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大意：在法的門前，那個人一直想進去那道門，看門人不讓他進去，他就坐在法的門前等，但這一等直到他生命的盡頭，他都一直沒有進去。守門人看出，這鄉下人快要死了，為了讓他那漸漸消失的聽覺還能聽清楚，便在他耳邊大聲吼道：“這道門沒有其他人能進得去，因為它是專為你而開的。我現在要去把它關上了。” 人的一生就是這樣，一輩子深陷在錯綜複雜的生活的迷宮中:彷徨、悲哀、矛盾、衝突和理想遠去的無盡的內心折磨。到了機遇盡失的時候才發現，原來機會一直在等著你的，是你自己喪失了選擇的勇氣和機會。 在這個世界，機遇不會垂青於等待者。有時候，我們畢生的夢想與憧憬，差的就是鼓起勇氣，大膽地向前走一步。 ===================================== 1883年是一個美妙的年份，因為這一年裡有兩位世界著名作家的誕辰，而他們都出生在布拉格。後來其中一位創造出一個代表了民族性格計程車兵，另一位則憑藉無以倫比甚至是有點瘋顛的想象力變出了一隻甲蟲。1923年前者因病去世，一年後後者也離開人間。 卡夫卡，想來知道他的人不少，在最著名的也是最早引入中國的《變形記》裡，他讓一個推銷員在一覺醒來之後變成了一隻人人討厭的甲蟲。事態荒謬地發展著，甲蟲最終死在了自家親人的冷漠與自私自利之下。荒誕、病態而又讓人無法不聯想到事實，成為了卡夫卡的小說作品中自始至終貫穿的主題，無法善終的結局隨處可見。他的短篇小說充滿了強烈的對比，《在法的門前》就是一個這樣的例子。文章是這樣開始的： “法的門前站著一個守門人。 “一個從鄉下來的人走到這個守門人跟前，請求讓他進法的門裡去。可是，守門人說，現在不能讓他進去。鄉下人想了一想，然後又問道，那麼以後可不可以讓他進去。 “‘有可能’，守門人說，‘但現在不行。’” 在這個鄉下人苦苦等待了一生，在生命將盡的時候從法的門裡透出一道光，於是： “‘所有的人都在努力到達法的跟前，’鄉下人說，‘可是，為什麼這許多年來，除了我以外沒有人要求進去呢?’ 守門人看出，這鄉下人快要死了，為了讓他那漸漸消失的聽覺還能聽清楚，便在他耳邊大聲吼道：‘這道門沒有其他人能進得去，因為它是專為你而開的。我現在要去把它關上了。’” 一個簡單至極的故事，卻悲傷地統治了卡夫卡的一生。 弗蘭茨·卡夫卡出生在一個猶太商人的家庭中，父親的不正確教育方式給他留下了一生的陰影。在父親高大強壯、強權在握的形象之下，是年幼弗蘭茨的瑟縮、迷惑、自責和恐懼。成年之後，他憑藉著寫作逃離了父親，獨自躲到黃金巷的一間低矮的小屋中，用文字抒發並抵禦著心中的孤獨。由於他的父親期待著他成為商人以繼承祖業，文學成了弗蘭茨反抗父親的一種工具。幼年時期被壓抑的感情，在他的文學中被一再地重複。甚至連《變形記》和《鄉村婚禮》中甲蟲的形象都來源與他的父親。在並未寄出的長信《致父親》中，弗蘭茨寫道：“譬如，像德國猶太人演員洛伊那樣無辜、天真率直的人都因此而大遭其殃。您不認識他，您卻用一種我已經忘卻了的可怕的方式將他比作甲蟲。” 在弗蘭茨·卡夫卡的短篇作品中，其它弱小的動物也大行其道，例如《一份致某科學院的報告》中變成了人的猴子、《女歌手約瑟芬或耗子民族》中的沒有童年的耗子們、《一隻雜交動物》中半羊半狗的生物、《地洞》中無時無刻不提心吊膽的地下動物，等等。弱小的弗蘭茨是不是將地面上自己的影子撿了起來，稍加改裝，變成了文字中的被欺凌的謹小慎微者呢？這不得而知。但他父親所帶來的持續不斷的壓力卻從來沒有減輕過。“我寫的書都與您有關，我在書裡無非是傾訴了我當著您的面無法傾訴的話。…其次是因為它佔據了我的一生，它在我的童年時代是一種朦朧的預感，後來便成了一種希望，再以後常常成了一種絕望的情緒。” 弗蘭茨的父親用一種蠻橫無理的方式教育出了一位與眾不同的作家，後者終生活在被壓抑的痛苦中。他獨特的行文方式，奇特的情節發展走向，包括整頁整頁連對話都包括在內的段落，無不反映出作者內心的無助與孤獨。 然而他又離不開父親。對父親的反抗行為帶給他深深地自責，甚至由於父親認為他不夠“卡夫卡”而感到歉疚。“您必須像對待兩個迷途的人那樣，用您的愛把您的父母扶起扶正。…您不能因為痛苦而譴責他們。”他不斷地嘗試接近父親，又被一次次的挫折弄得灰心喪氣。就像青春期的少年一樣，他連寫作這種反抗也是為了吸引父親的目光。