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覺得蒲松齡若是考上了狀元當了公務員是絕對無法寫出《聊齋志異》的。

因為你做官了，腦子裡就不能有這麼多荒誕的想法。否則一旦被你的同僚與上司發現那是會影響你的仕途的。

在一個若是你當讓了公務員，那麼你也就必然把精力放在做官上，而官不是那麼好做的，官場複雜，勾心鬥角的事情多了，你還能靜心去創作小說嗎？有時間你都去寫報告了，哪裡能有時間創作人與鬼狐之間的故事呢？

總之我覺得蒲松齡若是考中了狀元做了官，也就不會為我們留下什麼聊齋了！

邀邀的問題是如果蒲松齡考上狀元的話，後人還會有那麼多人記住他麼？我從以下幾個方面回答：

一是對蒲松齡本人有個大致瞭解。

蒲松齡出生於清代山東省淄川地區，祖上世代為商，在以前，蒲氏可是當地名門。可惜到了父親蒲盤時就已家道中落，到了蒲松齡出生的時候，他的家庭就逐漸敗落成為小地主兼商人了。雖然出身於做生意的人家，但是蒲松齡志不在此，他喜歡讀書，而且性格乖張，思想天馬行空，不拘一格。等到他19歲的時候，就去應考童子試，不負眾望的他接連考取縣、府、道三個第一，從小小的布衣考中秀才，一時成為百姓口中的傳奇人物。此時的蒲松齡越戰越勇，以為能夠取得好的功名。令人失望的是，大概前期的考試用光了蒲松齡的運氣，從此之後，蒲松齡每次考試都慘遭落榜，直到71歲時才成為貢生。生活還得過下去，可不能因為沒有做上官而自暴自棄，蒲松齡有一個好朋友在江蘇做縣長，無奈之下，為了養活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接受好朋友孫蕙的邀請，去好朋友那裡做了幕賓。但是蒲松齡並不喜歡這幕僚的生活，他還是更喜歡閒雲野鶴的教書生活。於是在一年之後，蒲松齡辭去了幕賓的工作，回到家鄉做了一名私塾的老師，教書育人，以此來賺錢養活妻子兒女。在空閒的時候，蒲松齡喜歡寫故事，尤其是鬼怪的故事。雖說書中都是鬼怪，但是書中的鬼怪比人還正人君子。蒲松齡整整用了十年時間，才寫完《聊齋志異》，跟曹雪芹耗盡心血寫紅樓夢一樣，這本書的完成也經過不斷的修改增補，也可稱為刪減五次，批閱十載。這本書是小說文體，當時用這種手法寫作的人還不多。他雖然寫的是鬼怪的故事，就是這小小的故事批判了當時的社會風氣和朝廷的腐敗。據傳蒲松齡寫這本書時還有一個有趣的故事發生。當時蒲松齡閒賦在家寫書，有一天當地縣長路過蒲松齡的家門口，想去見識見識他寫的故事，因此前去扣門，但是沒想到蒲松齡的家門敞開著，於是縣長就信步走了進去。結果沒想到的是，蒲松齡寫故事寫得入迷，竟然沒有發現大官走進去。但是縣長又不想打擾他寫故事，於是逛了一會兒就出去了，由於蒲松齡寫故事寫的入迷，所以自始至終都不知道縣長去過他家。蒲松齡一生走過了76個春秋，最後因病去世。起初參加考試不被錄取，主要的原因就是考官不喜歡蒲松齡寫的故事如此不合實際。但是人笑作者痴，誰解其中味。就是這不合實際的故事，透過談狐說鬼的手法，有力地批判了當時社會的腐敗和黑暗，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會的矛盾，表達了人民的願望和親情。

二是對蒲松齡本人有個客觀的評價。

蒲松齡先生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文學家，流傳下來的作品很豐富，最經典的莫過於《聊齋志異》，而這也奠定了他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地位，為後世大眾所熟知並深受人民喜愛。蒲先生一生筆耕不輟，大部分精力集中在坐館育人上。先生品性溫厚，為人正直善良，一生生活在鄉間村野，與平民大眾有著深厚的情感。先生像是一位循循善誘的長者，孜孜不倦地勸人向善，教人如何修德避害，做好一個人。

