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廣東寶安遇到颱風；
1978年，寶安的村民泅渡逃港；
1980年8月26日，全華人大批准在深圳設立經濟特區；
1982年，2萬基建工程兵進入深圳，援助深圳建設；
1992年8月10，深圳發行新股，來自全國各地的100萬人搶購；
1996年12月，滬深兩市股市大跌；
1997年7月1日，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2007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引起全球經濟動盪；
2017年，深圳舉辦第十九屆中國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
……
從1978到2018，有這麼多大事在深圳發生，僅僅簡單羅列一遍，就已經讓人產生浩渺之感，經歷過這四十年的人，恐怕會在每一行字前面都注目沉思良久，如果把深圳的這四十年放進一部電影裡，那更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
正在上映的張唯導演的電影《照相師》，試圖完成的，就是這樣一件不可能的任務。
當然，最好的做法，是找一個小的切口，進入歷史，進入這浩蕩的四十年。這樣的小切口，其實並不好找，切口太小，故事裡的人自顧自生活，似乎有與世隔絕的嫌疑，切口太大，故事裡的人積極參與每件大事，又有符號化的嫌疑。《照相師》卻找到了一個巧妙的小切口：一個三代做攝影師的蔡姓人家。
▲第一代攝影師（電影採用了“照相師”這個更有時代特色的稱呼，並且用做片名）蔡祥仁。
這三代攝影師，跟隨時代對自己的位置做了微調，老父親蔡祥仁開照相館，拍證件照，第二代人蔡安國做過婚紗攝影、人體寫真，最後在紀實攝影裡找到歸宿，生於九零年代的第三代人蔡正雄則開發了一款照相手機。
他們因此有了兩重身份，兩重任務。身為深圳人，他們必然主動或者被動地參與深圳這四十年的大事小情，是身在其中的人；身為攝影師，他們必然要以自己的方式記錄深圳這座驚奇之城的各種變化，他們又是旁觀者和記錄者。這兩重身份合在一起，深圳四十年的往事，很自然地在他們的生活和職業生涯裡展現了出來。
▲第二代攝影師蔡安國，他的髮型和著裝都很“八十年代”。
一旦承載著這樣的任務，就難免符號化，但《照相師》裡的人，以自己獨特的故事和獨特個性，避免了被符號化的命運。
故事開始於1978年的一次泅渡逃港中，蔡安國的母親乘船逃港後，不知去向，蔡安國幾度泅渡逃港，為了尋找母親，也為了對岸的生活，所謂泅渡，就是要在茫茫黑夜裡，憑藉肉身和一點簡單的器具幫助，游到對岸的香港去。
他失敗了，被捆綁起來，要接受懲罰，關鍵時刻，有開明的領導聞訊趕來，救下他們，因為他們深知“兩邊的差距太大了”。這是一句很有人性的話，簡單，卻有著對人的深深體諒，也說明了當時所有人的處境。
以至於，我不能不懷疑，這句話來自現實，曾經真實發生在某個特別的瞬間，由某個特別的人物說出來。
▲第三代人蔡正雄，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照相師”了。
差距如何縮小，如何才能不用逃港，而過上對岸的日子？1980年，深圳被設為特區，老人安慰依舊蠢蠢欲動的蔡安國“深圳已經是特區了，今後一定會比香港還好”，果然，一切都開始飛速輪轉，這一家人的命運也有了變化。
