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世名臣那是相對昏庸的官員，他們受歷史與環境的侷限性影響最多是封建體制下的維護封建制度的能臣，當時農業社會的經濟已經是飽和狀態無法透過開荒來增加

從內因上來講清王朝到乾隆後期已後經進入一個封建王朝的，非力挽狂瀾者，進行大的制度改革不可興盛，從外因上來講，工業革命世界科技飛速發展，清廷的閉關鎖國政策，導致東西方差距越拉越大，清王朝雖保持在東亞的優勢，但在西方文明眼中，已成和奧斯曼帝國一樣的病夫。

嘉慶帝：清朝第七位皇帝（入關後第五位）清仁宗愛新覺羅·顒琰，公元1796年至1820年在位。嘉慶朝初期重用朱珪、劉墉和王傑，賜死大貪官和珅，滿懷信心的打出“鹹與維新”的旗號，整飭內政，整肅綱紀，然而其重用的這些大臣早已年過花甲，在乾隆朝摸滾打爬幾十年，為官圓滑，至此時，早已沒有了改革的創勁，其思想無法應對這幾千年未有之變局。至嘉慶十年這批人退後，其也就進入混太平的狀態，但此時國內階級矛盾尖銳，川、楚、陝農民起義雖被鎮壓，清統治力量也受到嚴重削弱。嘉慶十八年(1813年)，北方爆發天理教起義，部分天理教徒，在太監接應下衝進皇宮，“釀成漢唐、宋明未有之事”。至此，嘉慶帝治下的清王朝衰落已表面化，官吏越治越腐，民亂不斷，不但沒有成為中興之主，反而成為王朝沒落的罪人。

（嘉慶朝已到暮年的朱珪）

工業革命化，世界科技日新月異，然此時的中國依然奉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嘉慶及其所謂的名臣，並沒有和乾隆朝有何變化，拒絕同當時最強大西方國家英國通商交往，限制中國對外貿易發展，逆歷史潮流，沒有利用機會進行學習，錯過了中興的機會。如果其能自上而下進行改革，或許會像我們改革開放一樣，取得矚目的成績，大清也許就不會在道光帝手中捱打了。

時勢造就英雄，英雄引領時勢，嘉慶皇帝作為一箇中庸之主，其周圍的也是一群脫離世界，沒有緊跟世界發展潮流的大臣，名臣在這個時候的要求已不僅僅是廉潔為民，忠孝為國的儒家之道了，更需不拘一格降人才，敢於擁抱世界，接受先進文明，併為己所用，發展中華。

所以，嘉慶皇帝和他的名臣不能振興大清王朝，封建王朝也在大清劃上了句號。

嘉慶皇帝在清朝歷史上算是一個知名度不高、存在感也不強的皇帝。在他之前，是清朝處於鼎盛時期的康雍乾三代帝王，其知名度可謂家喻戶曉；在他之後，則是進入近代的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和宣統諸帝，起碼也都在歷史教科書上出過場。唯獨嘉慶帝，既沒有文治武功的輝煌成就，又沒有經歷過近代的歷史，所以這位在位長達25年的皇帝幾乎就被尷尬地“忽略”掉了。

（嘉慶皇帝是清朝歷史上地位最為“尷尬”的一個皇帝）

但是平心而論地說，嘉慶帝其實並不能算是個混日子的皇帝。尤其在他即位之初，還是對國家的前途命運很是有過一番思考的，對他爹乾隆晚年的種種弊政和錯誤也都有深刻的觀察。他認識到，經過了他爹乾隆長達六十年的統治之後，大清王朝已經是弊病叢生了——吏治腐敗、奢侈靡費、土地兼併、流民日多、武備廢弛、河工失修……所以，在嘉慶四年（1799年）乾隆去世、嘉慶親征之後，他便立即從整肅鉅貪和珅開始，拉開了國家政治整頓的序幕。

