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大清來說康熙比雍正功績要高。

康熙首先是平定了三藩（還收腹了臺灣），還在對外戰爭中打贏了沙俄，而且所有事情都是親力親為，有這平定天下的功績。封為聖祖也是正常

雍正雖然遜色一點，但他是歷史最勤政的皇皇帝，還設立了軍機處加強了清政府多集權。

康熙千古一帝，功垂千秋，八歲登基，擒鰲拜，平三藩，打葛爾丹，收臺灣，一生功績顯著。長期的鍛鍊，使得康熙經驗豐富，手段精明。康熙的帝王之術，乃是清朝第一，無人能及。

而雍正則顯然沒有康熙的雄才大略，但是雍正要比康熙勤政太多。而正因為康熙的光芒太過耀眼，雍正則顯底氣不足，故此只可用勤政來彌補自己在膽識上的缺陷。

故此，來比較康熙在氣勢上則勝過雍正了；而若論實幹和務實精神則是雍正勝出，雍正是實實在在的實幹家。

康熙一生功績顯著。長期的鍛鍊，使得康熙經驗豐富，手段精明。康熙的帝王之術，乃是清朝第一，無人能及。

而雍正則顯然沒有康熙的雄才大略，但是雍正要比康熙勤政太多。而正因為康熙的光芒太過耀眼，雍正則顯底氣不足，故此只可用勤政來彌補自己 各有千秋

雍正最大的優勢是對國家內部事務細節的把控和政策改革上要比康熙皇帝強

雍正時期是清朝最勤政的皇帝，晚上十點休息，早上兩點起床，三點半接見大臣，一年只有春節、冬至日、自己生日三天休息時間，這些在《清實錄》都有記載。雍正一生奏章批示共計1000多萬字，是各個朝代批示最多的皇帝。這麼多的業務量，透過分析雍正的奏章和實行的國策，他應該是集權最高的皇帝了，也是最勤政，取得成果最多的。他在位期間的改革，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真正穩固了清王朝的統治。

一、在穩固中央集權上，加強對全國細節的把控，實時調整。

政治領域上不管是設立軍機處，強化密摺專奏、秘密建儲等這些都是為了加強皇帝本人對全國各地情況的把控，瞭解後再做出相應的對策。

最值得提到的是雍正時期對山西的“樂戶”（朱棣時期反對者後裔）、浙江的“惰民”（浙江反對朱元璋的後裔）、廣東的“疍戶”（廣東東部沿海生活在船上的民眾）免除賤籍，成為平常的民戶。體現了雍正對各地民情的瞭解，以及及時做出的調整。

二、國家經濟層面上，嚴控官吏的徵收和分肥，減輕農民負擔，充盈國庫。

雍正時期對管理控制的比較嚴，繳交國庫虧空、火耗歸公、官紳一體納糧等都是針對中央和地方官吏的經濟上的控制，減少官吏對底層百姓的盤剝。

最值得提到的是“攤丁入畝”，改變了人和土地分離徵收的弊病，改成人丁攤入地畝的政策，減少了少地民眾的負擔。（攤丁入畝圖冊）

這一系列的政策，主要緩解地主階級和普通百姓之間的矛盾，有效的減低爆發農民起義的可能，同時也使得生產力得到進一步的釋放。

三、實行改土歸流，加強對西南少數民族控制。

1726年，清政府取消少數民族的土司制度，改為隨時可以任免的官員，鐵打的地盤流水的官員，目的為了減輕世代土司的控制下，對少數民族普通百姓的盤剝。

對西藏的控制上，完善駐軍和駐藏大臣制度，將西藏地區牢牢把握在清政府控制之下，不可分割。

當然，雍正皇帝還做了很多改革，對地方情勢的把控非常細，他本人基本上是“事必躬親”，使得吏治清明，民眾的生產積極性也高漲。最終形成“康乾盛世”，現在一般都認為“康雍乾盛世”最為準確，他把乾隆應該做的都做了。

