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看,劉邦的歷史功績非一時之功,而是萬世之功.大一統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的建立雖然創自秦始皇,但其確立則在於劉邦.史稱“漢承秦制”雖有道理,但後世所稱“二千年來皆秦政也”的說法卻不很準確.秦制有創新,但不少秦制只是戰國各國制度的集大成和劃一,有些制度的效果也有待於歷史實踐的證明.劉邦的歷史功績不僅在於推翻暴秦,建立新王朝,更在於他為安定天下、鞏固統一所創立的新制,在於他為封建王朝的長治久安摸索和積累的許多行之有效的經驗.正因為如此,秦始皇雖有創新之功卻二世而亡,漢高祖揚棄秦制、安定民生、鞏固統一而使漢朝長治久安.後世封建王朝所承襲的與其說是秦制,不如說是漢制.史書稱讚漢高祖“規摹弘遠”,這個 評語是非常中肯的.

得天下難,治天下更難,要保持國家的長治久安更是難上加難.劉邦登上皇帝寶座之後的七個年頭是他政治生涯中最艱難的歲月,也是他人生和治國大放異彩的一段光輝歷史.劉邦當皇帝之後所面臨的形勢是“天下匈匈”,危機四伏：經濟崩潰,民生凋敝,士兵的復員安置,功臣的論功行賞,異姓王貌合神離,匈奴擾邊等等,可說是內外交困,百廢待興.劉邦在接受歷史賦予的皇帝權力的同時,也必須承擔社會整合、安定民生和鞏固統一的歷史責任.這是一個艱鉅、複雜的歷史任務.如果說,得天下主要靠的是武力,那麼治天下就更需要政治智慧.漢高祖的偉大之處在於,他出色地完成了這一歷史任務.

漢朝建立後，國家百廢待興。然而周朝幾百年的動盪，秦朝的短命、項羽分封復辟的失敗。讓剛建立大一統國家的平民皇帝劉邦內心還是不是很踏實。當他在一次宴會上看到群臣酒後的性狀，深刻的感受到了他的統治地位並不牢靠。他的老夥伴蕭何、髮妻呂雉也同樣的感受到不安。覺得時間越久，國家遲早又會陷入春秋戰果時期一樣的亂鬥模式。很有可能漢王朝也會像項羽一樣在新封諸侯王的聯合攻擊下敗亡。於是他召集蕭何、陳平、呂雉等人商討如何避免這種動盪危機。



當時勢力最大的為楚王韓信。這人足智多謀、軍事頭腦靈活、部隊的戰鬥力在帝國首屈一指。劉邦想透過軍事手段消滅韓信。然而陳平認為這是一個非常不理智的行為。他問劉邦：您及您的將軍們的軍事指揮能力誰比的上韓信？您的部隊相比於韓信的部隊孰強孰弱？劉邦說皆不如韓信，那要怎麼辦呢？陳平說，在兵將皆不如韓信的情況下，我們只能智取，所有的諸侯王都知道陛下喜歡遊玩，可以前往楚國附近遊玩。韓信聽到這個訊息肯定會來拜見，到時候叫一個大力士擒住他就是了。



於是劉邦以遊玩的名義前往楚地。韓信果然只帶了少部分隨從前往拜見，在他低頭下拜時，劉邦暗示他的大力士把韓信擒住了。韓信這時才煥然大悟，但也沒什麼後悔了。因為他知道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現在天下大定，他們這些出生入死又手握兵權的封王，只能結束自己的生命。劉邦也不同情他，念及他的功績並沒有殺他。然而隨著異性諸王的反叛，劉邦前往代地平叛的過程中，呂雉最後悄悄的殺死了韓信，可憐一代兵仙自此隕落。



但是當時生產力不夠發達、交通條件也有限，遠離中央政府的廣大地區，既無法得到有效的管轄，也無法避免外族入侵。劉邦決定分自己的同姓宗親為王，去駐守這些邊遠的土地。然而同姓諸王也並不可靠。隨著他們的經濟實力增強、軍隊力量也得到了增長，慢慢的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做為中央政府絕對不願意看到這種局面的發生。漢景帝在晁錯的鼓動下最終實行了他的削藩政策，分別剝奪了吳王、楚王的部分封地。



