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朱翊鈞，明神宗在位期間，前十年奮發圖強，由內閣首輔張居正主持政務，張居正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會經濟有很大的發展，開創了“萬曆中興”的局面。期間主持了著名的萬曆三大徵，鞏固了漢家疆土，中間十年由勤變懶，最後近三十年“萬事不理”。他的主要特徵，是貪酒、貪色、貪財而又貪權，始終“魁柄獨持”，可謂操權有術，從這一點說，他不是一個庸人之輩。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樣的雄才大略。

他即位於十六世紀七十年代初，終於十七世紀二十年代。當時，正是整個世界處於翻天覆地的大變動時期。中國封建社會也已經發展到晚期，“天崩地裂”，新的生產關係開始萌芽，生產力有了巨大發展，也同樣處於由古代社會向著近代社會轉型的劇變前夜。在這個歷史的大變動中，由於幾千年中國封建制度的頑症根深蒂固，加上他沉溺酒色、財貨的心理病態，非但未能使中國跟上世界新潮流，迎來新時代的曙光，相反在他的手裡把明朝推向絕境，加快了其終結的歷史程序。

萬曆朝的前十年，在幼年朱翊鈞的支援下，張居正在政治上、經濟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煥然一新，經濟狀況也大為改善。萬曆十年（1582）六月，一代名臣張居正病逝，朱翊鈞從此開始親政。這次改革，始於萬曆元年（1573），至萬曆十年（1582）基本結束。它是明中葉以來地主階級革新自救運動的繼續和發展，也是明後期政治、經濟關係新變動的深刻反映。其範圍，覆蓋政治、經濟諸方面。具體步驟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為重點，後五年以經濟改革為主要任務。十年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扭轉了正德、嘉靖兩朝以來形成的頹勢。

朱翊鈞親政後，主持了著名的“萬曆三大徵”。先後在明王朝西北、西南邊疆和北韓展開的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分別為李如松（李成梁長子）平定蒙古人拜叛變的寧夏之役、李如松，麻貴抗擊日本豐臣秀吉政權入侵的北韓之役，以及李化龍平定苗疆土司楊應龍叛變的播州之役，鞏固了漢家疆土。

萬曆十四年（1586）十一月，朱翊鈞開始沉湎於酒色之中，身體虛弱，每況愈下，而且很少上朝。最後更是因立太子之事與內閣爭執長達十餘年，最後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萬曆十七年（1589），朱翊鈞不再接見朝臣，內閣出現了“人滯於官”和“曹署多空”的現象。

一個九歲的孩子，顯然還沒那個能力去處理複雜的朝政，實際有專人輔助代勞處理，然後用皇帝的名義頒發政令，來維持國家的正常運轉。（明神宗 朱翊鈞）

得益於明代“內閣制”這種專業的政務處理團隊，和內庭司禮監決策團隊，兩方互相牽制平衡，不要說是九歲登基的朱翊鈞，就算長大後的朱翊鈞三十年不上朝不見大臣，也一樣不耽誤朝政執行。

九歲的萬曆皇帝朱翊鈞，靠的就是外廷內閣首輔張居正，內庭司禮監太監馮保，兩個機構，兩個人，就是萬曆初年的施政決策者。

洪武十三年，明太祖朱元璋透過“胡惟庸案”廢除了丞相制，使得明朝皇權達到頂峰，還把這項制度寫進了祖訓防止丞相制復辟，壞處就是皇帝的工作量成倍增長。

後世帝王沒有朱元璋那麼強的事業心（說白了就是懶），或者本身精力不足以處理龐大的朝政，基於不違背祖訓的前提下，在明成祖朱棣時期設定了殿閣學士，充當自己的政務顧問團。

早期的內閣大學士只有顧問的身份，很少有參與決斷的機會，經過幾代帝王不斷完善，到了明宣宗朱瞻基時期已經形成了一項正式制度，全國彙總來的奏章經過內閣審閱，然後給出具體的處理意見，稱為“票擬”。