康熙皇帝的時期主要是開疆擴土，主要功績有“平三藩”、“收臺灣”、“敗俄國”和“平定噶爾丹叛亂”，基本上把清朝的版圖鞏固下來，後人的評價主要集中在戰功上。而在這一方面，雍正皇帝非常弱，主要派年羹堯平定了羅卜藏丹津的青海叛亂，戰功幾乎忽略不計。

不過我覺得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兩個人應該是近乎完美的互補，對清朝快速達到鼎盛都是功不可沒，至於後面的乾隆，可以看做是對兩者的共同繼承。

雍正和他父親康熙都是清朝乃至整個中國歷史上頗有作為的皇帝，二人各有所長、只是側重點不同而已，實在無法用孰優孰劣來定論。康熙更加偏重於對外方面，而雍正在內政方面更加擅長。

先說康熙。康熙自擒鰲拜之後，正式抓牢了權柄，這一抓就是五十多年。在這五十多年裡，康熙平定了以吳三桂為首的“三藩”之亂；剿滅了盤踞臺灣、經營多年的鄭氏政權；驅逐了南下犯邊的俄羅斯軍隊，簽訂了《尼布楚條約》，奠定了北部邊界；平定了厄魯特蒙古準噶爾部大汗噶爾丹的叛亂，維護了西北地區的政治穩定和領土完整。

在內政方面，康熙雖然還算是有一定作為。但是，由於長期用兵，以及康熙的過度寬仁和康熙進去老年之後在政事方面的倦怠，到了康熙末年，實際上清朝的經濟已經成為了掩蓋在所謂康熙盛世之下的一個千穿百孔的爛攤子。但是，無論怎麼說，康熙作為一代有為之君，其成就還是有目共睹的。

再說雍正。雍正實際上接手的是父親盛世美名之下掩蓋著的一個爛攤子。要想恢復元氣、甚至更進一步，就必須自我調整、自我修復。因此，雍正更加側重於內政方面，主要的精力也放在了整飭吏治和調整經濟方面。 即位伊始，雍正便著手整飭康熙末年已經嚴重腐敗的吏治問題，利用追繳國庫虧空的契機，處置了一大批貪官汙吏，並且以高壓迫使官員不敢明目張膽腐敗。同時，又大肆淘汰尸位素餐的庸官，提拔非正統出身卻才能出眾的官員，吏治為之一清。捐納出身的李衛、監生出身的田文鏡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雍正提拔重用的。

之後又大力推行新經濟政策，大範圍試行攤丁入畝、火耗歸公和士紳一體納糧。攤丁入畝，將按人頭收丁稅改為了按土地收稅，避免了人地分離的稅收弊端，同時也為無地佃農減輕了負擔。火耗歸公，將散碎銀兩熔鍊的火耗不再攤到百姓頭上，既減輕了百姓負擔，又避免了官員藉此盤剝百姓，杜絕了稅收中的一大弊端，同時也斷絕了相關貪官汙吏的斂財之路。士紳一體納糧，把有功名在身，原本田多且不用納稅士紳一起納入了稅收體系，既減輕了大規模的土地兼併，又增加了財政收入。在新經濟政策的刺激和促進之下，雍正朝的經濟明顯好轉，財政收入明顯增加，最終雍正留給了兒子乾隆一個前所未有的充盈的國庫。此外，雍正還免除了山西樂戶、浙江惰民、廣東疍戶的賤籍，使之成為平民，也是對於百姓的一大仁政。

在恢復經濟的同時，雍正對於少數民族地區的穩定也是非常重視的。但是，他沒有沿用父親的高壓和羈糜政策，而且在少數民族地區推行改土歸流，將大部分原來由世襲土司擔任的土知府、土知州等職務改為了由朝廷任免的流官擔任，更好的維護了少數民族地區的穩定。

此外，雍正還大力推行密摺制度，加強中央集權，將自己的觸角伸向了全國各地，避免了官員聯手欺上瞞下，加強了皇權。同時，又開始試行秘密立儲制度，最大程度上避免了諸子爭儲造成政局動盪，而這恰是方面康熙沒有能夠解決的問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