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玉環之案，由誰負責?說說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近幾年糾正改判的類似張玉環案不少，提到責任人，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辦案人員，辦案人員肯定有責，但是首責卻是當年的法律制度。
張玉環案發生於1993年10月，那時實行的其實是“疑罪從有”，有罪推定的審判原則，還沒有不輕信口供的政策，更沒有辦理案件終身負責制。這樣的法律制度說白了就是“寧願叛錯100個好人，也不能放過一個壞人”。在這樣的背景下，“口供為王”，辦案人員為了獲得口供這一重要證據，幾乎都不同程度地對嫌疑人實施刑訊逼供。不會打人，不敢打人似乎就不能辦案；辦案能力似乎就體現在打人功夫上。筆者那時也常說：“哪個國家法律允許警察打人？哪個國家警察又不打人？”在這樣的法律制度下，出現冤案才是正常的，不出現冤案反而不正常。
公安機關是刑事案件的入口，辦案偵查人員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刑訊逼供歷來是法律禁止的，只是刑訊逼供行為具有隱蔽性，甚至被內部“上手段”、“加大審訊力度”等行話替代。導致被發現的少，取證難，被追究的少。作為辦案偵查人員，刑訊逼供取得的證據有多少可信度？自己都會感覺得到，心知肚明；案件稽核人員及相關領導也不難發現，由於急功近利的思想作怪，缺乏歷史責任感，明知案子有問題，還移送公訴。
稍加留心，一個案件的漏洞是不難發現的，比如張玉環案中，沒有一個像樣的證據，一起案件的作案現場出現了兩個，前後供述也有矛盾，明視訊記憶體在刑訊逼供的問題。受當時司法政策影響，疑點在公訴這個中間司法環節上，被輕鬆透過。
第四，由審判法官負責
法院審判是司法的最後一道防線，可惜，這道防線也未能擋住冤案的出現。其實由判決結果不難看出，當時法院、檢察院對該案應該是存有疑問的。根據當時的背景，別說一次殺死兩個孩子，即便殺死一個孩子也可能被處死刑，不可能“緩期兩年執行”。仔細分析一下近幾年曝出的糾正改判案，當年符合死刑條件的，證據存疑的，似乎都一樣，先判死緩，留下嫌疑人的命來，其他的以後再說。這似乎是當時判案的一種通用做法。
早在1997年，刑法就確立了“疑罪從無”的原則，近些年，司法審判中不在輕信口供，還有“慎判死刑”的政策，建立了辦案終身負責制。這些政策，無疑會增加辦案取證的難度，提高辦案成本，也會放過一些壞人，但是冤案會大量減少。在現代辦案偵查中，再刑訊逼供不僅與法說不過去，於情於理也不應該。
張玉環之案，由誰負責?說說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首先，由當時的法律制度負責近幾年糾正改判的類似張玉環案不少，提到責任人，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辦案人員，辦案人員肯定有責，但是首責卻是當年的法律制度。
張玉環案發生於1993年10月，那時實行的其實是“疑罪從有”，有罪推定的審判原則，還沒有不輕信口供的政策，更沒有辦理案件終身負責制。這樣的法律制度說白了就是“寧願叛錯100個好人，也不能放過一個壞人”。在這樣的背景下，“口供為王”，辦案人員為了獲得口供這一重要證據，幾乎都不同程度地對嫌疑人實施刑訊逼供。不會打人，不敢打人似乎就不能辦案；辦案能力似乎就體現在打人功夫上。筆者那時也常說：“哪個國家法律允許警察打人？哪個國家警察又不打人？”在這樣的法律制度下，出現冤案才是正常的，不出現冤案反而不正常。
其次，由辦案偵查人員負責公安機關是刑事案件的入口，辦案偵查人員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刑訊逼供歷來是法律禁止的，只是刑訊逼供行為具有隱蔽性，甚至被內部“上手段”、“加大審訊力度”等行話替代。導致被發現的少，取證難，被追究的少。作為辦案偵查人員，刑訊逼供取得的證據有多少可信度？自己都會感覺得到，心知肚明；案件稽核人員及相關領導也不難發現，由於急功近利的思想作怪，缺乏歷史責任感，明知案子有問題，還移送公訴。
第三，由公訴人員負責稍加留心，一個案件的漏洞是不難發現的，比如張玉環案中，沒有一個像樣的證據，一起案件的作案現場出現了兩個，前後供述也有矛盾，明視訊記憶體在刑訊逼供的問題。受當時司法政策影響，疑點在公訴這個中間司法環節上，被輕鬆透過。
第四，由審判法官負責
法院審判是司法的最後一道防線，可惜，這道防線也未能擋住冤案的出現。其實由判決結果不難看出，當時法院、檢察院對該案應該是存有疑問的。根據當時的背景，別說一次殺死兩個孩子，即便殺死一個孩子也可能被處死刑，不可能“緩期兩年執行”。仔細分析一下近幾年曝出的糾正改判案，當年符合死刑條件的，證據存疑的，似乎都一樣，先判死緩，留下嫌疑人的命來，其他的以後再說。這似乎是當時判案的一種通用做法。
早在1997年，刑法就確立了“疑罪從無”的原則，近些年，司法審判中不在輕信口供，還有“慎判死刑”的政策，建立了辦案終身負責制。這些政策，無疑會增加辦案取證的難度，提高辦案成本，也會放過一些壞人，但是冤案會大量減少。在現代辦案偵查中，再刑訊逼供不僅與法說不過去，於情於理也不應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