三是對蒲松齡本人有個假設性推斷。如果蒲松齡考上了狀元，當上了官，走上了仕途，是不是還會寫書，是不是能象現在有名氣。我看有三種可能。或者不寫，專心做官。或者小寫，邊仕邊文。或者大寫，名官雙收。我本人傾向於，對他本人愛好寫作的本性，並不因為走上仕途而影響他的愛好和著書立說的宏願。歷史已有很多文學名家，也是大官出身。篇幅所限，不再贅述。但我更認為，當了官更會促發他的寫作熱情，對名聲遠揚，聲揚朝野更有利才是。不足之處，見諒。

這涉及到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我們應該如何去識別一個人。

就像是這裡說到的蒲松齡，是那個留下一本傳奇著作的志怪作家。而蒲松齡，則不過是這個志怪作家的代號而已。

而以“蒲松齡”為代號的這個志怪作家，他之所以能與芸芸眾生區分開來，最為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所知的那些從他身上散發出來的那些獨一無二的資訊。比如:

再也沒有我們認識的第二個人寫出了《聊齋志異》。

再也沒有我們認識的第二個人在大馬路上請人喝涼水講故事。

反觀問題中問到的，如果蒲松齡考上狀元，又會如何如何...因為蒲松齡沒有考上狀元，所以“考上狀元”這回事不屬於“蒲松齡”這個標籤。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考上了狀元，那麼此人絕不會是蒲松齡。除非...

提問題的人說服所有對蒲松齡有所耳聞的人，讓他們把“蒲松齡考上狀元”這件事當成事實。

或者提問題的人幹掉百分之五十以上了解一點蒲松齡故事的人，然後篡改所有史料，加上“蒲松齡考上狀元”這件事。

所以，對我們生在當下的人來說，蒲松齡本身只是附帶唯一性的獨一無二的“資訊”，只因為我們對他的認同感讓我們覺得他是個活在我們內心中的活人。它的傳播符合資訊的兩個特性——存在性和多樣性。存在性來自於蒲松齡那些明確的、不易被篡改的“資料塊兒”，而多樣性則來自於人們對蒲松齡持續不斷的挖掘、探討和反思。這些隨機產生的“資訊資料”，有的淹沒在資訊大潮當中，有的則升級為蒲松齡的“核心資料”，與蒲松齡一起傳播。

說完蒲松齡，再來看看我們自己。常聽說有人羨慕xxx的才智、相貌、出身、運氣等等，會覺得“我要是xxx就好了”。其實呢，正因為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智商、相貌、體力、出身、運氣，這樣才塑造出一個又一個不同的人。你如果真的有朝一日成為另一個人，那樣豈不是宣告了你自己的滅亡？

這個不好假設，假如他考上了狀元，高官厚祿加身，整天吃香的喝辣的，美女妻妾成群陪伴左右，整天為了應付上下級而焦頭爛額，就不會去路邊喝綠豆湯，就不能聆聽老百姓的故事，就失去了創作的熱情，可能後來就沒有這部偉大的著作。如果他是一位兩袖清風的好官，不為名利左右，任然堅持創作，也許可以寫出來，但一定沒有流傳給我們的這個版本好，因為當官了要忙於政務，就不可能深入到群眾中去，聽不到好的素材，寫出來的東西就不接地氣，註定不會是優秀的作品。

假如，蒲松齡當年考上狀元，過上權貴顯要，驕奢淫逸的生活，那裡還有心思寫聊齋。當今的人也就看不到聊齋志異中的書生，美女，畫皮，狐狸仙了。也不會有人記得他。“江郎才盡”就是一個列子:人一擔當官，有權有勢，就會有溜鬚拍馬的一群人圍繞奉承他的行為，伺候著他的一切，地位的改變，進取心就有所收斂，漫漫開始變的世俗墮落。做什麼事 都要講講排場，處處顯擺還裝些儒雅，做出低階荒唐的腦殘兒事也不會有人反駁。看的都是笑臉，聽的全是恭維，漸漸變的只知個人的得失，不懂別人的計較。馬和鹿都分不清了還能有什麼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