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武宗與唐宣宗之間的權力鬥爭

　　筆者認為唐武宗滅佛的根本原因是唐武宗與唐宣宗之間的權力鬥爭。其深層次背景是唐武宗與唐宣宗存在著矛盾，宣宗從宮中逃出之後，被佛門收留。武宗之所以毀滅佛教，一方面是為了追殺宣宗，另一方面是對保護宣宗的佛門洩恨。唐宣宗在朝野內外頗有聲譽，武宗一直將其視為勁敵，對其百般迫害。宣宗被迫逃出宮中，隱身於佛門之中。武宗屢次下令對寺院僧尼多加盤查，對僧尼進行了殘酷的迫害。因此，宣宗在即位之後，立即大興佛教，以報答佛教對自己的大恩。

　　這種說法提出後，遭到了一些人的反駁。他們認為宣宗出家為僧的之事，其實根本是無稽之談。武宗並不是在會昌元年突然間轉變對佛教的態度。會昌二年、會昌三年對僧尼的勘問並不是對宣宗的搜捕。因為宣宗當時32歲，武宗如果想抓住他只要對30多歲的僧人查問即可，沒有必要興師動眾。

　　二、佛道矛盾是滅佛的直接原因

　　一些學者進一步指出，武宗滅佛是佛道相爭的結果。唐高祖李淵將道教始祖老子李耳尊為祖先，將道教立為國教，尊老子為太上老君和“太上玄元皇帝”。

這樣一來，道教在唐代便有了極其崇高的地位，但佛道之爭一直沒有間斷。武宗在藩邸之時就崇尚道教，迷通道教長生之術，與許多道士走得很近，曾在開成五年(公元840年)秋召趙歸真等81人入宮，大建宮觀，修“金篆道場”，並親臨三殿，受法篆。武宗登基後，信任道士趙歸真，為求長生不老而修習。趙歸真宣稱佛道不能兩立，佛教的存在影響道家的修煉結果。武宗信以為真，認為僧人的存在是自己修煉成仙的障礙。當時的道士還到處散佈讖語：“李氏十八子，昌運方盡，便有黑衣天子理國.”道士們對武宗解釋說這條讖語暗示佛門中人將登上天子的寶座，這裡的“十八子”與“李”相合，而黑衣人則是當時僧尼的標誌，將矛頭指向佛教。

　　更有道士趙歸真利用武宗對自己的信任，於宮中“每對，必排毀釋氏”，認為佛教“非中國之教，蠧耗生靈”。據《舊唐書·武宗本紀》載，趙歸真還向武宗推薦了道士鄧元起、劉玄靖等人，這些人都煽動武宗滅佛。在積毀銷骨之下，武宗下定了滅佛的決心，滅佛的措施也越來越嚴酷。

作為中國歷史上三武滅佛運動之一的唐武宗會昌滅佛，其打擊佛教的動機有很多都是和之前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滅佛是相似的，簡單總結起來就是維護封建君主專制統治的基礎，包括物質經濟的，和精神層面的。

在此期間武宗下令，除了長安和洛陽可以保留兩個寺廟外，上等州治僅可保留一座寺廟，每座寺廟僅可保留30名僧人。

第一點就是經濟方面的。安史之亂後，由於藩鎮的獨立，中央政權的財政收支越來越收縮，並且為了維持一支中央軍和分裂地方藩鎮內部的勢力，龐大的軍事和經濟開銷是讓唐政府越來越窘迫，但與國家的財政相反的是，佛教寺院集團卻日益富足了起來。這和拜占庭帝國眼紅教會資產從而發起“毀壞聖像運動”是相似的。

佛教本身的律法禁止僧人參與經濟活動，但在中國，僧人們以佛教寺廟作為一個整體而不是作為個人，從而能在經濟活動中受益為由積極參與土地資產的積累。在這種情況下，不僅僅光彩奪目的佛教聖像和祭祀用品給缺乏貨幣的國家帶來了重金屬的損耗，同時擁有大量免稅土地的寺院在農林產品上的投資和優勢也打擊了作為個體佃農的積極性，同時皈依佛門後僧尼也不用交兩稅法中的個人稅，上述種種，無疑會讓唐朝後期窮得叮噹響的中央政府惱火又眼饞。

