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邀。我們要思考，在那個時代，各國的統治者所需求的是什麼。我舉兩個例子，趙武靈王的改革以及商鞅變法。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是為了獲得強大的軍隊戰力。商鞅變法言而總之，也是為了強兵富國。那個時代的統治者，要的就是不斷的強大自己，不斷的吞併其他國家。所以，孔子的政治主張並不適合當時的形式，那麼他的推銷失敗，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公元前356年，戰國時期著名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開始了他一生漫長的列國演說之旅。從儒家一開始的的創始人孔子開始算起，周遊列國這件事情，孔夫子他自己當年也是沒少幹，但是卻收效甚微。

儒家從一開始就把這樣的行為帶上了一層非常崇高的理想色彩。周遊列國的結果並不在他們所要考慮的範圍之內，也即“明知不可而為之”。

但是孟子在《孟子》一書中所展現的形象角色卻遠遠不同於春秋時期的孔子，在帶有諸多理想色彩的映襯下，孟子有更多不一樣的氣質，展現了更多不一樣的側面。

孟子一生曾經兩次到過齊國進行演說，第一次還是齊威王當政期間，但孟子僅僅在齊國受到了最高規格的禮遇，卻沒有受到他所認為的那種重視。所以不久之後，他就離開了齊國。

第二次孟子到齊國已經是三十年後的事情了。這一時期是齊宣王當政期。齊宣王和當年齊威王一樣，並沒有很重視孟子，他甚至直接對孟子說：

我欲中國（國都中）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華人皆有所矜式。

這在當時確實是君王用人的慣用伎倆，也就是說以禮賢下士之名義，來招攬更多人才。《戰國策》中“燕昭王求士”篇，其實就是在講這個用人之道。但是孟子顯然是不會接受自己只能當個花瓶，做一個象徵。

但問題就在於，孟子為什麼不肯接受齊國兩位君主的這些打算呢？

實際上，答案從孟子在《孟子》中和公孫丑進行的一段非常有趣的對話中就可以看出究竟來：

（公孫丑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 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這段話大致上的意思核心就是孟子關於自己道德修養的一個判斷，由此也產生了關於孟子最著名的說法——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對於這個“浩然之氣”應該作如何的理解，孟子顯然是精心準備了一番論證的，他先規定了“浩然之氣”的內容，作為一種氣質修為，浩然之氣顯然是更加虛幻的，連他自己也承認是“難言”的。但是我們如果把它理解為人因為內在的道德修養而產生的一種給氣質內涵，這就比較好理解了。

按照我們今天的說法，它不僅是正能量爆棚，而且還是一身正氣。這種品質表現在道德上其實就是以氣質作為主要表現內容的。

所以浩然正氣不僅僅代表了一種道德修為，它其實更是一種人生理想和追求。孔子時代，孔子周遊列國的目的很單純，就是為了宣傳仁政，傳播他的禮樂思想，企圖恢復周禮。

如果從本質內容上來說，孔子真的是明知不可而為之。禮樂思想其實說白了就是一個限制諸侯的“緊箍咒”，當這些擺脫了緊箍咒的諸侯們肆意野蠻的生長之時，他們自然不會再願意回到孔子所言的“禮樂”束縛，重新受制於禮樂限制。所以當時孔子應該也是知道自己的舉動是沒有結果的，是不會被那個時代所接受的。但是孔子還是義無反顧的堅決去推行。

但是孟子則與孔子有所區分，孟子生活在的戰國時期已經遠遠不能和春秋時期相比了。春秋禮樂崩壞已經是事實了，但基本上諸侯國還不會發生大的變革，而戰國時期的諸侯戰爭，就是一場生死搏鬥。

春秋諸侯以爭霸為主要目的。而實際上，所謂爭霸，其內在邏輯就是當一方霸主，而非領主。領主就是我直接佔用你的城池、土地，攻城略地，據為己有。但是爭霸則是你承認我的地位，我做你們的“大哥”，咱們雖然看起來是上下級關係，但是絕對保證不會滅掉你。

戰國時期，各個諸侯國自然不滿足於爭霸的邏輯，而是存亡之爭了。所以各國率先掀起了各種形式的變法運動。這些變法運動給各個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帶來了快速的變化和發展。

而作為生在那個時代的孟子而言，恪守孔子禮樂思想自然是沒有錯誤，也不是不可行。但是一定不會受到統治者的賞識，所以，孟子在繼承孔子思想的同時，更為深刻、全面的禮樂思想進行了改造和深化。

