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歷史上嚴重的政治鬥爭，還應該算上東漢末的黨錮之禍，而且這其實才是和明末黨爭相似

唐代的黨政，則主要是中央內部的，但當時唐朝已經面臨嚴重的地方割據，中央與地方的矛盾才是主流，中央內部矛盾再大也不會太嚴重。

東漢和明代則情況比較接近：沒有外部壓力、都是宦官何士大夫之間的矛盾、主要是爭奪權力、當時士大夫的道德意識都比較濃厚。

其實都就那回事了，就像在公司工作一樣，有討好的，有不以為然的，有不屑一顧的。等等

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指東漢桓帝、靈帝時，士大夫、貴族等對宦官亂政的現象不滿，與宦官發生黨爭的事件。事件因宦官以“黨人”罪名禁錮士人終身而得名。前後共發生過兩次。兩次黨錮之禍都以反宦官集團的失敗而結束，反宦官計程車大夫集團受到了嚴重的打擊，黨人被殘酷鎮壓。當時的言論以及日後的史學家多同情士大夫一黨，並認為黨錮之禍傷漢朝根本，為黃巾之亂和漢朝的最終滅亡埋下伏筆。

唐代的牛李黨爭，通常是指唐代統治後期的九世紀前半期以牛僧孺、李宗閔等為領袖的牛黨與李德裕、鄭覃等為領袖的李黨之間的爭鬥。鬥爭從唐憲宗時期開始，到唐宣宗時期才結束，持續時間將近40年，唐武宗時，李黨達到鼎盛，牛黨紛紛被罷免；唐宣宗的前期，李黨紛紛被貶謫到地方為官。最終以牛黨苟延殘喘、李黨離開中央而結束。以致唐文宗有“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之嘆。牛李黨爭是唐朝末年宦官專權、唐朝腐敗衰落的集中表現，加深了唐朝後期的統治危機。

宋代的新舊黨爭，主要是圍繞在王安石變法新政的執行上所引發的一場黨爭。新黨支援新政，舊黨反對新政。新政雖切中時弊，然朝中守舊大臣極力反對，其中不乏有影響力的人物，如韓琦、司馬光、歐陽修、蘇軾等，王安石唯有引用呂惠卿、曾布、章惇及韓絳等新人。新舊黨爭前後凡五十餘年，對北宋的政治產生頗大影響。由於新、舊兩黨更迭執政，王安石曾兩度退職，新政時行時廢，臣民無所適從。

明代黨爭指明末東林黨與宦黨、浙黨之爭。明萬曆時起，朝政日趨腐敗，黨派林立，黨爭迭起。萬曆三十三年（1605），被明朝政府革職的吏部郎中顧憲成，與同好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等人，在他的故鄉無錫東門外東林書院講學。諷議朝政，品評人物，抨擊當權派。一時“士大夫抱道杵時者，率退處林野，聞風響附”。一部分在職官吏如趙南星等也遙相應合，東林黨以此得名。同時，另一批官吏士紳又組成浙、齊、楚、宣、昆各黨派。這些黨派相互之間也有矛盾，但他們都與大地主集團相互勾結，“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同時還有以魏忠賢為代表的宦官集團，形成了東林黨、宦官、浙黨互相傾軋的局面。

首先，宋代的黨爭最具有正向意義。黨派的劃分主要是因為對待改革的態度不同，可以認為是執政理念的不同。支援變法的不能說就對，不支援的就錯。代表人物是鼎鼎大名的王安石、司馬光，這兩位都是有光輝形象的正面人物。

其次，東漢的權力爭鬥的主角是外戚和宦官，官員的影響其實非常有限。東漢的皇帝，從漢和帝起，大都是幼年即位。這些皇帝年紀小，不能管理國家大事，只好由皇帝的母親皇太后臨朝執政。皇太后相信孃家人，於是大權就落到孃家人手裡，形成外戚當權。皇帝長大了，不甘心自己無權，就依靠自己親近的宦官，來收拾這些當權的外戚。這一來，雖然把外戚收拾掉了，但又出現了宦官專權的局面。就這樣，在東漢後期，不斷出現外戚和宦官爭權奪利的鬥爭。外戚的典型代表就是梁冀，專權二十幾年，毒殺皇帝行廢立之事。

