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主要目的是這樣，漢初民生凋敝，漢文帝繼續奉行高帝惠帝高後黃老之治的既定國策，政策上儘量無為以減少對恢復社會生產力的不利影響，這種道家黃老政策與儒家所言的仁政是類似的

謝邀。休養生息就是為了結束國家滿目瘡痍的局面，這一方面由於國家窮困潦倒，百廢待興；另一方面是漢文帝的性格使然。從漢高祖劉邦開始，戰亂剛剛平息，所面臨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局面十分艱難。所以劉邦把恢復農業生產、穩定社會生產秩序作為國家的首要任務。到惠帝時期，曹參為相，採用黃老無為而治的學說，不加重老百姓的負擔，國家也得以休養生息，也就是沿用高祖和蕭何制定的規章。

到了文帝時期，文帝本來為人寬厚，待人仁慈，向來以賢孝聞名。他勵精圖治，發政施仁，賑濟貧民，贍養老人，派官吏巡行天下，察視郡縣守令。

面對南越問題，文帝見趙佗不願臣服，便決定採用以柔制剛的方法。他命令真定官吏在趙佗的父母墳旁設定守邑，每年祭拜，並對趙佗的兄弟和其他親人，給予厚賜，然後選派陸賈，讓他帶著詔書前去南越勸趙佗歸降。趙佗看後非常感動，願奉詔行事，歸附漢朝，永為藩臣。

文帝三年，擊退匈奴右賢王入侵上郡，平定濟北王劉興居造反。他能積極推行休養生息政策，韜光養晦，讓國家逐漸富裕安定強盛起來，也讓他成為公認的好皇帝！

漢文帝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明君之一。他崇尚文治，作為皇帝，他有相當人性化的一面，這也使他的政治措施中，充滿人性的光輝。在冷漠的專制社會，文帝時代隱約浮現出一絲溫情。在他身上，可以看到歷史進步的軌跡，但是我們又發現，歷史並不是一直在進步，他的很多開拓性的仁政措施，在後世又難覓蹤影了。

公元前179年，是文帝元年。

這一年，他廢除了連坐法。根據秦法，一人有罪，並坐其室家。漢初的律令沿用這條秦國法律，漢文帝一上臺，便下詔令，廢除此令，他認為：“法者，治之正也。”並對司法官員說：“如今犯法的人已經治罪，卻還要牽連他們的父母、妻子、兒女，判刑或收為奴婢。我認為這種做法很不可取。”司法官員回答說：“法令是為杜絕人們做壞事，連坐法是為了約束犯罪，使他們心有牽掛。這種做法沿習已久，還是不要改變的好。”漢文帝語重心長地說：“我聽說法律公正則民眾忠厚，量刑適當則百姓心服。官吏的責任是管理民眾並引導他們向善。如果既不能引導百姓向善，又要以不正公的法律來懲戒，豈不是害了他們，又迫使他們暴力抗爭。如此一來，怎麼杜絕犯罪行為呢？”

漢文帝力排眾議，廢除連坐法，確可見其非凡的人道主義胸襟。

仁政一直貫穿於漢文帝的政治生涯，從上臺開始，直到他去世。在中國兩千年的專制時代，漢文帝在歷代帝王中，其道德修養及其寬厚的政治主張是罕見的。這當然也得力於時代的因素，經歷漢數十年激烈的政治動盪，國家開始走入正軌，社會秩序晏然，這也給漢文帝施展仁政創造了空間。

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他又廢除了誹謗罪與妖言罪。漢文帝以古代賢王為榜樣，認為法律中設誹謗罪、妖言罪，只能使官員們不敢斗膽直言，這就會使上級只聽到拍馬屁的話，卻不能發現自己的過失。官吏們在執法過程中，會濫用這種權利，致使百姓蒙冤，人人自危。漢文帝不以言罪人，從某種程度上說，極大消除了百姓禍從口出的恐懼感。

到了公元前167年，漢文帝又廢除一項苛法：肉刑。肉刑是一種無人道的刑罰，在中國歷史上早已有之，而且歷代一直沿用。在漢之前，肉刑種類很多，包括黥刑（在犯人臉上刺字）、劓刑（割鼻子）、斷腳、斷趾等。

