人”，“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表明限制佛教發展的決心。

《資治通鑑》裡面就是一個個這樣的案例以及點評。

《資治通鑑》的讀者群

司馬光動手編纂的意圖，初衷是為帝王服務的。這套史書的切入點是什麼？司馬光肯定思考過這個問題，從那個歷史事件寫起？

還原歷史，有這麼幾種可能和假設。一是從皇帝寫起；二是從有文字記載的“華人暴動”寫起；三是找一個適應當時形勢的歷史事件。在這些選項中，從皇帝寫起，歷史資料缺乏，年代越久遠，歷史事實越不靠譜。再說，即使現在，有些史實，“家”們都在爭論不休，靠出土文物，就別說一千多年前了。當時，神話傳說的成分較多。試想，論據都靠不住，論點就很難站住腳了。此條cut。從有文字記載的“華人暴動”寫起，司馬光難以下筆，也不符合當時的環境和形勢。於是，找個什麼樣的歷史事件呢？於是乎，三家分晉成為首選。

有句古語，“士為知己者死”，司馬光有三位助手，都是當時的史學大家、文學大家。百度上可以查詢到，在此不贅述。歷時十九年，寫成一部書，要經得起歷史的考驗，關鍵是要對當時的皇帝產生正向影響。

從皇帝寫起？很不現實。歷史材料極度缺乏，能夠加以印證的材料很少，能夠影響當朝皇帝的材料很少，按年來編寫，儘管是飽學之士，也是難以為繼。即使寫出來，也經不起推敲。

於是，選擇一個歷史事件，能夠表達自己的觀點，對黃帝產生影響，就成為必選項了。

司馬光之所以選擇“三家分晉"這一歷史事件，可能有以下幾方面的考慮：

1、三家分晉發生的時間。是在春秋末年，是中國社會大分裂的時期，是發生在“春秋無義戰”的關鍵期。此後，中國就進入了動盪的戰國時期。

2、三家分晉發生的影響。也就是說，司馬光眼中，在三家分晉之前，似乎還有一個“正統的體制”，在此之後，再也無有“正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