再次，唐代後期外有藩鎮割據，內有宦官專權。李唐王朝後期宦官專權程度，可謂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專橫。他們把持朝政、獨斷專行，甚至連皇帝都唯宦官馬首是瞻，且唐代後期宦官弒君、廢君、立君的事件更是層出不窮，有如兒戲。因此官員紛紛結交宦官，作為自己在宮內的內援。牛李黨爭中，兩派人物都紛紛結交宮中宦官作為自己的後盾。李黨領袖李德裕在唐武宗繼位後，能夠迅速取得武宗信任，回到朝中擔任宰相，很大一部分功勞要歸功於宮中宦官的運作。而牛黨領袖李宗閔，也曾結交宦官。文宗時裴度向唐文宗推薦李宗閔的死對頭李德裕擔任宰相，李宗閔就是在宦官的幫助下，得以成功外放當官，從而躲過一劫。因此所謂的黨爭是依附在宦官權力之下的遊戲而已。

最後，明末的黨爭主要是魏忠賢和東林黨之爭，時間較短，主要是天啟帝在位的那幾年。隨著崇禎帝的登基，魏忠賢迅速倒臺被殺。迴歸權力中心的東林黨，已經沒有了視死如歸的楊漣那樣的真烈士。剩下的都是什麼人呢？以當時的東林領袖錢謙益為例，可謂是典型的偽君子。錢謙益能讓我們記住一是因為柳如是，二是水太冷。這也是東林黨最被後人所詬病的，評價最低！

性質相同，都是為了生意。

明朝東林黨那些人誰在朝堂上名氣大，地主掛靠在他身上的土地和利益就多，跟今天的網紅類似，粉絲多，代言費就多。

宋朝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其實就是公權和私權的鬥爭，為老百姓還是維護地主官僚階級。司馬光、歐陽修都是地主階級利益集團的代表人物，王安石變法，就是被他們搞壞的。

其他的黨爭都一樣，爭權也是為了錢。

都不是人民選舉出來的人，其行為不受人民監督，不對人民負責。這種黨爭只能是為私人利益，鬥著鬥著越演越烈必然發展到把私利置於國家利益之上。

歷來強盛過的封建王朝似乎都逃不過“黨爭—內亂—滅亡”的圈子。不過，有的黨爭只是添了一把小火，比如宋。

如果要分析這幾個朝代的異同，那也是顯而容見的。縱觀二十史。黨爭的出現都有如下幾個特點。

1、皇帝的懦弱或昏庸無能。黨爭不可怕，可怕的是皇帝無能，既不能壓制，也不能很好的決斷，越不能壓制，這個時候的王朝也越快走向末路了。

2、黨爭在相權削弱的情況產生的影響更大。秦漢黨爭幾乎沒有。因為秦中央集權，到二世那裡，趙高一人說了算，還與你爭什麼。他都可“指鹿為馬”了。東漢更多是外戚專權或包括後面逐漸形成的門閥制度。一些大家族利益之爭吧了。到隋唐以來，開科取士，家族把持朝政的勢力減弱。自唐牛李之爭開始，黨爭開始冒頭且對朝廷影響越來越大了。

3、黨爭的目的是控制權力。沒有士大夫願意做無用功，不管是佔山頭還是選隊伍。最終是為權而來。不管是宋的新舊之爭還是明的宦官和東林黨人之爭。不過相比於明，宋唐等的黨爭事件引起的流血事件還不多。有的也還是道德比較高的，如王安石、蘇軾、司馬光等。

中國黨爭為禍最大為明，流血事件不斷，朝綱敗壞，究其原因，還是沒有跳脫以上三點。加上還有一方為太監（是否打擊對手心理更為表態）。其實宦官曆代為禍害的有，但挑起黨爭的，似乎明為甚，漢沒有起黨爭上的主要作用。

相似，朝代末期，土地兼併達到頂峰，官員腐化墮落，一有天災便災民四起。朝廷也互相藉此爭鬥，奪取更多的利益，皇權借黨爭穩定朝堂 ，但黨爭多徒耗國力，黨爭失敗一方，被清算屠殺，勝利一方往往因日積月累的腐朽已經黨爭的後遺症（黨爭雙方多為勝利或大肆任用奸佞或如東林黨有名無實，無能力解決帝國各類問題），造成各種問題加重，而不敢大刀闊斧的改革。最終勝利一方多成為王朝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