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燒書毀書後很難去識別史料真不真實了。

不過，從日本南韓的漢學典籍記載明朝的歷史和明朝的史實有很大出入。

證明了滿清的篡改。

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編輯的基礎都是從民間藏書裡編輯的。

清朝後就沒有基礎編輯清朝之前的史料了。

明史確實多處篡改，不需要其他史料反駁，很多地方都是自己說的謊都圓不了，比如說編寫元史的是十個人，結果名字只有9個，莫非沒名字哪位是隱形人？其次是牽強，徐達傳裡什麼重八夜觀星象，如何如何，所以嫉妒徐達，然後徐達死，明顯牽強，更扯淡還有朱棣三兒子從南京瞬移回北平，朱允炆扣朱棣三兒子，朱棣投鼠忌器不敢造反，所以朱棣三兒子今天逃走明天就到北平，朱棣造反，牛逼啊，莫非坐高鐵啊？此類錯漏一抓一大把，完全是為黑明朝！

其實這個問題有點說的嚴重了，歷史這東西當代篡改起來都非常麻煩，大部分會被識破，後世完全篡改前朝歷史的可行性不那麼高。清朝修的《明史》因為編纂時間過長，且中間屢次大興文字獄，確實很多人指責其中有篡改行為。但老朽的看法是《明史》關於時間和行為的記載應該是準確的，其他內容或有曲筆，但並不能上升到篡改的高度。最多也就是選擇性使用資料，或者故意含糊一些細節。

這部分含糊的細節大部分發生在建文朝和崇禎朝，因為這兩朝沒有史源可以用，《明實錄》就沒有這兩朝的內容。造成這結果的一個是靖難之役，一個是闖王進京，似乎也不能指責清朝什麼。對前朝頗多曲筆也不是清朝才有的孤例，這是歷代修史書的慣例。這個問題限定了洪武到隆慶的時間範圍，老朽確實找不到太多和其他資料較大不同的地方。但確實不是一點都找不到例子，老朽試舉兩例說明。

能找到的不同較多集中在正德年間和後來的嘉靖年間，老朽找到的第一條是正德十三年七月封賞應州之戰的有功人員，在封賞人數上，《明史》和《武宗實錄》中記載有出入。《明實錄》中是記載封賞了六萬餘人，而《明史》記載是5萬餘人：

秋七月己亥，錄應州功，敘廕陞賞者五萬餘人。——《明史》錄應州御虜功，升賞太監、總兵、副參、侍郎、都御史、御史、郎中、主事及官旗軍舍九千五百五十五人有差，先是應州之戰巡撫都御史胡王贊希旨奏捷，巡按御史賈啟以紀功冊上冒濫者凡五萬六千四百四十九人。——《明實錄》

《明實錄》的意思是御史說冒功的就有五萬六千多人，不是說最後封賞了5萬多人，以當時記功冊全賞的話應該是六萬多人。《明史》裡把這個單獨拿來說其實有點黑正德的意思，因為不是幾萬人都升官，大部分參戰有功計程車兵只是給發點糧食，和現在的專案獎金有點類似，這是古代戰爭封賞的慣例，並非正德的孤例。

另外一處是關於正德皇帝的遺言，《明史》說是諭司禮監，而《明實錄》中說正德死的時候身邊只有兩個太監，他的遺言也是兩個太監轉達的。這裡面牽涉的可不是遺言是對公還是對私的問題，還牽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繼承人由誰來指定，遺言的內容也有一些差別：

乙丑，大漸，諭司禮監曰：「朕疾不可為矣。其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重，與閣臣審處之。前事皆由朕誤，非汝曹所能預也。」——《明史》上大漸，惟太監陳敬、蘇進二人在左右，乃謂之曰：朕疾殆不可為矣，爾等與張銳可召司禮監官來，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而誤，非汝眾人所能與也。——《明實錄》

在《明實錄》中記載，正德的遺言明顯是口頭表達，所以真假問題是可以存疑的。而《明史》中則是以諭司禮監的方式，那麼就不能懷疑其真實性。另外遺言的細節也有出入，第一個問題是議處還是審處，若是議處，無疑正德的意思是皇太后有參政權利，若是審處，則皇太后只有檢視審閱權，這裡面的區別很大的。