（整肅和珅集團是嘉慶帝“中興夢”的序幕）

嘉慶親政初期，除了整肅和珅集團，嚴厲禁止奢侈靡費之風外，還特別注意廣開言路、積極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他曾不止一次地下詔求言，希望大小官員們能夠就各方面的問題都積極進言。他在詔書中說：“諸臣務須宅心虛公，將用人行政、興除利弊、有裨實政者，各抒誠悃，據實敷陳，佐朕不逮，用副集思廣益之意。”誠摯之情可謂溢於言表。為了向大家證明自己的誠意，嘉慶還親自平反了兩起乾隆晚期因言獲罪的案子。一件是御史曹錫寶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上書彈劾和珅家奴劉全營私舞弊、貪墨錢財的案子。此案當時因為和珅正得勢，曹錫寶的上書最後被乾隆批覆“查無實據”，反被斥為“誣陷”，革職回家，幾年後含恨而死。嘉慶親政後，稱讚曹錫寶“不愧諍臣之職”，為其平反，恢復名譽和官職；另一件則是禮部侍郎尹壯圖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上書，建議取消“議罪銀”制度的案子。因為尹壯圖的上書觸怒了乾隆帝，結果被判“斬決”，後改判為降級禮部主事。嘉慶親政以後，立即為尹壯圖平反，恢復其官職。

（因反對“議罪銀”制度而獲罪的尹壯圖，在嘉慶親政後被平反）

應該說，嘉慶親政初期的這一系列舉動，證明了他確實還是很想成為大清的“中興之主”的。而對於乾隆晚期已經習慣了閉嘴避禍的大臣們來說，新皇帝廣開言路的誠意也是很足的。因此一時之間，朝廷的風氣為之一新，敢說實話、敢提意見的大臣越來越多了。《嘯亭雜錄》記載說：“今上即位，首下求言之詔，故一時言官，皆有丰采，指摘朝政，改如轉圜”。看著這一片大好形勢，嘉慶的“中興夢”似乎就要變成現實了。

然而，歷史卻在這個時候給人們潑了一盆涼水。就在嘉慶親政半年之後的嘉慶四年（1799年）八月，一篇言辭激烈、直指時弊的上書擺在了嘉慶帝的案頭。這篇上書的作者，是翰林院編修洪亮吉。這位洪亮吉才學過人，對社會問題的觀察尤其敏銳。他曾就華人口增長過快的問題寫下過著名的《治平篇》，堪稱華人口學的開山之作。而在這封給嘉慶的上書中，洪亮吉保持著他一貫的大膽、直率和尖銳的風格。他在上書中說：“……風俗則日趨卑下，賞罰則仍不嚴明，言路則似通未通，吏治則欲肅而未肅。何以言勵精圖治也？”這等於直接指出嘉慶親政以來的各種措施其實根本不到位，並沒有達到真正的效果。更厲害的是，洪亮吉還在文中直接指出：“自三四月以來，視朝稍晏，竊恐退朝之後，俳優近習之人，熒惑聖心者不少……”這段批評可謂是要了命了。因為大臣們都知道，嘉慶是個超級大戲迷。在即位之初的時候，嘉慶曾經創下了在宮裡連續看戲十八天的記錄。洪亮吉如此說，不是直接戳到了嘉慶的痛處了麼？

（上書直刺嘉慶痛處的洪亮吉）

果然，嘉慶看到洪亮吉的上書後，大發雷霆。他下詔痛斥洪亮吉“語涉不經，氣無倫次”，說自己“孜孜圖治，每日召見臣工，批閱奏章，視朝時刻之常規，及宮府整肅之實事，在廷諸臣皆共知”，認為洪亮吉對他的批評全是汙衊。最後下令將洪亮吉革職，發配新疆。這就是嘉慶朝有名的“洪亮吉大案”。直到第二年春天，怒氣已經消散的嘉慶，重新看了洪亮吉的上書，才感到“實無違礙之句，仍有愛君之誠”，下令赦免了洪亮吉，將他從新疆釋放回原籍。可是，洪亮吉因言獲罪的惡劣影響已經無法挽回了。大臣們看到嘉慶的所謂廣開言路原來不過如此，根本容不得對他本人的批評，都怕落得和洪亮吉一樣的下場，於是“言事者日見其少，即有言者，皆論官吏常事，而於君德民隱相關之實，則絕無論及。”嘉慶親政初期的那短暫的新興風氣，很快就消失了。而嘉慶的“中興夢”，也就在“萬馬齊喑”的沉默中跟著一起消散不見了……參考文獻：《清仁宗實錄》、《清史稿》、《嘯亭雜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