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紅樓夢》脫胎於《金瓶梅》，所以這個問題，也可以參照《紅樓夢》，來那麼一問：曹雪芹為什麼寫《紅樓夢》。這在《紅樓夢》開篇之前，有所透露，可見端倪。

第一回作者自雲：“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雖將真事隱去，不過是將真名隱去罷了，事還是真事，人卻是張三成李四、王五變趙六而已。而歸根結底，所講述的，雖然“滿紙荒唐言”，卻是“一把辛酸淚”，都是作者的親身經歷，切身感受，如果沒有這一點刻骨的經歷，是無論如何寫不出那種深情的。

倘若《紅樓夢》真是曹雪芹的自身經歷所述的話，那麼，《金瓶梅》是否又是蘭陵笑笑生的親身經歷、刻骨感受呢？我們也可以與《紅樓夢》作一番對比。我覺得，從作品寫作的群體和物件而言，《紅樓夢》屬於貴族小說，而《金瓶梅》屬於典型的市井小說，而且，都是此類小說的中國之最，不但前無古人，也很可能後無來者了，二者的巔峰位置，恐無其他作品可取代。

曹雪芹因為傷時感世，因為人生的遭際而在痛苦之中，灑辛酸之淚，寫人生的經歷和家族的興衰，最後到個人的悲歡離合，既寫家族、歷史，又寫單體、個人。因為個人的痛苦無處發洩，所以發洩於筆端。

其實，任何偉大的作品，都是作者的鬱悶無處發洩時尋找的一個發洩的出口，蘭陵笑笑生寫《金瓶梅詞話》應該也是如此。蘭陵笑笑生何許人也？欣欣子作《金瓶梅詞話序》說：“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人有七情，憂鬱為甚。上智之士，與化俱生，霧散而冰裂，是故不必言矣。次焉者，亦知以理自排，不使為累。惟下焉者既不出了於心胸，又無詩書道腆可以撥遣。然則不致於坐病者幾希。吾友笑笑生為此，愛罄平日所蘊者，著斯傳，凡一百回。”這就說得很明白了，內心有憂鬱為甚，憋悶得要死，不得不發。

序文還說：“合天時者，遠則子孫悠久，近則安享終身；逆天時者，身名催喪，禍不旋踵。人之處世，雖不出乎世運代謝，然不經兇禍，不蒙恥辱者，亦幸矣。吾故曰：笑笑生作此傳者，蓋有所謂也。”

這分明在暗示，蘭陵笑笑生曾歷經兇禍，蒙受奇恥大辱，遂用蘸血之筆，作小說以為宣洩。所以，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也同曹雪芹一樣，經歷過痛苦的經歷，經歷過殘酷的折磨，經歷過人生大痛，最後無處發洩，只能將一腔悲憤，付諸筆端，遂寫下這千古奇書《金瓶梅》。

讀《金瓶梅》，有兩點我們一看就明白。一是《金瓶梅》雖然借《水滸傳》武松打虎、潘金蓮與西門慶偷情為開篇故事，但實際上後面所寫的事，都是明朝的事，而不是宋朝的事，無論市井經濟，民俗民情，都是明朝的市井狀況，連人物的官職，都是明朝所特有而非宋朝的官職；

二是作者一定是一個在職官員或解職官員，因為從他的描述來看，他對明朝官場真是太熟悉了，不僅熟悉官場的名稱，熟悉官場的運作，更熟悉如何買官賣官，如何玩轉官場，他將官員與地方豪強如魚得水的互相勾結、互相利用寫得入骨三分，他如此熟悉官場，必是此中人物。

一個受過打擊的官員，一個受過打擊的文人，對世態炎涼洞若觀火，便自然抒發出一段人世間的拍案驚奇來！

高贊答案是從《紅樓夢》入手的。那我就提供一個不一樣的思路

我認為《金瓶梅》是一部帶有政治隱喻的小說，作者在借這本小說諷刺當朝的宰輔——嚴嵩父子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第一，從《金瓶梅》主要角色看，我們看金瓶梅的主角叫做西門慶。而嚴嵩的兒子嚴世藩的小名叫做嚴東樓。西門對應東樓很工整啊。並用蔡京等“四大奸黨”“四個奸臣”來暗指嚴嵩之流。

