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會贏，主要是清朝的國防戰略失誤和統治者落後造成的。 清政府對於日本緣何缺乏警惕，用古語說是缺乏謀略，用現代話說是缺乏正確的國防戰略。其實在甲午戰爭之前，日本的狼子野心就暴露無遺，清政府對其一度警惕。日本和清政府整治海軍幾乎是同時 。左宗棠主辦的船政學堂，利用洋人教學，並引進一系列工廠裝置。李鴻章一度購買德國及英國戰艦，打造東亞最強的海軍。但是後來卻由於國防戰略失誤，致使海軍停滯發展，到最後一敗塗地。

西方有句話戰爭只有兩種狀態：一種是準備戰爭。一種是正在戰爭。由此可見清政府的國防戰略對於後來戰爭的走向影響甚巨。一個國家在地理上必要鄰居，在歷史和現在的經濟發展上必有競爭對手。所以國防戰略的首要問題就是解決未來戰爭的物件的問題。識別未來的戰爭物件及優先順序是國防戰略成敗的關鍵。事實上日本能取得清日戰爭的勝利與它長期以來的準備有極大的關係。而對於清政府來說，卻是猝不及防。許多人都歸咎於李鴻章的一味調停和慈禧太后的昏庸無能。其實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等到北韓問題兵戎相見時，清政府的海軍不論是從噸位上還是先進性上都落後於日本，而且十年之內未添新艦。這恰恰是清政府國防戰略嚴重失誤的體現。清政府在國防戰略上還是受傳統陸戰思想的影響，把沙俄列在了首位，主要防範陸上的外敵和鎮壓內部為主，雖然之前有海防還有塞防的討論，都脫不了以陸制陸，以陸防海的老路。民國軍事家蔣百里曾指出在同時面對兩個或以上強敵時，不能犯兩種錯誤：第一不能同時打兩個國家做兩種同樣的準備，第二不能今天想打一個國家，明天想打另外一個國家。當時東亞的國際格局是中、俄、日三大國並存，北韓半島是海洋與陸地的結合部，是進攻大陸的最佳跳板。日本的大陸政策第一部就是征服北韓。而沙俄想取得太平洋的不凍港，北韓也是最佳的選擇。而英法德美等國家也會採取均勢戰略，不會坐觀一家獨大。而圍繞對於北韓的控制，李鴻章主張北韓與英法等國建交，牽制日本，杜絕沙俄窺伺之心。李鴻章對於主要的國防防範物件是正確的，但是卻沒有結合當時情勢，做好主要和次要的區分。沙俄主要是歐洲國家，根本之地與中國相隔萬里。當時西伯利亞大鐵路還未修成。而日本一衣帶水，歷史上就透過海軍入侵過北韓。但是從1885年清政府的國防戰略防範目標就以防俄為主：第一、沙俄加強對東亞的滲透引起清政府的警覺，第二、清朝士大夫歷史上就有防範北方的憂患意識，認為日本不過是一撮爾小國，自然不是清朝上國的對手。1885年以後，朝廷上下關心國防的，都以俄為戰國時期的秦國，在中國背面，面積廣大，為中國之巨患，這樣清政府大力增加東北邊防經費的同時，增加甘肅新疆軍餉，遠遠大於同時期對於海防的投入。

還是很難贏，姑且不提兩國當時中央政府行政效率的差距，即使光論海軍建設本身，北洋水師都是落後於日本海軍的。

過去華人以為慈禧太后挪用了幾百萬兩海軍經費是失敗的原因，但其實就總體海軍經費的投入來看，清朝其實並不領先於日本。而海軍比較就是比銀子。

合計一下，從1872到1893年開戰前，20年中日本總海軍軍費投入是1.368億日元。按照當時匯率，這相當於9771萬兩白銀。大大超過了清朝歷年在海軍上的投入。

北洋艦隊司令官是丁汝昌，騎兵將領出身，優點是忠誠。所以清朝實際還是走的政治掛帥，外行領導內行的路線，

而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官是伊東祐亨，自幼就喜歡海軍，進入日本最早的近代海軍培養基地---勝海舟的神戸海軍操練所與坂本龍馬、陸奧宗光共同學航海。薩英戰爭時從軍.參加過戊辰戰爭。

然後的簡歷:1871年任海軍大尉，1877年任日進號艦長輔.1882年任海軍大佐，先後任龍驤、扶桑、比睿等艦隻艦長.1885年任橫須賀造船所長兼橫須賀鎮守府次長、同年任建造中浪速號回航委員長。該艦服役後任艦長.1886年封海軍少將.就任海軍省第一局長兼海軍大學校校長.1892年升海軍中將，橫須賀鎮守府長官。1893年（明治26年）任常備艦隊長官。

所以伊東祐亨是個至少有10-20年船上經驗的老海軍。而丁汝昌不懂英語，一個人實際無法指揮艦隊（因為北洋水師的操作全英文化），也無法看懂當時的海軍教材（英文），對理解艦隊戰術也是沒指望的。

三，軍艦新舊程度，這個就不用提了，北洋水師1886年後期軍費停滯了，基本只能維持，而日本則大量增加。

時代與英雄的關係歷來為世人所津津樂道。個人改變不了歷史，個人對歷史走向的影響或許會有但十分有限。翁同龢此人有才氣無干能。有理論，無實踐自覺。頗有道統私心，卻不顧時代大局。

翁同龢作為兩朝帝師，標準的江南士大夫，東林黨作風，與李鴻章看似勢不兩立實際上是歡喜冤家，甲午戰爭期間也有暗流湧動。

總之，翁同龢一系列行為遠非大忠似奸、禍國殃民這樣的詞語能夠準確形容的，有合理性也有落後性。 歷史往往是非常複雜的，我們就暫且用翁同龢從政之得失，來試著評價他的政治人生吧。

翁同龢祖籍江蘇常熟，出身於書香門第，其父翁心存歷任吏部侍郎、兵部尚書。其長兄翁同書曾任詹事府少詹事，其次兄翁同爵歷任湖北巡撫、湖廣總督等，可見其家世極其顯赫，在這樣家庭的薰陶下，翁同龢飽讀詩書，勤勉好學，咸豐六年（1856年），科舉中一甲頭名，成為狀元。

學優為師，淵博的學識及兩宮的對他賞識，讓翁同龢成為同治帝和光緒帝的帝師。同治帝英年早逝，在翁同龢的悉心教育下，光緒帝有了作為君王的基本素質。

第一是唯才是用，晚清科場舞弊案頻發，翁同龢被授修撰後不久，就進行大力整治，巡查考點，整肅考紀，為國家選拔了張謇、張元濟等優秀的人才。

第二是廉潔清正，被世人稱為“南派清流”，不接受賄賂，在同治帝修圓明園的過程中，直言進諫，最終決定緩修圓明園。

第三是禮法並行，小白菜、楊乃武一案是晚清著名冤案，翁同龢決定親自開棺驗屍，最後二人得以沉冤昭雪，最大程度上避免了誤判錯判。

第一是理財不專，在任戶部尚書期間，由於個人恩怨，多次拒絕撥款，事關國家安危的海防，視同兒戲，刻意作難，結果只能是顧此失彼。

第二是清高守舊，名利名利，名在利先，在戊戌變法的過程中，他名義上支援維新，實則非常守舊，捍衛傳統士大夫的尊嚴，在派系鬥爭中被開缺回籍。

一句話，翁同龢歸根結底仍是一個傳統的保守派，當然是傳統高階士大夫難以適應晚清千年大變局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