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與士族的特性有關。

士族，又稱勢族，通常稱世家。世家就是大號的豪強，豪強則是發跡前的世家雛形。區別在於世家是州郡級和公卿級，豪強是縣鄉級。比如袁紹荀爽楊彪是公卿級世家，曹操蔡瑁是州郡級世家，孫堅張飛是縣鄉級豪強。

世家豪強佔據廣大土地，掌握徒附奴隸，兼營工商高利貸，控制地方經濟命脈，進而壟斷學校，鉗制鄉議，獨佔仕途並擁有強大的武裝力量，進可攻城拔寨爭霸天下，退可據堡堅守為禍鄉里。

所以，三國時期的各家軍閥，其實都是世家親自出馬或者暗中操縱。袁紹、袁術、劉表、劉璋、公孫瓚、包括呂布與孫策，甚至劉備也同樣是世家支援的。

唯一特殊的曹操自身是世家，起兵時同樣得到曹家、夏侯、衛家支援。此後又得到荀彧等世家的幫助，再搞唯才是舉...看起來唯才是舉損害世家利益，選了一些寒門子弟，然而大多數寒門（寒門就是小地主）連書都沒一本，怎麼出仕做官呢？

所以，唯才是舉在某種程度上依舊阻止了寒門子弟的晉升，顯然文盲哪怕再有能力最多也就是個縣令或者郡守的前途，何況大多數寒門子弟也做不了官。因此無論是劉備的蜀漢，孫權的東吳，還是後期的曹魏，政權終究還是回到了世家的控制之下。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而士族又是廣大寒門的代表，無論出於國策還是體制，基數底層人民只要有希望就會踏踏實實過日子並且奮鬥，而當權者為調整國民關係，自會扶持士族用以和王族及世家維持平衡。士族上位後弱小自會營黨結私，當然和當朝皇帝有極大的關係，及時制衡和打壓也不會出現士族做大的情況，可參考當朝皇帝。

漢末三國時期軍閥爭霸天下，為何後到了魏晉時期朝局卻被士族把持？

確實，漢末到三國的時候雖然士族還是佔據了一定的優勢，但是寒族也並不是完全沒有出人頭地的機會，且士族的勢力也被掌握軍權的豪強們打壓。

在亂世裡，誰拳頭大誰掌握話語權。

那麼，為什麼到了魏晉時期又完全變成了士族當道，沒有任何寒族立錐之地呢？

分析了一下，主要還是因為曹不隨蕭規，魏文帝曹丕繼位後，大面積的修改或放棄了魏武帝曹操時期實行的政策。

曹操實行嚴刑峻法是有現實需要的。

第一，因為漢末以來各地動亂不休，流民、亂民或茲擾生事或聚眾生亂，亂世用重典才能用最快的速度恢復社會秩序。

第二，為了抑制豪強和士族的勢力。

用嚴酷的刑法來制止漢末以來豪強兼併成風，以防民不聊生，“勿令強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顯然曹操非常明白，如果任憑豪強兼併土地，造成的後果就是小自耕農需要承擔更沉重的賦稅，時長日久，必然會造成動亂；

第三，嚴刑峻法也是為了保證吏治清明。

可以說，配合屯田制，曹操的嚴刑峻法對於抑制漢末以來豪強和士族兼併土地，打壓豪強和士族的實力是比較成功的。

但是魏文帝曹丕繼位後，卻放棄了曹操時期抑制豪強和士族兼併土地的高壓政策，而是大興儒學，輕刑薄賦，不得不說，曹丕這些政策從表面上是沒毛病的，如果換個朝代，可能還意味著又一個盛世即將到淚，然而，對於漢末三國已經形成了一個勢力集團計程車族們來說，一旦有了喘息的機會，就會捲土重來。

曹操時期分別於公元210年頒佈《唯才是舉》，公元214年頒佈《赦有司取士勿廢偏短令》，公元217年頒佈《舉賢勿拘品行令》，這就是有名的“求才三令”，一反漢末以來或沽名釣譽或士族為先的狀況，任人唯賢，唯才是舉，不以出身論英雄。

一時間，天下英雄志士紛紛投奔到曹操麾下，三國鼎立時期，也是以曹魏的人才最盛。

這種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政策，也是曹魏後來統一三國的重要根基之一。

然而，到了曹丕的時候，卻為九品中正制所取代。

九品中正制是對東漢時期實行的察舉制的一種修正，也是曹操時期人才政策的一個總結。

為什麼這麼說呢？

東漢時期的察舉制到了後面完全被士家大族所掌控，到了後期已經完全沒有推舉人才的功能，出現了諸如“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的笑話。

所以曹操三次頒佈求賢令的原因即在於此，正常的提拔渠道已經完全無效，只能用這種比較籠統的政策和口號來大規模招攬人才，或經試用或看名聲來判斷是否為人才。

這其實就造成了兩個後果，一個是雞鳴狗盜、沽名釣譽之徒混雜其中，很難辨別誰才是真人才誰又是濫竽充數。一個是造成了人力和物力的極大浪費，供養和甄別投奔過來的人才是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

即便是曹操也不堪重負。

所以，曹操鼓勵麾下已經被鑑別出真本事的人才們推薦自己認識或聽聞的人才給自己。

比如荀彧就推薦了荀攸、郭嘉、戲志才等人，郭嘉又推薦了劉曄等人。

這種名士舉薦是在沒有形成一套系統的有效的選拔機制之前不得不為之的無奈之舉。

隨著曹丕繼位，曹魏政權日趨穩定，就很需要一種長期的人才選拔政策，僅僅靠著幾個不成體系的“求賢令”是不足以把治理這麼一個廣大地區所需要的人才蒐羅到的。

這個時候，和漢代的察舉制相比，換湯不換藥的九品中正制就被提了出來。

提出九品中正制的正是士族的代表人物陳群。

舊瓶裝新酒，這兩個提拔體系的區別在由察舉制的地方長官選拔轄區內的人才變成了九品中正制的設立專門的人才選拔官大中正、小中正來選拔人才。

而不管是察舉制還是九品中正制，這些掌握著人才通道的人物基本要求都是德名俱高，有的還要求你本身就任由官職。

如果一個政策設立之初就極大的有利於某個類別的人，那麼，這個政策最後必然也成為某個類別的私有物。

也容易衍生出各種不可思議的事情，因為人性中想出頭的慾望是無法阻攔的。

這一點從“二十四孝”的故事就可以看出。

埋兒奉母這種完全反人性也反倫理的“二十四孝”故事正是在這種選拔體制下的畸形產物。

這種政策在短期內也許還可以選拔到一定的人才，但從中長期來看，必然會淪落為某個階層內部繁殖的工具。

士族重新崛起的政治根基也正在於此。

我相信曹丕作為一個比較賢明的君主並不是看不出九品中正制的缺點，然而，除了這種制度，又暫時沒有其他可行性更高的替代方法。

要到科舉制成型，士族才會被徹底打壓下去。

所以魏晉時期士族重新崛起的根由就在於曹丕，在他的統治時期，士族逐漸重新擁有了經濟實力和政治權利，而司馬氏代魏之後因循曹魏的制度，並沒有做出多大的改變。

唯一做出改變的制度大概就是諸王分封制的重新確立。

曹丕嚴厲打壓曹氏宗親的勢力，導致曹氏宗族勢力大減，對路人皆知其有不臣之心的司馬氏毫無反擊的能力，代魏自立，建立西晉的司馬睿汲取了這個教訓，分封諸王，然而，這個舉動也救不了士族林立，豪強並起，外族虎視眈眈的西晉，反而由於內部王族爭位加速了其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