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仁，培養了華人相互仁愛，與人為善的品格；

儒家思想的義，培養了華人義字當頭，義在利先的觀念；

儒家思想的禮，培養了華人彬彬有禮的行為意識，成就了中國禮儀之邦的美名；

儒家思想的智，培養了華人崇尚智慧，注重經驗的傳統；

儒家思想的信，培養了華人無信不立，童叟無欺的風俗。

儒家思想的忠，培養華人忠於國家、精忠報國的信念；

儒家思想的孝，培養了華人孝敬父母、親愛家人的家風；

儒家思想的溫良恭儉讓，培養了華人溫和、善良、恭敬、勤儉、不爭的民族性格；

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讓華人不極端，不偏激，追求做人做事不過分，適可而止；

儒家思想的忠恕之道，讓華人凡事要站在對方角度考慮問題，而不應該唯我獨尊；

儒家思想的和而不同，讓華人能夠包容任何不同的思想、觀點、文化、民族、宗教、風俗，推崇教化的作用，而不是透過武力來強迫。

儒家思想，由孔子創立，脫胎自周朝禮樂傳統，以仁、義、禮、智、信、忠、恕、孝、悌、誠等為價值理念，著重君子的品德修養，強調仁與禮相輔相成，重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種人倫關係，提倡教化和仁政，抨擊暴政，力圖重建禮樂秩序，富於入世理想與人道主義精神。

儒家思想在中國存在了幾千年，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孔子、孟子，到程顥、程頤、朱熹，再到陸九淵、王陽明，一直到五四運動前後出現的現當代新儒學思潮，處處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生生不息的巨大影響力。今天，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儒學就是國學（傳統文化）的代名詞，儒學就是國學的核心與主體。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這一價值取向，鮮明的塑造了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社會文化心理人格，因此，儒家思想是連同我們當代人在內的主流思想。

01 仁者愛人

有個學生問什麼是仁，孔子說：“愛人”(《論話·顏淵》)。父行父道愛其子，子行子道愛其父。真正愛人的人，是能夠履行社會義務的人。所以在《論語》中可以看出，有時候孔子用“仁”字不光是指某一種特殊德性，而且是指一切德性的總和。所以“仁人”一詞與全德之人同義。這種仁愛，也就是明代大儒王陽明所說的“萬物一體之仁”，王陽明在《傳習錄》中這樣說道：“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也就是說，聖人之心，視天地萬物為一體，在聖人眼中，芸芸眾生沒有什麼內外之分、遠近之別，眾人都是他的兄弟、子女那樣的至親，希望他們全都平安無事、頤養天年，並且能夠加以教化、養育，以順遂聖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仁德、宏願。這裡，王陽明所闡發的，正是具有博大仁愛道德理想的“聖人”，當然也是泛愛黎民蒼生的“仁者”。

02 仁者孝悌

《論語》雲：“孝弟（弟通“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這裡，子女對於父母的愛，稱為“孝”；兄弟之間，哥哥對弟弟要關愛，弟弟對哥哥要尊重，這叫“兄友弟恭”。孔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儒家的仁愛精神，就是從對父母的孝開始，延伸到對兄弟的悌，對朋友的信，以至於對天下眾人廣泛的愛，所以說，孝悌，是“仁”德的根本所在，如果連基本的孝悌都做不到，又何以稱得上“仁”呢？

03 仁者忠恕

《論語》記載：“仲弓問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子又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由此看來，如何實行仁，在於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換句話說，“己之所欲，亦施於人”，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稱之為“忠”，即“盡己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稱之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推己及人的這兩個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實行仁的方法）。所以說，忠恕之道同時就是仁道，行忠恕就是行仁道。

04 仁者取“義”

義是事之“宜”，即“應該”，它是絕對的命令。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有一定的應該做的事，必須為做而做，因為做這些事在道德上是對的。如果做這些事只出於非道德的考慮，即使做了應該做的事，這種行為也不是義的行為。如《孟子》所云：“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這種捨生取義、殺身成仁的價值取向，正是古往今來無數“仁人志士”崇高道德精神品格的集中體現。

甭再扯有什麼影響了。自從人類進入近代工業文明的歷史時期，以儒治國就是死路一條。儒學中沒有滋生近代工業文明的一寸土壤，也沒有自由、民主、科學的生存空間。

在那個不長的時代，儒學曾經被連根拔起，掃地出門，取而代之的是現代政黨的意識形態體系，華人的精神面貌為之煥然一新。

近幾十年，儒學沉渣泛起、死灰復燃，在一片道德與情懷的鼓譟聲中，世風日下、道德淪喪……

以中為師一千多年的日本，在鴉片戰爭爆發後，毅然摒棄以儒學為根基的中華農耕文明，張開雙臂擁抱西方近代工業文明——這就是為什麼“脫亞入歐”的明治維新大功告成，而同時期的“師夷制夷”、“中體西用”的洋務運動前功盡棄的根本原因。

西方的科學不可能用來維護儒家文明，相反，必將削弱這一文明。——著名歷史學家斯塔夫裡阿諾斯的觀點正確而深刻。

殷鑑不遠，好自為之。

儒家思想對中國的文化影響最深

真正將儒家思想推行的時代是漢武帝時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之前的先秦時代雖然有孔在不斷的遊說恢復禮治，但沒有成功，因為單純的禮治已經不符合當時社會的發展了。孔子宣揚的個人修養而言，調強“仁”，孟子強調義。所以先秦時代的儒家思想只能在民間產生一定影響力。需家思想對個人的修為。總體的範疇包括：仁、義、禮、智、信

形成了“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義，可以產生利，但是要以義為前提，只要符合義的要求，就可以追求利，甚至可以將這條原則上升為治國理政的根本要義。

漢武帝時為什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什麼就適合做統治思想？因為儒家是維護君主制度的。這倒是跟法家一樣。但法家的維護不講道理，其手段則無非絕對權威、陰謀詭計和嚴刑峻法（法家稱之為勢、術、法）。所以，法家之道為霸道，法家之政為苛政，法家之製為專制，法家之治為刑治。結果怎麼樣呢？秦帝國二世而亡。儒家則不同，道為王道，政為仁政，製為禮制，治為德治。

也就是說，儒家維護君主制度是講道理的，也有人情味。這樣的統治，人民能夠接受。人民能接受，政權就穩固。君主和人民都滿意，就雙贏。何況儒家學說有著深厚的根基，這就是小農經濟、宗法社會和禮樂傳統。從這個角度看，儒學成為國家意識形態幾乎是不可避免和無法替代的。所以，法家規範的是人民的行為，儒家則是從思想上建立規則。常講的：“誅心”。

所以，千百年來，華人民一直是在儒家思想薰陶下生活。包括後續的科舉考試也必須是四書五經裡的內容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