另外最重要的一句話是前事皆由朕誤這句話，按《明史》裡的意思是正德也覺得之前所有的事都是自己錯了，這裡的誤是錯誤的誤。而按《明實錄》來看，他說的是此事皆由朕而誤，意思是遺言的事情被自己耽誤了，是耽誤的誤。雖然用字一樣，但意思差別可就大了。結合前後文，《明史》變成了非汝曹所能預也，意思是不是你們能夠預測的，《明實錄》則成了非汝眾人所能與也，意思是廢立大事不是你們能夠參與的。換言之，至死，正德也沒有低頭認錯。

明史就是清朝編寫的，怎麼篡改？根據統治需要或者為尊者諱而篡改某些歷史真實倒是有可能的，哪朝沒有？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以後寫清史和民國史，不也要根據自己需要編寫麼？有啥奇怪？

差別還是有的，我就舉一下《明史》和明朝人陳建編的《皇明通紀》關於洪武元年的事比一比吧。《皇明通紀》是嘉靖時期寫成的，是明朝人寫明朝自己的事，很多寫法跟《明史》確實不一樣。

《明史》和《皇明通紀》洪武元年正月都記載了朱元璋正式稱帝，冊封百官，內容基本上一樣，只有一處差別比較明顯，而且是有意為之，就是朱元璋立太子，並命丞相李善長、徐達兼東宮官輔導太子。《明史》太祖本紀只說了有這麼一件事，在朱標的列傳裡補記了下原因，說當時的中書省和大都督軍都建議朱元璋按元朝的習慣由太子來兼任中書令，朱元璋說元朝的制度不足法，拒絕了。

而在《皇明通紀》中，歷史的真相是，不是什麼中書省、大都督府這些機構提的這個建議，中書省只是建議中書省的最高長官應該是中書令，反倒是大名鼎鼎的劉基劉伯溫給朱元璋提的這個讓太子當中書令的建議，劉基認為讓太子兼任中書令是元朝的習慣，應該沿用。

朱元璋回覆說：“元朝是胡人，元朝的習慣就是任用官員不用賢人，只知道照顧自己人，元朝的經驗要不得，我們不學習古人，卻去學習胡人的經驗，你是什麼道理！何況太子年紀還小，應該跟著丞相們學習政務，沒有這個能力，當什麼中書令，等太子長大了，國家大事都要他參與，也沒有必要非要掛個中書令的頭銜！”劉基的形象崩壞了，有沒有！

僅對比《明史》和《皇明通紀》關於這件事的不同筆法，就大有意思的。一是《明史》對劉基比較友好，因為清朝以後，劉基的名氣大，名聲還比較好，所以《明史》把劉基幹的這件事，籠統的歸到中書省等機構，而不直接點名，保護了劉基高大形象，如果把劉基認為朱元璋應該學習元朝的事明確地寫下，劉基怕是要掉不少粉的。

當然，更重要的區別是，站在清朝的修史的立站，《明史》是不敢記下朱元璋這段批評元朝是胡人沒見識的話的。只能把朱元璋這段言辭比較激烈的話改成了相對溫和的元朝的制度不值得學習的話來代替。

年底事多，這個月的還沒答過題呢，今天是這個月的第一次答題，碰到這個題，正好來說兩句。

嚴格來說，並不是清朝篡改了《明史》。修《明史》的其實是信奉儒家史觀的漢人官僚。後代修前朝史，都是評論史，不是實錄。所以，都帶有個人偏見。清修《明史》對待那些不符合儒家行為規範的官僚評價不高，例如嚴嵩、魏忠賢、溫體仁，反而對那些喜歡空發議論的官員評價高，例如楊鏈、顧憲成。在明代，以激烈措辭上書放空炮，之後被免職的人通常在後代史觀修的史書中都評價很高，反而那些跟皇帝保持合作，兢兢業業幹事之人被打成奸臣。至於清朝為什麼要禁燬明代書籍，主要是因為明代書籍中，對周邊少數民族取一些侮辱性外號。

關於明代黨爭，清修《明史》等問題，可以參考明史專著《大明權力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