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先造輛腳踏車，然後全國推廣，反正木工活兒幹得好，然後修路，幹房地產，最後發展軍工，把寶船幹成戰列航，入侵印度，日本，東南亞各國，運氣好點，生前將大明打造為亞洲霸主。最後天朝子民們每天躺著數錢就能過好日子，讓日本人，菲律賓人，印度人，當奴隸。

風起於青萍之末：《萬曆十五年》的故事開始於一個以訛傳訛的烏龍鬧劇——“今天要上早朝！”萬曆十五年（丁亥豬年）三月二日，不知從哪裡傳來的訊息，導致文武百官紛紛倉促進宮，可事實證明，根本就沒這回事。早就放棄上朝的萬曆皇帝雷霆震怒，狠狠處罰了相關部門和所有在京的官員。

可就是這麼一個小事，卻揭露出大大的問題——皇上因為和臣子們賭氣，才二十四歲就不上朝了，而作為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這一賭氣，可就是整整28年，打破了祖父嘉靖皇帝20年不上朝的紀錄，可謂空前絕後。那麼，萬曆皇帝為什麼不上朝？

小萬曆從小就是個苦孩子，因為懂事聰慧，八歲當上太子，九歲成為天子，然後就沒過過一天順心的日子了。每天不但要花費巨量時間來學習功課、練習書法、默記經史，而且作為全國臣民無上權威的象徵與表率，一舉一動都被嚴密監視管制，稍有逾矩就要被太后和師傅嚴厲斥責。

十四歲時，萬曆被迫娶了自己不喜歡的皇后，所以等他在十八歲時遇到摯愛一生的鄭氏，卻不能給她皇后的名分，她生的兒子明明是自己最喜歡的，卻拗不過臣子，無法封為太子，這樣的“大權在握”還有什麼意思？——萬曆很生氣，可他又能怎麼做？只能採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消極怠工——“拒絕早朝”。

所以問題來了，28年不上朝，為啥還能坐享太平盛世？這首先得益於之前的首輔張居正，這個大政治家、改革家用他的雄才偉略，給大好江山打下了穩固的政治經濟基礎。對於張居正，大家最熟悉還是歷史課本里講到的“一條鞭法”，總之，“萬曆中興”最好的時候，中國國力世界第一，美洲大陸的白銀大量流入，各項指標上遠超其他各國。

但另一方面，張居正在位時，隨著威望權力與日俱增，幾乎一手遮天、乾綱獨斷，凡是他不喜的官員幾乎都被降職或流放，而他所滿意的官員能得到提拔。雖然張居正對此坦蕩解釋：“任何人替陛下做事，都免不了作威作福。因為誤事的官員必須降黜，盡職的官員必須提升，所以不是威就是福。”張居正意圖以一己之力彌補明朝的行政缺陷，可文官集團卻因仕途命運被他掌控而怨恨至極。

同時，萬曆皇帝對張居正的情緒也是很複雜的：他既是親自編訂教材、言傳身教的良師、倚仗至深的國之棟樑，可也是嚴苛管教、逼迫自己放棄心愛的書法的陰影肇因；他對自己及宮人要求勤儉，實際上本人卻廣受錢財，過著嬌妾如雲、屋宇聯棟的奢華生活，再加上有人對他所謂“謀反野心”的揭發，萬曆終於下了狠手，再無迴旋可能。

曾經，萬曆和張居正也是一對響噹噹的“君臣的好榜樣”，一個忠心輔佐，一個全心信賴。張居正生前權力滔天，死時極盡哀榮，可就在剛剛死去半年一個非常偶然的時機，所有的反張勢力聚集一處反撲，張居正被定罪欺君、賣官、受賄等多項大罪，最終被清算抄家、很多家人或自殺、或餓死，很多門下或被流放，或被棄市。

“如入火聚，得清涼門”，能在狂燎烈焰之中，有冰凝水靜的感覺，張居正早已做好成為烈士的準備——“世間已無張居正”——人亡而政息，不管私德如何被詬病，張居正生前主持的很多加強行政效率、促進國富兵強的措施被迫中斷，轟轟烈烈的改革，一朝便化為烏有。在歷史的不可抗力面前，任你有經天緯地之能，依然無能為力。

