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用重典，法家重實幹。戰國是諸侯之間的滅國戰爭時期，天下大亂，大一統的思想開始出現。而從當時流傳下來的諸子學說，基本上沒有能夠滿足這個需求的。

換個角度來看，七雄中，秦國靠商鞅變法日益強大，孝公逝世，商鞅死秦法不滅。秦國是變法最徹底，中央集權最徹底的國家。反觀其他六國，都因為國內舊貴族和王權的鬥爭，使國力日衰。傳統的強國，無論魏、齊、楚還是民風彪悍的軍事強國-趙，都已如風中殘燭。（而這些曾經的霸主強國都經歷過法家諸子的變法圖強）

綜上簡述，法家的一支獨秀就很明瞭了。

立竿見影！這是法家能在百家爭鳴中脫穎而出備受推崇更被秦以後封建王朝所引用一直到現在這一點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另外一點法家雖說嚴厲了一點但對於一個國家的治理卻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手段。所以論語說一張一弛謂之道！而法家和儒家正是這一張一弛內聖外王治國的典範兩千年來為中華文明的傳承與發展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雖說封建社會的法律不夠健全主要為特權人物服務但不可否認對社會的發展與進步還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當時戰爭年代，如何取信於民，治兵籌糧，吸引內外人才為已用，兵精馬壯的制度建設最重要的嗎。可惜秦後，統治王朝的組織架構越來越完善，沒給民間商業，生產，服務餘下自由發揮空間，也是中國停止千年沒進步的原因。可以說明朝後開始。

要弄懂這個問題，首先要明白，為何會發生百家爭鳴？

第一次是百家爭鳴，第二次是從公車上書拉開的近代中國向何處去的大探討與社會大變革。

兩者的共同之處都在於，舊的社會制度到了崩潰的邊緣，舊制度完了，我們怎麼辦？然後就是全社會的思想者提出解決方案，這個事發生在春秋，就是百家爭鳴。

那麼，百家爭鳴為何法家會勝出呢？

這個，在理論上很簡單。因為，舊制度的主要問題，就是擁有特權的貴族成了社會發展的巨大障礙和破壞者，推翻特權制度靠什麼？只有靠法。

所以，戰國的社會變革從變法開始。

法家推動了戰國的出現，並以推動法家最為得利的秦國勝出收場。

但是，一旦江山穩固，佔有權勢地位的勝利者，他們的社會目標就變了，他們需要為自己建立一個特權的世界，法家由此退居幕後，代表著被法家推翻的貴族制度，也就是孔子克己復禮的那個禮儀為標誌的周朝等級社會秩序也就回來了，儒家也就回來了。

孔子曰，移孝為忠，以孝侍君。夙興夜寐，得保其祿位，守其宗祠。孟子曰，無君無父是禽獸也。荀子曰，爹親孃親不如皇上親。

所謂魏秦法家，全部學自大儒。

這個問題，提的很有深度！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思想史上的黃金時代，在這個時期，華人的思想智慧開始集中噴發，產生了一大批足以與世界同時期哲學家相媲美的思想家。這個時期，也被德國哲學家稱之為世界文化史上的“軸心時期”。

在這個時期，中國思想的天空，群星閃耀。誕生了以孔子為創始人，以孟子荀子為核心的儒家學派；誕生了老子和莊子、楊朱為代表的道家學派，誕生了以墨子為代表的墨家學派，誕生了以商鞅為先鋒，以韓非子、李斯為主帥的法家學派。此外，還有陰陽家、農家、小說家、雜家等思想學派。

當時，各學派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共同構成了中國思想史的天幕。在這些學派之中，最有影響力的算是儒家，但是當孔子去世儒家一分為八，而孟子還沒有走上歷史舞臺的時候，當時佔據主流地位的是楊朱學派和墨家學派，號稱是天下不歸楊即歸墨。而法家思想，從管仲，到子產、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他們以政治家和改革家的面目出現，當時並未佔據主流地位，當時，當戰國的遍地戰爭來臨之時，法家思想迅速崛起，當時幾乎所有的大國，都開始運用法家思想，走上了富國強兵的改革之路。

我們要準確回答法家思想為何能迅速異軍突起，我們不妨從司馬遷評價孟子思想為何不被重用的原因說起。

司馬遷說，“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原來，當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戰國時期是諸侯國吞併戰爭升級的階段，不是你吞併了我，就是我吞併了你，誰還要是運用儒家的仁政和王道理想，誰就必死無疑。

司馬遷又說，孟子“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所謂“所如者不合”與“迂遠而闊於事情”，是說孟子的學說主張與當時的社會現實相差太遠。

法家思想的治國理念，與孟子的仁政理念，截然相反，所以司馬遷說孟子思想的缺點，其實就是法家思想的優點。說到底，這個優點就是與時俱進，符合當時的國家政治的時局。

我們考察法家思想，會發現，他們的一系列思想和治國理政的舉措，以及為統治者著想的制度設計，似乎一切都是為了當時的社會量身定做，因此，只要是一個不是很傻的很理想主義的君主，都會運用法家思想來治理國家，大國希望用法家思想富國強兵搶地盤，小國也希望運用法家思想實現好的治理，來保住自己。

法家思想的核心，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人性論的觀點來說，法家認為人性是自私的，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鋌而走險，為了規範人的行為，必須用嚴刑峻法來治理人性。這在人性的惡氾濫的戰國時期，顯得特別有用。

第二，"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法家思想家說，法的作用是約束百姓的行為。而君王卻是可以擁有權杖擁有司法權力的人，根據一整套法律，君主可以行使獎懲的權利，這個才是君主最為喜歡的。所以，各國君主都喜歡用法家來治理國家。而如果要是按照儒家的道家的治國方法，君主會很不爽。因為儒家強調以民為本，道家強調清靜無為，這樣的話，君主根本就沒事可幹。

第三，法家有一整套方法，幫助君主管理臣下。韓非子這個人雖然口吃，但是很有謀略，他幫助秦王制定了一整套的駕馭臣下的方法，頗受歡迎。韓非子時候，"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也就是說，君主定任務，臣子去完成，君主只要有一整套的考核方法就行。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韓非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韓非子這是多麼貼心啊，怪不得嬴政為了得到韓非子，不惜發兵攻打南韓。

第四，法家基本上都是改革派。他們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商鞅明確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更進一步發展了商鞅的主張，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要求改革變法，這是戰國時期各諸侯國普遍的呼聲，也是現實的需求。所以，法家思想再一次擊中了統治者的內心。

綜上所述，法家思想的崛起，既與法家思想的本身的優勢有關係，又與戰國時期的國際國內局勢和社會思潮有關係。他們的崛起是一種歷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