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堯（1679-1726），字亮功，號雙峰，中國清朝軍事人物。漢軍鑲黃旗人，同進士出身清代康熙、雍正年間人，進士出身，官至四川總督、川陝總督、撫遠大將軍，還被加封太保、一等公，高官顯爵集於一身。他運籌帷幄，馳騁疆場，曾配合各軍平定西藏亂事，率清軍平息青海羅卜藏丹津，立下赫赫戰功。雍正二年（1724）人京時，得到雍正帝特殊寵遇，真可謂位極人臣。但翌年（1725年）十二月，風雲驟變，他被雍正帝削官奪爵，列大罪九十二條，於雍正四年（1726年）賜自盡。 失寵獲罪的原因擅作威福 年羹堯自恃功高，驕橫跋扈之風日甚一日。他在官場往來中趾高氣揚、氣勢凌人：贈送給屬下官員物件，“令北向叩頭謝恩”；發給總督、將軍的文書，本屬平行公文，卻擅稱“令諭”，把同官視為下屬；甚至蒙古扎薩克郡王額附阿寶見他，也要行跪拜禮。 對於朝廷派來的御前侍衛，理應優待，但年把他們留在身邊當作“前後導引，執鞭墜鐙”的奴僕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諭到達地方，地方大員必須迎詔，行三跪九叩大禮，跪請聖安，但雍正的恩詔兩次到西寧，年羹堯竟“不行宣讀曉諭”。 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進呈其出資刻印的《陸宣公奏議》，雍正打算親自撰寫序言，尚未寫出，年羹堯自己竟擬出一篇，並要雍正帝認可。年羹堯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儀，“御前箕坐，無人臣禮”，雍正心中頗為不快。 結黨營私 當時在文武官員的選任上，凡是年羹堯所保舉之人，吏、兵二部一律優先錄用，號稱“年選”。他還排斥異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個以他為首，以陝甘四川官員為骨幹，包括其他地區官員在內的小集團。小說《兒女英雄傳》所寫紀縣唐實指年羹堯，說他是經略七省的大將軍，“他那裡雄兵十萬，甲士千員，猛將如雲，謀臣似雨”。這些都是藝術上的誇張，與實際情形有很大的出入，但也說明年羹堯的勢力之大。 許多混跡官場的拍馬鑽營之輩眼見年羹堯勢頭正勁、權力日益膨脹，遂競相奔走其門。而年羹堯也是個注重培植私人勢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親信，“異己者屏斥，趨赴者薦拔”。比如他彈劾直隸巡撫趙之垣“庸劣紈絝”、“斷不可令為巡撫”，而舉薦其私人李維鈞。趙之垣因此而丟官，於是轉而投靠年羹堯門下，先後送給他價值達20萬兩之巨的珠寶。年羹堯就借雍正二年進京之機，特地將趙帶到北京，“再四懇求引見”，力保其人可用。遭年參劾降職的江蘇按察使葛 繼孔也兩次送上各種珍貴古玩，年羹堯於是答應日後對他“留心照看”。此外，年羹堯還借用兵之機，虛冒軍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別當上了直隸道員和署理副將的官職。 貪斂財富 年羹堯貪贓受賄、侵蝕錢糧，累計達數百萬兩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頓吏治、懲治貪贓枉法是一項重要改革措施。在這種節骨眼上，雍正是不會輕易放過的 關於雍正為何殺年羹堯，史學界向來有爭論。有人說是因為年想造反，又有人說年羹堯當年參與了雍正與諸兄弟的皇位之爭，雍正這樣做是殺人滅口。我們不妨分析一下這些說法： 第一種觀點 認為年羹堯的死是因為他自立為皇帝。乾隆時學者在《永憲錄》中提到：年羹堯與靜一道人、佔象人鄒魯都曾商談過圖謀不軌的事。有的學者也持此說，認為“羹堯妄想做皇帝，最難令人君忍受，所以難逃一死”。