軸心時代，自然是中國的文明。

因為其他文明比如古希臘、古埃及、古印度等文明在軸心時代受到的思想、文化等領域沒有得到很好的實用。甚至導致其文明的逐漸消失。

而中國文明，秉承軸心時代，老子、孔子等人思想，開創大一統，讓這思想繼續在社會中繁衍。讓中國的社會、經濟等登頂，而且長達幾千年。而中國唐朝之後，思想、技術、文化等開始對外傳播，影響歐洲，阿拉伯。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後，歐洲對當今社會影響開始變大。

這個問題提問時空概念跨度太大，對自己能否回答好沒有太多自信。感覺用“軸心時代”作前置條件，和現代結合十分勉強，甚至難以推理。

同時也感覺用文明作為邏輯的前提，定義上有溢位的風險，因為要求推理出的結論是對當今社會影響最大，如果非要用文明定義，無疑就是近現代歐美文明瞭。若把美國作為英國的子系予以排除，就剩下近代的歐洲文明，再做進一步的限縮，就剩下英國了。

查理一世被斬首，1660年查理二世登上王位，表示遵守《大憲章》和《權利請願書》的規定，標誌著專制主義在英國已經成為非主流，等到1688-1689年的‘光榮革命’爆發，出現了有限君主專制的資產階級政治架構。如果仔細思考，對比歷史，現代政治架構，無論是姓資還是姓社，幾乎都是在那個架構基礎上修補而已。

而且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第二次在歐洲，歐洲自1870-1914同時成為世界政治經濟科學技術的中心，這一切都足以表明，歐洲近現代文明是對當今社會影響最具決定性的。

雖然美國是現代老大，但它無法割裂與歐洲文明的父子關係。

最終結論還是非歐洲文明莫屬。即使到最後，個人始終感覺用“軸心時代”觀點，很難回答本問，也許我的看法割裂了文明之間的傳承與聯絡。

不求同。

毫無疑問，古希臘文明對現代社會的影響是最大的，沒有之一，因為軸心時代只有古希臘文明不是農業文明，並有人文主義精神，是唯一指向現代文明的準現代文明，而且是理性文明。中國春秋時和古希臘有些類似，但科學哲學比不上古希臘，而且理性上差很多，特別是秦統一後，大一統的毒素佔據了華人大腦，使中國黑暗的中世紀長達兩千多年。

公元前五世紀前後,人類進入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西方哲學家稱之為“軸心時代”。東西方几大文明共同進入一個創造性思維意識集體迸發與進取的時代,孔子、老子、釋迦牟尼、蘇格拉底等一大批第一流的思想家幾乎同時出現在東西方歷史舞臺上,共同承擔了人類的首度思維大分工。回顧那一時期，簡直是人類思想史上的神奇時代,充滿了驚人的巧合。“軸心時代”這一說法是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1949年出版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提出的,他把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的這段時間,稱為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這個時期是人類文明取得重大突破的時期,各個文明都出現了偉大的精神導師——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印度的釋迦牟尼,中國的孔子、老子……人們開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來面對這個世界。思維上的進發是對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超越和突破的不同型別便決定了今天東西方不同的文化形態，這些軸心時代產生的文化一直延續到今天。所以每當人類社會面臨危機或新的飛躍的時候,我們總是能在軸心時代的先哲那裡獲得精神上的指導。“軸心時代”,英文是Axial Age。顧名思義,是指一個對全部人類文化史具有控制意義、提挈意義和動力意義的年代。這個年代出現在公元前五世紀的前後兩百多年,不太短,但放在整個人類文化史上卻不算長。正是這個不算長的年代,左右著人類的整體精神歷程。雅斯貝爾斯對於軸心時代說過一句很重要的話,他說:“人類的精神基礎同時或獨立地在中國、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古希臘開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類仍然附著在這種基礎之上。”在人類奠定精神基礎和偉大事業中,中國不僅沒有缺席,而且是主角之一。孔子與釋迦牟尼、蘇格拉的年代靠得很近,孟子、莊子與亞里士多德等人靠得更近。在那個時代不同地區的人類群體能不約而同地進入一個創造力進發的時代令人驚訝，如此多一流的思想家幾乎同時出現,共同創造了人類文明史上的奇觀。軸心時代和以後時代的差別,不能被簡單地看成是不同學科之間的差別。因為軸心時代與其他時代的關係,是上下垂直型的,而不是橫向分割型的。誠然,哲學、藝術、宗教在軸心時代已獲得驚人發展,以後的發展是軸心時代建立的精神基礎的衍生。成熟於近代和現代的科學也是如此,以現代物理學為例，其中的許多規則都與《周易》為代表的東方神秘主義暗合。軸心時代擁有著一種不可超越性的特質在其中，面對軸心時代,我們會突然發現自身的渺小，我們沒有能力解釋這一切,也無法超越那些看似童稚卻又成熟,看似天真又是輝煌的思維。我們能做的,就是把它記住。面對軸心時代，我們的解釋都是蒼白無力的,就像一座難以攀援的高山，有著無法跨越和名狀的無奈。儘管有這種無奈,但我們對高山的記憶和憧憬並不會因此減損關於軸心時代的思考。現在遠遠看去，軸心時代各個文明中的精神導師像是一種默契地分工，這種互不相同的早期分工,決定了多個古文明的本性,因此也決定了以後發展的不同特點。例如,古希臘文明更多地考慮人與自然秩序的關係,印度文明更多地考慮人與超驗世界的關係,而中華文明則更多地考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種側重,也影響了多個文明今後的路向。因而，雅斯貝爾斯認為，人類至今還附著於軸心時代的精神基礎之上。亞里士多德有一句話，“只有深埋在土地裡的橡樹種子長成橡樹時，我們才能發現它的本質”。在軸心時代同一時期不同文明的三種不同思考方向可能正相當於橡樹種子,只有等到兩千多年之後它長成了橡樹,我們才發現,原來它是那個樣子。關於怎樣繼續繼承和突破軸心時代的文明，互相取長補短正是應解之策。當然，我們的前輩已經在向著這個方向行動了，所以我們才有西學東漸，才要去理解印度的宗教。既然各有所長各有特色,就需要各個文明之間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增進交流,相互取長補短。要進入“新軸心時代”，各大文明之間要互相對話,互相理解,這種交流將是意義非凡的。

古希臘時代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337年，是希臘文明輝煌的時候，啟發了民主和科學，奠定了西方古典哲學的框架。

民主，希臘與波斯的戰爭，希臘以少勝多戰勝了波斯帝國，這是當時希臘民主制服優勢的體現，也是民主制度被強化的時代，雖然這麼輝煌的成果在內亂中崩塌，但是民主制度的思想一直流傳下來，反對封建專治，人人平等自由，都是對當時的民主制度的繼承和發揚。

科學，古希臘人們人為生命起源於自然界，萬物出自於水。這是現代科學研究證明的結果。在數學上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奠定了後來歐洲數學的基礎，阿基米德推動幾何學發展，這些都對當時社會科技的發展做出來打貢獻，也對後世數學科學影響深遠。

哲學，古典時期就奠定了西方古典哲學的框架，多位著名的哲學家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將理性思維、真理和本質的哲學思想推向高潮，進而影響到各門學科的發展，他們追求真理至上的進取精神，在後世也有深遠的影響。

軸心時代，各個文明都散發著自己的光輝，都有屬於自己的輝煌，在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一個大的百家爭鳴的大世界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