第二，從成書的時間來看，《金瓶梅》雖然沒有一個固定的成書時間，但有一個大致的範圍，在明朝的隆慶到萬曆年。而萬曆年間恰巧是嚴嵩，嚴世藩父子把持朝政的年代。

第三，從《金瓶梅》的具體故事情節來看，西門慶的很多做法和嚴嵩父子是有相似之處比如用“廣收門生”來暗喻嚴嵩劣行。比如用“抄沒家產”來暗示嚴嵩下場。

第四，從作者來看，蘭陵笑笑生很顯然是一個筆名，但是《金瓶梅》這部小說文筆細膩，描摹任務，世情傳神，顯然不是一般人能夠寫成的。在《金瓶梅》作者研究中，有一種很被認可的說法就是王世貞寫的，王世貞這個人看不慣嚴嵩父子的奸佞行為，多次彈劾嚴嵩，而且他的父親也因為觸怒嚴嵩兒被處死，所以他寫這樣一本書來影射嚴嵩父子，也是可以的理解的。

尼采說，母雞下蛋的啼叫和詩人的歌吟，都是痛苦使然。

苦痛之情的洩露，更能產生好的詩歌。大約的確如此。

詩歌之外的其它文學作品，也是一樣，歡愉之詞難工，窮愁之言易好。這個意見，兩千多年前的司馬遷就講過。

在《史記》的自序和《報任少卿書》中，司馬遷指出，歷來的名家大著，往往是在身陷牢獄、肢體被殘、貶官遭難、落魄失意等情形下做成的，是發憤之作。

考之近世小說，膾炙人口的《水滸傳》、《紅樓夢》，確實都是譏失政的憤書。而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顯然也是一部展現歷史風情，譏嘲社會人生的憤書。當然，寫《金瓶梅》還有一個特殊的原因：報殺父之仇。

《金瓶梅》的作者蘭陵笑笑生，一般猜測就是明代著名詩文大家王世貞。（當然，蘭陵笑笑生的候選人多達二三十位）

王世貞，字元美，於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及第，與大名鼎鼎的改革家張居正是同年。王世貞的祖父王倬，做過南京兵部右侍郎的官，父親王忬，官至右都御史、總督薊遼軍務。王世貞出生在蘇州府，其先祖系屬豪門巨族琅琊王氏。

王世貞以世家子弟，常自稱“琅琊王世貞元美”，酒席詩文間對土鱉嚴世蕃的譏嘲不在少數。其時，嘉靖帝荒於朝政，嚴嵩、嚴世蕃父子當國，在薊遼軍務的相關事宜上，王世貞的父親、總督薊遼軍務的王忬與嚴氏父子多有不合。嘉靖三十八年，嚴氏父子把王忬逮回京城治罪，次年論斬。

據一些學者考證，王忬被殺，還與名畫《清明上河圖》有牽連。

據說，嚴嵩得知王抒家藏有《清明上河圖》真跡，便欲巧取豪奪，要王忬獻寶。王忬無奈，請人臨摹了一本仿品，試圖矇混過關。誰料，卻被嚴嵩的門客唐某瞧出了破綻，說這是一幅假畫。嚴嵩大怒，由此構陷殺害了王忬。

未幾，嚴氏父子也垮臺了。

王世貞偵知，唐某看書，習慣用手指蘸口水翻頁。王世貞為報父仇，用三年時間，寫就一部《金瓶梅》，每頁都塗上毒藥，待唐某外出上街時，專門賣書給他。《金瓶梅》文筆高明，還充斥著露骨的風月描繪，唐某在馬車上看得欲罷不能，到家後中毒身亡。

看來，《金瓶梅》真的是一部“毒”書，怪不得在明代便遭毀禁。

嘉靖之後的隆慶年間，有一本戲劇上演，叫《鳴鳳記》，說的是嚴嵩害死楊繼盛等人的故事，看得人又罵又哭。有學者認為，《鳴鳳記》的作者，也是王世貞。

在小說、戲劇及書信裡，王世貞把嚴嵩憤罵惡斥，但在王世貞的史學著作《嘉靖以來首輔傳》中，對嚴嵩並無過激之詞。清代修《明史》，相關部分基本沿用王世貞此書，有些篇章甚至一個字都沒改動。

實在說，王世貞寫《金瓶梅》來報仇的故事，似乎太過傳奇。但苦於至今不能確定作者蘭陵笑笑生究竟是何人，姑妄言之，也不妨姑妄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