而《清代軼聞》一書則記載了年羹堯失寵被奪兵權後，“當時其幕客有勸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觀天象，浩然長嘆曰：不諧矣。始改就臣節”。說明年確有稱帝之心，只因“事不諧”，方作罷“就臣節”。其實這種說法是沒有充分依據的。 在封建時代最注重名分，君臣大義是不可違背的，做臣子的就要恪守為臣之道，不要做超越本分的事情。 年羹堯的所做所為的確引起了雍正的極度不滿和某種猜疑。年羹堯本來就職高權重，又妄自尊大、違法亂紀、不守臣道，招來群臣的側目和皇帝的不滿與猜疑也是不可避免的。雍正是個自尊心很強的人，又喜歡錶現自己，年羹堯的居功擅權將使皇帝落個受人支配的惡名，這是雍正所不能容忍的，也是雍正最痛恨的。雍正並沒有懼怕年羹堯之意，他一步一步地整治年羹堯，而年也只能俯首就範，一點也沒有反抗甚至防衛的能力，只有幻想雍正能看著舊日的情分而法外施恩。所以，他是反叛不了的。雍正曾說：“朕之不防年羹堯，非不為也，實有所不必也。”至於年羹堯圖謀不軌之事，明顯是給年羅織的罪名，既不能表示年要造反，也不能說明雍正真相信他要謀反。 從年羹堯來看，他一直也是忠於雍正的，甚至到了最後關頭也一直對雍正抱有很大幻想。 在被革川陝總督赴杭州將軍任的途中，年羹堯幻想雍正會改變決定，因而逗留在江蘇儀徵，觀望不前。結果這反使雍正非常惱怒，他在年羹堯調任杭州將軍所上的謝恩折上這樣批道：“看此光景，你並不知感悔。上蒼在上，朕若負你，天誅地滅；你若負朕，不知上蒼如何發落你也！……你這光景，是顧你臣節、不管朕之君道行事，總是譏諷文章、口是心非口氣，加朕以聽讒言、怪功臣之名。朕亦只得顧朕君道，而管不得你臣節也。只得天下後世，朕先佔一個是字了。”雍正的這段硃批實際上已經十分清楚地發出了一個訊號：他決心已定，必將最終除掉年羹堯。 直至年羹堯接到自裁的諭令，他也一直遲遲不肯動手，還在幻想雍正會下旨赦免他。但雍正已經下定決心，認為使其免遭凌遲酷刑，自裁以全名節已屬格外開恩，所以他應該“雖死亦當感涕”，因此年羹堯生路已絕。一個想要謀反的大臣怎麼會對皇帝有這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呢？雍正在給年羹堯的最後諭令上說：“爾自盡後，稍有含冤之意，則佛書所謂永墮地獄者，雖萬劫不能消汝罪孽也。”在永訣之時，雍正還用佛家說教，讓年心悅誠服，死而不敢怨皇帝。 第二種觀點 還有一種認為，年羹堯參與了雍正奪位的活動，雍正帝即位後反遭猜忌以至被殺。不只是稗官野史，一些學者也持這種看法。據說，康熙帝原已指定皇十四子胤禵繼位，雍正帝矯詔奪位，年羹堯也曾參與其中。他受雍正帝指使，擁兵威懾在四川的皇十四子允，使其無法興兵爭位。雍正帝登基之初，對年羹堯大加恩賞，實際上是欲擒故縱，待時機成熟，即羅織罪名，卸磨殺驢，處死年羹堯這個知情之人。有人不同意此說，主要理由是雍正帝繼位時，年羹堯遠在西北，並未參與矯詔奪位，亦未必知曉其中內情。但客觀上講，當時年羹堯在其任內確有阻斷胤禵起兵東進的作用。 關於雍正帝篡改遺詔奪取皇位的情況，許多著述都進行了闡釋，閻崇年的《正說清朝十二帝》也有系統歸納，此不贅言。各家說法，見仁見智，莫衷一是。雍正即位一事，確實疑點很多。而他即位後，又先後處置了原來最為得力的助手年羹堯和隆科多，讓人更不禁要懷疑這是做賊心虛、殺人滅口。當然，這隻能算是合理推定，尚無鐵的資料作為支撐，所以，這種懷疑套句俗語說就是：“ 事出有因，查無實據。” 我們暫且拋開雍正決心除掉年羹堯的真正動因不說，從年羹堯自身而言，他的死確實有點咎由自取。他自恃功高，妄自尊大，擅作威福，絲毫不知謙遜自保，不守為臣之道，做出超越臣子本分的事情，已為輿論所不容；而且他植黨營私，貪贓受賄，“公行不法，全無忌憚”，為國法所不容，也為雍正所忌恨。這就犯了功臣之大忌，勢必難得善終。所以《清史稿》上說，隆、年二人憑藉權勢，無復顧忌，罔作威福，即於覆滅，古聖所誡。 值得一提的是，在年羹堯死的時候，雍正還派人給年羹堯留下一句話：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年羹堯（1679-1726），字亮功，號雙峰，中國清朝軍事人物。