這項人道主義改革的背後，有一個動人的故事。在封國齊國有一名官員，名淳于意，他有一回犯了法，被判處肉刑，押解到長安城。突如其來的橫禍，令家庭陷入災難之中，淳于意沒有兒子，只有五個女兒，他不禁嘆道：“遇到急事，這些女兒都不中用了。”他的小女兒名喚緹縈，聽到父親這麼說，傷心得落淚了。她暗下決心，一定要拯救父親，便陪同父親，從齊國到了長安城。

雖然年紀輕輕，但緹縈很勇敢。為了拯救父親，她毅然給漢文帝寫了一封信。幸好緹縈生活一個好時代，漢文帝時代言路暢通，這使她的這封信有機會交到皇帝手中。在信中，她這樣寫道：“臣妾的父親在齊國為吏，當地人都稱讚他公正廉潔，但是由於受到牽連，被判肉刑。人死了就不能復生，肉體遭到斷肢就無法復原，即便日後想要改過自新也沒有機會了。臣妾願意為父親贖罪，入官府為奴為婢，沒有怨言。”

漢文帝一直提倡“以孝治天下”，見到緹縈的上書後，為這個小女子的勇敢精神所感動，便下達一份詔令：“民眾犯有過失，還沒來得及教化，刑罰就加於身了，就算想改過自新也沒機會。朕深感憐憫。斷人肢體或刻字於肌膚，一輩子也改變不了，這種刑罰多麼殘忍與不人道。朕作為民之父母，怎麼能做這樣的事呢？特下詔廢除肉刑，用其他刑罰替代。”司法機構經過反覆討論，最後在法律條文上做出重大修改：被判髡刑者，改判勞動改造，派去築城、舂米；被判黥刑者，改判戴枷具勞動改造，同樣去築城、舂米；劓刑者改判為笞三百；斬趾者改判笞五百。

廢除肉刑是中國法制史上的一大進步，不過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說，能在鞭笞五百之下生存下來的囚犯，少而又少。本來漢文帝的本意是減輕刑罰，卻導致本不該判處死刑的人，在鞭笞之下送了性命。到了漢文帝去世後，漢景帝繼位時，下一道詔令，將笞五百改為笞三百，笞三百改為笞二百。

漢文帝致力於無為而治。無為而治，並不是什麼事也不做，而是儘可能少變更政策法令，不搞大規模運動，節省民力，減少政府的擾民行為。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輕傜役、薄賦稅，這就要求政府要節省開支，特別是皇室要以身作則。

在儉僕節約上，漢文帝的表現足以令人稱道。從他繼位到去世，在位時期長達二十三年。這段時間裡，皇家宮殿、花苑以及專用的馬匹車輛及宮中所用的服飾，全部沒有新增數量。他的節儉，在歷代皇帝中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有一回，他想在宮中新建一座露臺，便召來工匠，做了工程預算，大約需要一百金。他心裡盤算一下，覺得太貴了，便說道：“這筆錢相當於十戶中等人家的家產。我繼承了先帝留下來的宮殿，時常害怕自己德行不夠，令先帝蒙羞，看來是沒必要再修建露臺了。”

還有很多事例可以證明文帝的樸素。他身為皇帝，也不穿著上品衣料，他最寵幸的慎夫人，裙子不拖地。我們在古代的繪畫時，可以看到古代女子服飾多是裙子很長，拖在地板上，這是古代的時尚，但漢文帝不許自己的妃子裙子拖地，就是這樣節約布料，羅帳也不準繡花紋，簡簡單單的。倒不是說漢文帝真的節約到這種程度，而是要以此來為天下作一個榜樣，皇帝尚儉，臣下應該不敢過分奢華吧。

中國一直有厚葬的傳統，帝王更是如此，歷史上保留下來的皇陵大多規模浩大，在這些大型地宮的背後，是勞民傷財與奢侈浪費。在諸多的帝陵中，漢文帝的霸陵格外樸實，沒有高大的墓冢，沒有金銀銅鐵作為陪葬品，只有一些廉價的瓦器。無論生前還是死後，漢文帝在儉樸上，一以貫之。

漢文帝的時代，對普通老百姓來說，是一個好的時代。如果說漢高帝劉邦的事業是強兵，那麼漢文帝的事業就是富民。民富則國富，漢文帝的德治開創了一個令人懷念的時代，其歷史影響是深遠的。他多次詔免農民一半田租，以鼓勵農桑，刺激經濟生產。公元前167年（漢文帝十三年），更是下詔免除田租。對廣大農民來說，這是做夢都不敢想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