然而這個時候吳王楚王已經擁有了數十萬的軍隊，以及能吃數年的糧草。不甘心被人宰割，打出了“誅晁錯、清君側”的旗號，起兵叛亂。吳楚聯軍大規模的侵犯漢朝中央政府所管轄的州郡，在梁國時遭到漢景帝的弟弟梁王的頑強抗擊。漢軍統帥周亞夫利用兩國城池深厚的地理優勢，自己在兩國的東北地區建立防禦工事，同時派騎兵截斷他們的糧道。吳楚聯軍找不到野戰的機會，同時糧食又消耗的太大，只能率軍撤離。這個時候周亞夫抓住戰機，一舉殲滅了吳楚聯軍。隨同吳楚一起叛變的另外五國軍隊相繼被消滅。



透過這次軍事平叛事件，漢朝中央政府，消減了部分諸侯王的封地。並且取消了他們在自己封地任免官員和徵稅的權利。雖然諸侯王依然存在但他們已經沒有了政治權力，只能靠政府規定的數額收取封地的租稅做為自己的財政來源。七國之亂後，中央集權得到了保證。藩王治下的百姓減輕了很多租稅徭役的痛苦,文景之治也到達了顛覆。到了漢武帝時期，漢武帝繼續推行削藩的國策，只是手段更加高明，准許諸侯王平等的把封地傳給自己的子嗣。這樣一來像建國初期那樣龐大的藩王也就不存在了。藩王叛亂的機會就更加少了，為集中國力打擊匈奴積累了政治優勢。



戰爭總是痛苦的，由藩王產生的內部戰爭總是給敵對國家帶來有隙可乘。因此漢朝的削藩行動是非常有進步意義。但侷限於當時的生產力環境又不得不讓這個特殊的人群存在也是情有可原的。漢朝的統治者總是讓人覺得他們智慧無窮、精明華人，這也許是漢朝國祚能持續400年的原因吧,親愛的讀者你們說是嗎？

漢初崇奉黃老無為思想，主要採取休養生息之法，恢復已經民窮財盡的王朝。（一）輕徭薄賦

漢高祖初定天下，“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帝十三年（前167年）“除民之田租”這是中國歷史上僅有過一次的事，時間持續十一年之久。直到景帝元年（前156年）時下令“除田半租”，也就是說把田租改為三十稅一。高祖劉邦為了“重農”這一項首要措施，決定精簡軍隊賜給士卒田宅，使之從事農業生產，從而一方面減輕朝廷軍費開支，另一方增加農業勞動力，發展社會生產。

高祖入關中時，就和當地父老豪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雖然此舉為安定民心之法，治國斷不可如此簡單，但表達出劉邦對秦朝嚴苛法律的深惡痛絕。後來蕭何定《九章律》，雖然沿用秦法，然而斷獄在實際上卻是簡省的，刑罰不斷減輕。文景時代，又屢有減輕刑罰的舉動。高後元年，除掉“三族罪”“妖言令”（三族罪就是誅連三族，一人犯罪，將會牽連其父族、母族、妻族，三族全被處死；妖言令就是即老百姓不得發表任何旨在議論皇帝過失的言論，不然一律在鬧市執行死刑）；孝文二年，又除掉“收孥相坐律”，就是一人犯法，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兒女都要連坐，重者處死，輕者沒入官府為奴婢。；然而足為中國法律史上開一個新紀元的，還是孝文帝十三年廢除肉刑這一件事，其中還有個“緹縈救父”的典故。

《史記》上說: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從春秋到戰國，再加以秦朝的暴虐；再加以楚漢的分爭，500餘年的紛爭讓舉國上下都想歇一歇。可以說漢朝接手的是個爛攤子，劉邦從白登逃到曲逆（河北順平）時，讚歎曲逆的繁華可以與洛陽一比。曲逆那時候不過五千戶，不到兩萬五千人（秦朝時三萬戶）。當時的曲逆距離主戰場還比較遠，我們可以推測主戰場的悲慘景象。歷史環境決定新興的漢王朝選擇了黃老學說，用道家清靜無為治理殘破的國家，來恢復生產、增加人口。這種政策，高祖、高後、文帝、景帝四代相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