漢軍鑲黃旗人，同進士出身清代康熙、雍正年間人，進士出身，官至四川總督、川陝總督、撫遠大將軍，還被加封太保、一等公，高官顯爵集於一身。他運籌帷幄，馳騁疆場，曾配合各軍平定西藏亂事，率清軍平息青海羅卜藏丹津，立下赫赫戰功。雍正二年（1724）人京時，得到雍正帝特殊寵遇，真可謂位極人臣。但翌年（1725年）十二月，風雲驟變，他被雍正帝削官奪爵，列大罪九十二條，於雍正四年（1726年）賜自盡。 失寵獲罪的原因擅作威福 年羹堯自恃功高，驕橫跋扈之風日甚一日。他在官場往來中趾高氣揚、氣勢凌人：贈送給屬下官員物件，“令北向叩頭謝恩”；發給總督、將軍的文書，本屬平行公文，卻擅稱“令諭”，把同官視為下屬；甚至蒙古扎薩克郡王額附阿寶見他，也要行跪拜禮。 對於朝廷派來的御前侍衛，理應優待，但年把他們留在身邊當作“前後導引，執鞭墜鐙”的奴僕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諭到達地方，地方大員必須迎詔，行三跪九叩大禮，跪請聖安，但雍正的恩詔兩次到西寧，年羹堯竟“不行宣讀曉諭”。 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進呈其出資刻印的《陸宣公奏議》，雍正打算親自撰寫序言，尚未寫出，年羹堯自己竟擬出一篇，並要雍正帝認可。年羹堯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儀，“御前箕坐，無人臣禮”，雍正心中頗為不快。 結黨營私 當時在文武官員的選任上，凡是年羹堯所保舉之人，吏、兵二部一律優先錄用，號稱“年選”。他還排斥異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個以他為首，以陝甘四川官員為骨幹，包括其他地區官員在內的小集團。小說《兒女英雄傳》所寫紀縣唐實指年羹堯，說他是經略七省的大將軍，“他那裡雄兵十萬，甲士千員，猛將如雲，謀臣似雨”。這些都是藝術上的誇張，與實際情形有很大的出入，但也說明年羹堯的勢力之大。 許多混跡官場的拍馬鑽營之輩眼見年羹堯勢頭正勁、權力日益膨脹，遂競相奔走其門。而年羹堯也是個注重培植私人勢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親信，“異己者屏斥，趨赴者薦拔”。比如他彈劾直隸巡撫趙之垣“庸劣紈絝”、“斷不可令為巡撫”，而舉薦其私人李維鈞。趙之垣因此而丟官，於是轉而投靠年羹堯門下，先後送給他價值達20萬兩之巨的珠寶。年羹堯就借雍正二年進京之機，特地將趙帶到北京，“再四懇求引見”，力保其人可用。遭年參劾降職的江蘇按察使葛 繼孔也兩次送上各種珍貴古玩，年羹堯於是答應日後對他“留心照看”。此外，年羹堯還借用兵之機，虛冒軍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別當上了直隸道員和署理副將的官職。 貪斂財富 年羹堯貪贓受賄、侵蝕錢糧，累計達數百萬兩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頓吏治、懲治貪贓枉法是一項重要改革措施。在這種節骨眼上，雍正是不會輕易放過的 關於雍正為何殺年羹堯，史學界向來有爭論。有人說是因為年想造反，又有人說年羹堯當年參與了雍正與諸兄弟的皇位之爭，雍正這樣做是殺人滅口。我們不妨分析一下這些說法： 第一種觀點 認為年羹堯的死是因為他自立為皇帝。乾隆時學者在《永憲錄》中提到：年羹堯與靜一道人、佔象人鄒魯都曾商談過圖謀不軌的事。有的學者也持此說，認為“羹堯妄想做皇帝，最難令人君忍受，所以難逃一死”。而《清代軼聞》一書則記載了年羹堯失寵被奪兵權後，“當時其幕客有勸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觀天象，浩然長嘆曰：不諧矣。