蔡安國和妻子陳文娟的人生核心，也轉移到賺錢上來，他們先是把照相館改為婚紗影樓，後來，發現拍人體寫真更賺錢，又投身寫真界，陳文娟則投身股市，收集身份證排隊搶購認購證，購買原始股，甚至糾集了左領右舍的積蓄，成了有影響力的大戶。
然後，他們不可避免地，要和深圳這艘大船深度繫結，同起伏共命運，他們經歷了經歷了1996年的大跌，2007年的次貸危機，陳文娟轉型做基金，做投資人，最後成為兒子的高科技公司的股東。
▲1992年，百萬人搶購股票認購證。
他們也必然經歷了社會氣氛的變化，寫真攝影不那麼吃香了，人到中年，激素分泌水平也下降了，蔡安國也轉型紀實攝影。許許多多深圳人，恐怕都是這麼一路走來的，不停尋找方向，接受摧毀，也接受新生，那些高樓大廈背後，都是這種螞蟻搬家式的財富積累。
和他們的命運相關的，對他們的人生有著最重要影響的，還是大勢。深圳是中國四十年大勢的試水船，他們的一生，他們的財富，他們的情愛，都緊緊跟隨大勢。潮起，他們會有立在潮頭的瞬間，潮落，他們也要捱過低谷裡的時光。這四十年，屬於深圳的這條K線，是整體上揚的，他們都是潮頭的人，充分地付出了，也充分地享受到了時代紅利。
▲蔡安國和妻子陳文娟，陳文娟被設定為湖南人，這個設定很有意思，廣東尤其是深圳，有大量外來人口來自湖南。
他們同樣經歷了這些潮起潮落，他們是身後無數來自四面八方，最終在深圳紮根的深圳人的縮影。
三代攝影師這個設定，讓他們經歷這一切，並且記錄這一切這件事顯得非常自然。蔡祥仁拍下幾代人的臉，蔡安國拍下了深圳從一個小城變成大城的全過程，他的作品，那些真實的照片，拓寬了整個故事的時間和空間。
而蔡正雄則是通向未來的攝影師，他開發的照相手機，會讓更多人成為記錄者。但在故事最後，作為攝影師代表的蔡祥仁，卻把記錄者身份拱手相讓：“這輩子，我只拍好了這張照片，你們紀錄了這座偉大的城市，在你們面前，我只是個照相師。”
創造者，才是真正的記錄者。
講述大城的故事，要有空間感，《照相師》用四十年的城市景觀變化、人物命運起伏，營造了空間感；講述四十年變遷的故事，要有時間感，《照相師》帶出了這種時間感。
不過，最難營造的，其實是建立在時間感和空間感基礎上的節奏感，《照相師》用字幕、用真實事件，用人物在事件中的穿梭，製造出了這種節奏感。
有些場面，非常難得一見，例如逃港泅渡，還有解放軍進入深圳。有些場景轉換非常有意思，蔡安國在家裡聽著《萬里長城永不倒》，外面卻傳來進城的解放軍合唱《我們的隊伍像太陽》的歌聲。
有些臺詞大有深意，例如蔡祥仁說：“一張營業執照，兩種經營方式是沒問題的，自家的房子做自己的生意。”有些細節也很有特性，例如蔡國安因為專注於攝影，在馬拉松比賽的一次小事故中仍然不忘拍照，差點成了網路“紅人”。
缺陷也有，例如，為了讓劇中人趕赴下一個時代，節奏過於匆促。陳文娟籌集了左鄰右舍的錢去炒股，不幸失敗，左鄰右舍乃至家人，險些失和，這是可以大做文章的地方，但蔡祥仁出馬解決了問題，讓這個縫隙匆匆閉合。
▲1982年，解放軍的工程基建兵進入深圳，援助深圳建設。
作為深圳人的代表人物，這些人物的故事，過於典型，過於正派——很可能是有人物原型的原因，陳文娟因為炒股離家十年，卻沒有出軌，或者衍生出另外的感情（故事裡暗示了她和趙為民走得很近，但沒有進一步挖掘），趙為民的工廠遇到了危機，借錢也要給工人發工資，太正派了，太凜然了，多少有點不可思議。
而且，演員都是中年人，卻要在將近三分之一的劇情裡扮演青年人，有點力不從心。
所以，我更期待這個故事能夠拍成電視劇，《大江大河》《外灘鐘聲》一樣的電視劇。這四十年，華人最不缺的，就是這樣的故事，慢慢講這些故事吧，我們有的是時間去聽。