皇帝用紅字做批示，稱為“批紅”，但皇帝只批寫幾本，大多數“批紅”由司禮監太監按皇帝的意思代筆，為此宮裡還專門成立了專門的太監學堂，教太監讀書寫字，目的就是讓太監牽制內閣的權利。

於是明朝就出現了一種高效且互相牽制的政治格局，外廷有內閣處理政務給出票擬意見，內庭有司禮監批紅做出決斷：具體的政務處理由內閣負責，不管皇帝年齡有多大，或者上不上班，實際上朝政該怎麼執行還怎麼執行，而且還不必擔心皇權旁落。

哪怕內閣首輔張居正在朝中說一不二，職權如同以往的丞相，但也必須聯合內庭的馮保才能實現政令暢通。（張居正）

當然，九歲的朱翊鈞著實在張先生和馮大伴手裡吃了不少苦頭，童年基本沒啥樂趣可言，學習文化知識、學習處理奏章、學習怎麼做一位好皇帝、大大小小的“補習班”（經筵、日講）、課外輔助教材（帝鑑圖說、職官書屏）就是他的日常。

也許正是這種高強度地獄填鴨式教育，造成了萬曆皇帝朱翊鈞壓抑的逆反心理，一遭得以親政，就開始對自己如師如父的張先生和馮大伴展開清算，權臣，自古以來都沒那麼好當的。

明神宗朱翊鈞（1563年—1620年），神宗是他的廟號，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朱載垕第三子。隆慶六年（1572年），穆宗駕崩，10歲的朱翊鈞即位，年號萬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明神宗即位時，擺在他面前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柄臣相軋，門戶漸開，而帝未能振肅朝綱，矯除積習” 。這個問題，以後變得更為激烈。按照隆慶帝的佈置，高拱是外廷的顧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宮中，朱翊鈞自然依靠馮保。但是，馮保與高拱的關係非常惡劣。此前，司禮監掌印太監職位空缺，高拱先後推薦了陳洪、孟衝，就是不願讓馮保做掌印太監。神宗自己在登極詔中也命令他們：朕方在沖年，尚賴文武親賢，“共圖化理”，“與民更始”。[18] 馮保此人知書達禮，又喜愛琴棋書畫，很有涵養，所以很受隆慶帝的喜愛。馮保利用皇權更迭之間的權力真空，輕鬆地透過一道遺詔，就驅走了孟衝，自己做了掌印太監。但是，就高拱來說，對馮保自然是必欲除之而後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給事中程文、吏科都給事中雒遵、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都開始彈劾馮保。由此，一場政治鬥爭勢必不免，鬥爭中，衝突雙方是馮保和高拱，而張居正表面上是幫助高拱的。但實際上，張居正與馮保關係非常密切，早就預謀趕走高拱。 明穆宗末年，高拱為內閣首輔。高拱，“性直而傲”，“持論多偏”，說話隨便，常常為此得罪人。他與徐階有矛盾，在徐階謝政歸裡以後，高拱即“扼階不遺餘力”，為此又與張居正關係破裂，成為冤家對頭。高拱主閣，堅持反對宦官越權，為此觸犯了當時內廷的大紅人太監馮保。馮保遂與張居正內外串通起來，欲置高拱於死地。穆宗去世時，高拱以主幼國危，痛哭時說了一句：“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神宗即位後，馮保將這句話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講，十歲小孩哪能決事當皇帝”。神宗聽到這話，“專權之疑，深中帝心”。他不問高拱說此話的背景，是否屬實，即於隆慶六年（1572年）六月十六日將他免職，以張居正取代他的位置。此後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始終堅持自操威柄。他說過“若用舍予奪，不由朝廷，朕將何以治天下！ ”高拱一走，高儀也驚得嘔血三日而亡，三位內閣顧命大臣中只剩下張居正一人。同時，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問題也堆積如山。面對著這些重重的困難，這個萬曆帝沒有畏縮不前，為了“皇圖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氣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殺予奪在朝廷這根權柄，勵精圖治，推行新政，神宗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