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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蟬大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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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在野武將
我們知道,《資治通鑑》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晉開始寫起,一直到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前後一共1362年。寫到959年很好理解,之後就是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就是宋朝了,就是司馬光的本朝了。有趣的是他從三家分晉開始寫。
按理說,司馬光自幼熟讀《春秋》,《春秋》是當時最重要的編年體作品——當然,當時這是五經之一,不僅僅是史學作品。
那麼,《春秋》從哪裡寫到哪裡呢?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為什麼到前481年這一年就結束了呢?因為這一年,西狩獲麟,就是抓住了一個動物,大家不知道是什麼。孔子說,這叫麟。捕捉到這樣一個動物,彷彿預示著什麼。之後孔子就去世了(前479年左右)。聖人死了,一個時代結束了。
所以,如果司馬光上承春秋,理論上要從前480年開始寫,但司馬光沒有這麼做。一方面,前480到前403這77年的史料很少。《春秋》已經結束,《左傳》記載了一些前470年代的事情,再之後就沒有了,《國語》、《戰國策》之類的書中,記載也不多,所以司馬遷《史記》中,已經不是很詳細了。
另一方面,司馬光講了自己的理由,他覺得三家分晉標誌著周的禮制徹底崩壞,新時代的大幕由此拉開了。為什麼呢?本來,趙、魏、韓三家是晉國的大夫,本來的職責是輔佐晉君。但他們呢?幾代人下來,把晉國的土地瓜分得差不多了,只有絳與曲沃兩地留給晉幽公。這樣以下克上的亂臣賊子,本來應該是人人喊打的,竟然得到了周天子的冊命!由此,周朝的秩序,就名存實亡了。
所以,即使在今天看來,司馬光從這一年有很多值得稱道之處。為什麼呢?因為他不拘泥於接續春秋的經學立場,力圖從歷史本身的脈絡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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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閒看秋風999
《資治通鑑》說是編年史,其實就是供帝王治理國家的教科書,是類似於現在MBA的案例教科書,用一個個案例來告訴君王如何趨利避害。因此,從哪個年代開始,也犯不著刨根究底!
與《史記》不一樣,《資治通鑑》的作者司馬光沒有他的"老祖宗"司馬遷那般文采,筆下生花。但透過剖析不同的案例來對歷史事件進行點評。
比如,《資治通鑑》有這麼一段點評:“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
這說的是什麼案例呢?
說的是周世宗決心對佛教進行整治並加以限制。顯德二年(955)世宗下詔,凡是無“敕額寺院”,全部停廢;邊遠州郡而無敕額寺院的;可保留僧、尼寺院各二所;
縣城及常住居民200戶以上的軍、鎮,又沒有敕額寺院的,允許保留僧、尼寺院各一所,如無尼則只保留僧寺一所。
凡志願出家,不僅要得到父母、祖父母(如已喪則由同居伯、叔、兄)同意,男15歲以上,女13歲以上,還須念讀經文考試合格,只在首都東京開封府、西京河南府、大名府、京兆府及青州設立戒壇進行剃度。
共廢寺院30336所;保留2694所,系籍的僧尼6.12萬人。同年九月,為了解決錢荒,世宗決定除保留必需的銅器及存留寺院的銅佛像外;
所有“民間銅器、佛像”全部用於鑄銅錢,為了消除人們的疑慮,指出銅像並不是佛,“佛在利人”,“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表明限制佛教發展的決心。
《資治通鑑》裡面就是一個個這樣的案例以及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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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韓非子論壇
《資治通鑑》的讀者群
司馬光動手編纂的意圖,初衷是為帝王服務的。這套史書的切入點是什麼?司馬光肯定思考過這個問題,從那個歷史事件寫起?
還原歷史,有這麼幾種可能和假設。一是從皇帝寫起;二是從有文字記載的“華人暴動”寫起;三是找一個適應當時形勢的歷史事件。在這些選項中,從皇帝寫起,歷史資料缺乏,年代越久遠,歷史事實越不靠譜。再說,即使現在,有些史實,“家”們都在爭論不休,靠出土文物,就別說一千多年前了。當時,神話傳說的成分較多。試想,論據都靠不住,論點就很難站住腳了。此條cut。從有文字記載的“華人暴動”寫起,司馬光難以下筆,也不符合當時的環境和形勢。於是,找個什麼樣的歷史事件呢?於是乎,三家分晉成為首選。
《資治通鑑》的寫作班子有句古語,“士為知己者死”,司馬光有三位助手,都是當時的史學大家、文學大家。百度上可以查詢到,在此不贅述。歷時十九年,寫成一部書,要經得起歷史的考驗,關鍵是要對當時的皇帝產生正向影響。
從皇帝寫起?很不現實。歷史材料極度缺乏,能夠加以印證的材料很少,能夠影響當朝皇帝的材料很少,按年來編寫,儘管是飽學之士,也是難以為繼。即使寫出來,也經不起推敲。
於是,選擇一個歷史事件,能夠表達自己的觀點,對黃帝產生影響,就成為必選項了。
《資治通鑑》的開篇司馬光之所以選擇“三家分晉"這一歷史事件,可能有以下幾方面的考慮:
1、三家分晉發生的時間。是在春秋末年,是中國社會大分裂的時期,是發生在“春秋無義戰”的關鍵期。此後,中國就進入了動盪的戰國時期。
2、三家分晉發生的影響。也就是說,司馬光眼中,在三家分晉之前,似乎還有一個“正統的體制”,在此之後,再也無有“正統”了。
回覆列表
《資治通鑑》從“三家分晉”寫起,是司馬光深思熟慮的結果。在下謹從三個方面來分析一下:
一、司馬光能從黃帝或是夏、商寫起嗎?答案是“不能”!《資治通鑑》是一部“編年體”通史,這種寫史方式始於孔子編訂的《春秋》。所謂“編年體”,就是按年來記敘史事,所以前提是要有確切的紀年。而中國從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才開始有確切的紀年,公元前841年之前的史實,司馬光沒法逐年逐年地寫。
《史記》同樣是一部通史,但司馬遷是以“紀傳體”形式寫的,以人物為綱,不以確切紀年為必要條件,所以他以《五帝本紀》開篇,從黃帝開始寫。
二、司馬光有必要從黃帝寫起嗎?答案是“沒必要”!司馬光寫《資治通鑑》的主要目的,在於“資治”二字,即為宋朝皇帝治理天下提供歷史借鑑,也就是唐太宗說的“以史為鏡,可以知更替”。這一目的決定了他的寫史,側重於實際的軍政、人事,而非縹緲的傳說。這一點,和司馬遷寫《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還是有所不同的。
三、司馬光為什麼從“三家分晉”開始寫?這一點也好理解。因為《春秋》就是寫到“三家分晉”前夕,司馬光應該是有意接著《春秋》往下寫的。《春秋》乃孔子編訂,在後世地位很高,司馬光大概有點“為往聖續絕學”的意思吧!
另外,發生於公元前453年的“三家分晉”,是一個標誌性事件,戰國史實際是由此開端。半個世紀後的公元前403年,周天子終於封分晉的三家大夫為諸侯,司馬光從這一事件開篇,並以孔子“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的觀點,引申了一大段關於君臣名分的敘述,算是一開始就給“資治通鑑”點了題。
可以說,《資治通鑑》這一鉅著確實給歷代治國者都提供了很好的歷史借鑑,當然,受益的並不只是宋朝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