1978年12月，廣東寶安遇到颱風；
1978年，寶安的村民泅渡逃港；
1980年8月26日，全華人大批准在深圳設立經濟特區；
1982年，2萬基建工程兵進入深圳，援助深圳建設；
1992年8月10，深圳發行新股，來自全國各地的100萬人搶購；
1996年12月，滬深兩市股市大跌；
1997年7月1日，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2007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引起全球經濟動盪；
2017年，深圳舉辦第十九屆中國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
……
從1978到2018，有這麼多大事在深圳發生，僅僅簡單羅列一遍，就已經讓人產生浩渺之感，經歷過這四十年的人，恐怕會在每一行字前面都注目沉思良久，如果把深圳的這四十年放進一部電影裡，那更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
正在上映的張唯導演的電影《照相師》，試圖完成的，就是這樣一件不可能的任務。
當然，最好的做法，是找一個小的切口，進入歷史，進入這浩蕩的四十年。這樣的小切口，其實並不好找，切口太小，故事裡的人自顧自生活，似乎有與世隔絕的嫌疑，切口太大，故事裡的人積極參與每件大事，又有符號化的嫌疑。《照相師》卻找到了一個巧妙的小切口：一個三代做攝影師的蔡姓人家。
▲第一代攝影師（電影採用了“照相師”這個更有時代特色的稱呼，並且用做片名）蔡祥仁。
這三代攝影師，跟隨時代對自己的位置做了微調，老父親蔡祥仁開照相館，拍證件照，第二代人蔡安國做過婚紗攝影、人體寫真，最後在紀實攝影裡找到歸宿，生於九零年代的第三代人蔡正雄則開發了一款照相手機。
他們因此有了兩重身份，兩重任務。身為深圳人，他們必然主動或者被動地參與深圳這四十年的大事小情，是身在其中的人；身為攝影師，他們必然要以自己的方式記錄深圳這座驚奇之城的各種變化，他們又是旁觀者和記錄者。這兩重身份合在一起，深圳四十年的往事，很自然地在他們的生活和職業生涯裡展現了出來。
▲第二代攝影師蔡安國，他的髮型和著裝都很“八十年代”。
一旦承載著這樣的任務，就難免符號化，但《照相師》裡的人，以自己獨特的故事和獨特個性，避免了被符號化的命運。
故事開始於1978年的一次泅渡逃港中，蔡安國的母親乘船逃港後，不知去向，蔡安國幾度泅渡逃港，為了尋找母親，也為了對岸的生活，所謂泅渡，就是要在茫茫黑夜裡，憑藉肉身和一點簡單的器具幫助，游到對岸的香港去。
他失敗了，被捆綁起來，要接受懲罰，關鍵時刻，有開明的領導聞訊趕來，救下他們，因為他們深知“兩邊的差距太大了”。這是一句很有人性的話，簡單，卻有著對人的深深體諒，也說明了當時所有人的處境。
以至於，我不能不懷疑，這句話來自現實，曾經真實發生在某個特別的瞬間，由某個特別的人物說出來。
▲第三代人蔡正雄，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照相師”了。
差距如何縮小，如何才能不用逃港，而過上對岸的日子？1980年，深圳被設為特區，老人安慰依舊蠢蠢欲動的蔡安國“深圳已經是特區了，今後一定會比香港還好”，果然，一切都開始飛速輪轉，這一家人的命運也有了變化。
蔡安國和妻子陳文娟的人生核心，也轉移到賺錢上來，他們先是把照相館改為婚紗影樓，後來，發現拍人體寫真更賺錢，又投身寫真界，陳文娟則投身股市，收集身份證排隊搶購認購證，購買原始股，甚至糾集了左領右舍的積蓄，成了有影響力的大戶。