另外一點就是政治因素了。作為滅佛運動支柱的唐武宗本身是一位狂熱的道教徒，但其並未打算在朝臣中促成一個反佛的道教集團。而像韓愈那樣的極端反佛分子也只是少數，包括宰相李德裕在內的大量高階官員能客觀地認識到佛教在哲學思想上和禮儀上有利於維護統治的益處。不過有一點很肯定的就是，李德裕支援滅佛的政治動機十分明確，既要充實國家財政，也可趁機削弱作為虔誠佛教徒的宦官仇士良的權力。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武宗滅佛是以重新建立對宗教控制為目的的強硬手段，只是其過程帶有血腥而冷酷的殘殺從而尤其受到後世佛教群眾的貶低。

唐武宗在會昌五年（845）發動的打擊佛教的事件，佛教史上稱為“會昌法難”，是中國歷史上幾次打擊佛教行動中規模最大的一次，影響非常深遠。關於此次事件的起因，前邊的答主也已經總結，我來補充一些史料上的說法。

首先，是佛、道二教鬥爭所致。

《舊唐書.武宗本紀》載：

“時帝志學神仙，師歸真。歸真乘寵，每對，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宜除去，帝頗信之。”

王讜《唐語林》卷1《政事》亦載：

“武宗好神仙。道士趙歸真者，出入禁中，自言數百歲，上頗敬之。與道士劉玄靖力排釋氏，上惑其說，遂有廢寺之詔。”

可見道士們在發動打擊佛教的行動中的確起到了比較重要的作用。

其次，出於經濟方面的原因。

佛教自傳人中國以來，至唐代達到了發展的鼎盛時期，佛寺遍於天下，僧尼人數眾多，消耗了大量的社會財富，嚴重製約了社會經濟的發展，這就是在唐代之前多次發生滅佛事件的重要原因。唐武宗會昌年間發生的打擊佛教事件的原因之一也是如此。

據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記》載：

“文宗皇帝嘗語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為五人所食，其間吾民尤困於佛。’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宗皇帝始即位，獨奮怒曰：‘窮吾天下，佛也。’”

武宗頒佈的《拆寺制》也說：

“洎於九有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且一夫不田，有罹其餒者；一婦不織，有罹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云云（《唐大詔令集》卷113）。

可見促使武宗下決心打擊佛教的發展，經濟問題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上圖唐端陵，唐武宗葬於此

再次，打擊與搜尋流亡的唐宣宗。

有學者據日本僧人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4的這一段記述進行推論，提出了這一觀點。原文如下：

“道士奏雲：‘孔子說雲：李氏十八子昌運方盡，便有黑衣天子理國。’臣等竊惟黑衣者，是僧人也。”“皇帝受其言，因此憎嫌僧尼，意雲李氏十八子，為今上當第十八代，恐李家運盡，便有黑衣奪位歟！”

“十八子”不僅與唐朝國姓“李”字相合，而且與唐武宗正好是唐朝第十八代君主相吻合，這條讖語等於明白地宣佈唐武宗運祚將要終結，黑衣僧人將會取代其地位，而這位僧人則是指後來的唐宣宗。據《中朝故事》、《宋高僧傳.齊安傳》、《北夢瑣言》等書記載，宣宗即位前，武宗不能善待，曾經當過僧人，或與僧人遊處，因此讖語中才有黑衣僧人奪位的說法。從而下結論說：武宗與佛教的矛盾，實質上主要是與宣宗的矛盾。武宗毀滅佛教的原因，根本就在於宣宗從宮中逃出之後隱身於佛門。滅佛，就是為了查殺宣宗，毀滅他的棲身之所。這種說法雖有一定的道理，但推測的成分較多。

古代開國君王穩定江山後，會鼓勵天下奉行儒家佛教做人從善，但是物極必反，唐朝很多人出家的初心不是潛心修佛，而是規避朝廷稅收，又能衣食無憂，導致叛亂時期無人應徵兵將，皇帝這才下令拆除寺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