這個改造，不是完全拋棄，而是有所揚棄。從孔子的“禮樂”理念，到孟子提倡行仁政，這看起來是一脈相承的。但是，孔子和孟子著眼點完全不同。

孔子針對的物件是下層諸侯，它是要去用這個“禮樂”制度來約束諸侯權力，以期望達到限制諸侯的目的，對於上面王權象徵者周天子則完全沒有什麼要求

而孟子則在周遊列國之中，希望告訴每一個諸侯王，他們都能做到“周天子”那個位置，只不過在他提出的一系列計劃中，所有想要“王天下”的諸侯必須要做到施行仁政。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孔子和孟子恰恰出在兩個完全不同的對立面。孔子極力維護周禮，希望不至於被破壞。而孟子則出於推廣仁政的需要，在某種程度上只能順勢而為，放棄陳舊的禮樂制度，滿足王侯將相的切身需要。

孟子比孔子更加“務實”一點，也更加清醒，他知道孔子那一套已經過時了，而如果他要想繼續讓世俗政權接納他的思想的話，就必須犧牲掉孔子堅持舊制度的一面，以期望得到諸侯賞識。

但是正如歷史所記載的那樣，孔子和孟子的演說並沒有打動太多的人。孔子周遊列國“累累如喪家之犬”，而孟子兩次齊國之旅均是無功而返。

如果從根源上來說，孔子和孟子思想的核心均是禮樂文化，而禮樂文化也是他們思想中最深層次的文化土壤。從禮樂文化產生的歷史背景來看，商周兩代易朝之際，禮樂文化是不存在的。周朝建立之後，禮樂制度才得以確立，他是伴隨著封建制度的出現而配套產生的。所以，禮樂從來不是一個政權得以在風雲變化的時代取勝的武器，相反的，他只是和平時代統治的手段。

對於春秋戰國的諸侯王來說，如何在爭霸戰爭中站穩腳跟，或者說如何統一六國，這是他們關心的，禮樂文化並非沒有用，只不過對於當時的諸侯國來說，這不是第一個要解決的“剛需”，提升經濟和軍事實力才是重點。

所以，功利和實用主義非常強的法家成為了最後的贏家，受到了諸侯的青睞。而法家卻不適合穩定後的集權國家統治，所以，後期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還是有一定道理的。

孔子和孟子之所以周遊列國的計劃都失敗了，是因為他們的思想和主張並不能滿足當時社會需要，是不合時宜的，而他們的思想給後來的人們留下了寶貴的遺產，成為後世顯學，則和時代需要密切關聯。

因為人類鼠目寸光自私自利唯己獨重不捨我權衡利弊還沒有到達他的境界。

因為他自己都是一無所有的包括各方各面都需要別人的施捨與贊助。直到今天來看孔子的人際作為去人群中施行終生，仍然是一件比登天還難的事情啊！

但是可愛的孔子，以他優秀的肉身，純粹的衷腸，執著的人生，不厭其煩，美好的審量，自始至終不辭其咎地完成了唯他所創造解說出本恆奇蹟與完美境界的奔走古號。

因為他沒勢沒利純粹是從頭腦意識階層的教化身體力行，那個時代的武力與國界才是強權無敵的爭霸者。

孔子提倡和畢生實施人倫完美主義，就像是外星球的主人來地球尋找感召同類，反從終端糾治原始初源，人類對大猩猩種族群捨身立命設身處地，所以直到今天都還有無數人皮的腦隔區限。進化種類與靈魂等級不同而已。

宇宙無垠，置於永恆，在恍兮惚兮的境界裡，唯有尊重真善美，始終持衡不殆，不讓邪魔有隙可存，才不會虧負宇宙的至尊等級與分享圓滿自勝。

孔子後來周遊列國時，開的並不是“麥肯錫”公司，而是“貝恩”公司，“麥肯錫”提供的就是中規中矩的諮詢服務，而“貝恩”公司則不同，TA們提供的是類似託管的諮詢業務，就是讓“貝恩”公司的諮詢人員直接當客戶公司的CEO，孔子後期，其實也是這個思路，帶著一幫學生想託管人家的國家管理，週期三年。

其實，孔子周遊列國的失敗，並不是他的思想失敗，而是他的這種託管模式的失敗，試想，哪個國家的官僚體系對他這種整體託管的模式不害怕呢？

實際情況中，孔子受到的最大牴觸，也是來自於各諸侯國的官僚體系。人家“貝恩”最多也就派個CEO來，而孔子帶了一大群學生來，玩的是要把人家整個官僚體系一鍋端的節奏，這，誰不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