為什麼萬曆皇帝對立皇太子這事這麼上心？因為按照規矩，在皇帝死後有資格合葬的，只能是兩個人，皇后及太子的生母。他雖有六宮妃嬪，可形影不離的只有摯愛的鄭氏，雖富有四海的卻依舊“空虛寂寞” ，唯一的安慰，就是與愛讀書的鄭氏“精神交流”——生死同心，是他們的夙願，可這實現的路徑，如果不能封鄭氏為皇后，就只能是讓鄭氏成為太子之母……

可貴為天子的萬曆，最終還是不得不屈服於臣下。雖然表面上看是大臣們成功了，皇長子朱常洛被立為儲君。但代價卻是——本可以成為一代明君的萬曆皇帝，卻從此對政治心灰意冷。新儲君也因此被冷落，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照顧，並最終離奇死亡，而後來大明皇帝的繼任者，只能是更未受過良好教育的皇太孫，也就是後來更加怠政無度的天啟帝——朱由校。所以有人說，此處就已埋下了明朝滅亡的伏筆。

為什麼萬曆鬥不過文臣集團？雖然有明一代皇帝們為了打擊言官，給他們的官階極低，還設定了廷杖等酷刑伺候，並幾次發動文字獄，可讓統治者們沒有想到的是，他們的打壓，只是讓士人們變得更加滑頭，被逼無奈又欣然學會拉幫結派。這樣，皇帝要不然是幾乎聽不到反對之聲，要不然就是群臣的反對讓他寸步難行，要不然是群臣對政事唯唯諾諾，要不然就是爭論得你死我活沒有結果。這種混亂，也再度加深了上下的不信任感。

人言可畏，哪怕是天子，尚且要苦苦提防“訕君賣直”、靠罵皇帝博取青史留名的臣子。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規範，而道德規範的解釋權就在文官手中。文臣們需要的是一個可以聽憑擺佈的君主，越是謙抑溫和，越被稱頌為有道明君。其實皇帝的真相本來就是：端坐寶座，透過宗教色彩的神秘，使不合理的處置合理化。如果不去培養這種神秘力量，就破壞了臣僚對其絕對服從的大前提。萬曆無力去突破這困滯的一切，只能成為紫禁城裡的“囚徒”。

當時赫赫有名的武將戚繼光的功成名就，離不開張居正的賞識。而張居正死後，戚繼光也被遠調，最終自請退休、淒涼死去。雖然戚繼光並未把才能用在升官發財，而是保衛國家的大局上，可”戚家軍“依然被認為是戚繼光的”個人部隊“，甚至成為他和張居正勾結謀反的理由：雖然戚繼光和張居正沒有造反的證據，可卻有造反的能力，如何能不為皇帝和群臣所忌憚？——怎麼樣？是不是像極了《琅琊榜》裡含冤的太子齊王和林帥？不過從此，大明朝付出的代價是——失去了在軍事上繼續保持世界領先的機會，並最終敗給了白山黑水間的八旗女真。

再加上張居正的繼任者、”老好人“申時行和矛盾痛苦、不能見容於世的思想家李贄，黃仁宇寫全了皇帝、首輔、高階將領、文官和思想家，或身敗，或名裂，或身敗名裂，沒有一個有好下場。作為一部”失敗的總結”，透過對行政體制的洞察，折射整個社會的陰陽兩面，指明萬曆十五年的“大失敗”，不能苛責任何個人，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是制度的犧牲品。不管是否按常理出牌，在腐朽體制下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勞。

雖然該書依然也遭受學界質疑：“區域性或有所見，大體仍屬不經。”。但作者黃仁宇從萬曆十五年這一年看社會整體運作，看歷史人物如何受歷史環境的約束、又如何以自身努力影響未來的道路。這種歷史環境中左右前後的複雜交錯，也正是史學研究的魅力所在。治學的嚴謹深厚固然重要，但如果沒有豐富的人生經歷與思考，依然寫不出這樣胸有溝壑、縱橫捭闔的文章。

而這部書中，你還能看到的有心理學、政治學、軍事學、組織學、管理學、經濟學……綜合跨界程度之高，是許多書做不到的事。美國心理學家普尼克就指出：“這是一部出色的作品，有關華人過去和現在的許多問題，你都可以從中找到答案。”

而就像《萬曆十五年》書中所講述的哲思：生命不過是一種想象，這種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間的任何阻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