然後，他們不可避免地，要和深圳這艘大船深度繫結，同起伏共命運，他們經歷了經歷了1996年的大跌，2007年的次貸危機，陳文娟轉型做基金，做投資人，最後成為兒子的高科技公司的股東。
▲1992年，百萬人搶購股票認購證。
他們也必然經歷了社會氣氛的變化，寫真攝影不那麼吃香了，人到中年，激素分泌水平也下降了，蔡安國也轉型紀實攝影。許許多多深圳人，恐怕都是這麼一路走來的，不停尋找方向，接受摧毀，也接受新生，那些高樓大廈背後，都是這種螞蟻搬家式的財富積累。
和他們的命運相關的，對他們的人生有著最重要影響的，還是大勢。深圳是中國四十年大勢的試水船，他們的一生，他們的財富，他們的情愛，都緊緊跟隨大勢。潮起，他們會有立在潮頭的瞬間，潮落，他們也要捱過低谷裡的時光。這四十年，屬於深圳的這條K線，是整體上揚的，他們都是潮頭的人，充分地付出了，也充分地享受到了時代紅利。
▲蔡安國和妻子陳文娟，陳文娟被設定為湖南人，這個設定很有意思，廣東尤其是深圳，有大量外來人口來自湖南。
他們同樣經歷了這些潮起潮落，他們是身後無數來自四面八方，最終在深圳紮根的深圳人的縮影。
三代攝影師這個設定，讓他們經歷這一切，並且記錄這一切這件事顯得非常自然。蔡祥仁拍下幾代人的臉，蔡安國拍下了深圳從一個小城變成大城的全過程，他的作品，那些真實的照片，拓寬了整個故事的時間和空間。
而蔡正雄則是通向未來的攝影師，他開發的照相手機，會讓更多人成為記錄者。但在故事最後，作為攝影師代表的蔡祥仁，卻把記錄者身份拱手相讓：“這輩子，我只拍好了這張照片，你們紀錄了這座偉大的城市，在你們面前，我只是個照相師。”
創造者，才是真正的記錄者。
講述大城的故事，要有空間感，《照相師》用四十年的城市景觀變化、人物命運起伏，營造了空間感；講述四十年變遷的故事，要有時間感，《照相師》帶出了這種時間感。
不過，最難營造的，其實是建立在時間感和空間感基礎上的節奏感，《照相師》用字幕、用真實事件，用人物在事件中的穿梭，製造出了這種節奏感。
有些場面，非常難得一見，例如逃港泅渡，還有解放軍進入深圳。有些場景轉換非常有意思，蔡安國在家裡聽著《萬里長城永不倒》，外面卻傳來進城的解放軍合唱《我們的隊伍像太陽》的歌聲。
有些臺詞大有深意，例如蔡祥仁說：“一張營業執照，兩種經營方式是沒問題的，自家的房子做自己的生意。”有些細節也很有特性，例如蔡國安因為專注於攝影，在馬拉松比賽的一次小事故中仍然不忘拍照，差點成了網路“紅人”。
缺陷也有，例如，為了讓劇中人趕赴下一個時代，節奏過於匆促。陳文娟籌集了左鄰右舍的錢去炒股，不幸失敗，左鄰右舍乃至家人，險些失和，這是可以大做文章的地方，但蔡祥仁出馬解決了問題，讓這個縫隙匆匆閉合。
▲1982年，解放軍的工程基建兵進入深圳，援助深圳建設。
作為深圳人的代表人物，這些人物的故事，過於典型，過於正派——很可能是有人物原型的原因，陳文娟因為炒股離家十年，卻沒有出軌，或者衍生出另外的感情（故事裡暗示了她和趙為民走得很近，但沒有進一步挖掘），趙為民的工廠遇到了危機，借錢也要給工人發工資，太正派了，太凜然了，多少有點不可思議。
而且，演員都是中年人，卻要在將近三分之一的劇情裡扮演青年人，有點力不從心。
所以，我更期待這個故事能夠拍成電視劇，《大江大河》《外灘鐘聲》一樣的電視劇。這四十年，華人最不缺的，就是這樣的故事，慢慢講這些故事吧，我們有的是時間去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