始改就臣節”。說明年確有稱帝之心，只因“事不諧”，方作罷“就臣節”。其實這種說法是沒有充分依據的。 在封建時代最注重名分，君臣大義是不可違背的，做臣子的就要恪守為臣之道，不要做超越本分的事情。 年羹堯的所做所為的確引起了雍正的極度不滿和某種猜疑。年羹堯本來就職高權重，又妄自尊大、違法亂紀、不守臣道，招來群臣的側目和皇帝的不滿與猜疑也是不可避免的。雍正是個自尊心很強的人，又喜歡錶現自己，年羹堯的居功擅權將使皇帝落個受人支配的惡名，這是雍正所不能容忍的，也是雍正最痛恨的。雍正並沒有懼怕年羹堯之意，他一步一步地整治年羹堯，而年也只能俯首就範，一點也沒有反抗甚至防衛的能力，只有幻想雍正能看著舊日的情分而法外施恩。所以，他是反叛不了的。雍正曾說：“朕之不防年羹堯，非不為也，實有所不必也。”至於年羹堯圖謀不軌之事，明顯是給年羅織的罪名，既不能表示年要造反，也不能說明雍正真相信他要謀反。 從年羹堯來看，他一直也是忠於雍正的，甚至到了最後關頭也一直對雍正抱有很大幻想。 在被革川陝總督赴杭州將軍任的途中，年羹堯幻想雍正會改變決定，因而逗留在江蘇儀徵，觀望不前。結果這反使雍正非常惱怒，他在年羹堯調任杭州將軍所上的謝恩折上這樣批道：“看此光景，你並不知感悔。上蒼在上，朕若負你，天誅地滅；你若負朕，不知上蒼如何發落你也！……你這光景，是顧你臣節、不管朕之君道行事，總是譏諷文章、口是心非口氣，加朕以聽讒言、怪功臣之名。朕亦只得顧朕君道，而管不得你臣節也。只得天下後世，朕先佔一個是字了。”雍正的這段硃批實際上已經十分清楚地發出了一個訊號：他決心已定，必將最終除掉年羹堯。 直至年羹堯接到自裁的諭令，他也一直遲遲不肯動手，還在幻想雍正會下旨赦免他。但雍正已經下定決心，認為使其免遭凌遲酷刑，自裁以全名節已屬格外開恩，所以他應該“雖死亦當感涕”，因此年羹堯生路已絕。一個想要謀反的大臣怎麼會對皇帝有這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呢？雍正在給年羹堯的最後諭令上說：“爾自盡後，稍有含冤之意，則佛書所謂永墮地獄者，雖萬劫不能消汝罪孽也。”在永訣之時，雍正還用佛家說教，讓年心悅誠服，死而不敢怨皇帝。 第二種觀點 還有一種認為，年羹堯參與了雍正奪位的活動，雍正帝即位後反遭猜忌以至被殺。不只是稗官野史，一些學者也持這種看法。據說，康熙帝原已指定皇十四子胤禵繼位，雍正帝矯詔奪位，年羹堯也曾參與其中。他受雍正帝指使，擁兵威懾在四川的皇十四子允，使其無法興兵爭位。雍正帝登基之初，對年羹堯大加恩賞，實際上是欲擒故縱，待時機成熟，即羅織罪名，卸磨殺驢，處死年羹堯這個知情之人。有人不同意此說，主要理由是雍正帝繼位時，年羹堯遠在西北，並未參與矯詔奪位，亦未必知曉其中內情。但客觀上講，當時年羹堯在其任內確有阻斷胤禵起兵東進的作用。 關於雍正帝篡改遺詔奪取皇位的情況，許多著述都進行了闡釋，閻崇年的《正說清朝十二帝》也有系統歸納，此不贅言。各家說法，見仁見智，莫衷一是。雍正即位一事，確實疑點很多。而他即位後，又先後處置了原來最為得力的助手年羹堯和隆科多，讓人更不禁要懷疑這是做賊心虛、殺人滅口。當然，這隻能算是合理推定，尚無鐵的資料作為支撐，所以，這種懷疑套句俗語說就是：“ 事出有因，查無實據。” 我們暫且拋開雍正決心除掉年羹堯的真正動因不說，從年羹堯自身而言，他的死確實有點咎由自取。他自恃功高，妄自尊大，擅作威福，絲毫不知謙遜自保，不守為臣之道，做出超越臣子本分的事情，已為輿論所不容；而且他植黨營私，貪贓受賄，“公行不法，全無忌憚”，為國法所不容，也為雍正所忌恨。這就犯了功臣之大忌，勢必難得善終。所以《清史稿》上說，隆、年二人憑藉權勢，無復顧忌，罔作威福，即於覆滅，古聖所誡。 值得一提的是，在年羹堯死的時候，雍正還派人給年羹堯留下一句話：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