他越是要用這種方式遠離父親，就越是在作品中投下父親的影子，從而越來越近、越來越緊地將自己與父親捆綁在一起。 對於這個永遠生活在陰影下的弗蘭茨，父親就是他的“法”，而隔在法與他之間的守門人就是他自己的性格。 僅僅是這樣嗎？ 卡夫卡的身份一直是一個難以解釋的命題。他出生在奧匈帝國統治下的布拉格。在1918年前布拉格受奧地利的統治，1918年之後則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首都。但要把生於斯、逝於斯，一生絕大多數時光都在此度過的卡夫卡劃歸捷克文學，又顯然是不合理的。不僅僅是因為卡夫卡的猶太人身份在當時的捷克屬於最底層，更因為卡夫卡的作品中使用的是德語——奧匈帝國的官方語言。現在中國翻譯出版的卡夫卡小說都將他的國籍定為奧地利，雖然維也納顯然與卡夫卡也沒有太多關係。 卡夫卡的作品中幾乎不提到布拉格，這一點與那些與他同時代的捷克語作家大相徑庭。卡夫卡幾乎不和別人交往，白天黑夜地窩在住所裡，寫作、寫作、不停地寫作；而捷克語作家們則互相交談、聚會、結社，寫作並不是生活的全部。卡夫卡的作品在他生前大多沒有發表。他的朋友違背了他的遺願，將他的作品草稿、包括書信都整理結集出版。但捷克的官方文學史始終不能給他一個與捷克語作家類似的位置。 毫無疑問，二十世紀初是捷克民族復興的時期，經過了三百年的日耳曼民族統治，沉寂的捷克語成為了作家們標誌民族獨立性的武器，在一片全民奮起、欣欣向榮的景象中，用德語寫作的卡夫卡顯然是個異類。捷克不僅僅是向外為自己民族的復興而奮鬥和慶祝，同時也在向內擠壓著德語文化的生存空間。失掉了官方語言的地位，卡夫卡的德語成為了捷克斯洛伐克中的一座孤島，而潮水還在上漲。繼父親之後，語言成為了這位作家的另一個守門人，將他擋在文學殿堂之外。 如今在布拉格，卡夫卡的故居成為了旅遊的必經景點。央視《正大綜藝》欄目在介紹捷克首都的時候，只拍攝了卡夫卡的故居和塑像，而關於那位士兵的創造者只作為了最後的一個小問題，播放了他常去的酒家。其他的作家則一律未提，沒有馬哈，甚至沒有昆德拉。正是昆德拉在小說中讓自己筆下的人物穿上了一件可笑的T恤衫，上面印著“KafkawasborninPrague”（英文：卡夫卡生於布拉格）。央視的做法無法不讓人認為：卡夫卡成了當今布拉格的代表。據說在他曾經長期從事寫作的黃金巷街頭，常常是人潮擁擠、嘈雜不堪，到處都是印著他那陰沉頭像的紀念品。在門外徘徊一生的卡夫卡，歷經數十載若干人士的呼籲，終於被大張旗鼓地請進了第一道大門。 然而無論如何，活著的卡夫卡仍然是那個羸弱的、膽小的、帶點神經質的人，他獨自沉迷於被包圍著並逐漸縮小著的德語中，藏身於狹窄靜謐的小巷裡，為了逃避而不停地寫作著。他永遠徘徊在門外，也許只有靈魂能夠越過守門人，並穿過那將要關上的大門，到達他企盼一生的法的面前。
小說大意：在法的門前，那個人一直想進去那道門，看門人不讓他進去，他就坐在法的門前等，但這一等直到他生命的盡頭，他都一直沒有進去。守門人看出，這鄉下人快要死了，為了讓他那漸漸消失的聽覺還能聽清楚，便在他耳邊大聲吼道：“這道門沒有其他人能進得去，因為它是專為你而開的。我現在要去把它關上了。” 人的一生就是這樣，一輩子深陷在錯綜複雜的生活的迷宮中:彷徨、悲哀、矛盾、衝突和理想遠去的無盡的內心折磨。到了機遇盡失的時候才發現，原來機會一直在等著你的，是你自己喪失了選擇的勇氣和機會。 在這個世界，機遇不會垂青於等待者。有時候，我們畢生的夢想與憧憬，差的就是鼓起勇氣，大膽地向前走一步。 ===================================== 1883年是一個美妙的年份，因為這一年裡有兩位世界著名作家的誕辰，而他們都出生在布拉格。後來其中一位創造出一個代表了民族性格計程車兵，另一位則憑藉無以倫比甚至是有點瘋顛的想象力變出了一隻甲蟲。1923年前者因病去世，一年後後者也離開人間。 卡夫卡，想來知道他的人不少，在最著名的也是最早引入中國的《變形記》裡，他讓一個推銷員在一覺醒來之後變成了一隻人人討厭的甲蟲。事態荒謬地發展著，甲蟲最終死在了自家親人的冷漠與自私自利之下。荒誕、病態而又讓人無法不聯想到事實，成為了卡夫卡的小說作品中自始至終貫穿的主題，無法善終的結局隨處可見。他的短篇小說充滿了強烈的對比，《在法的門前》就是一個這樣的例子。文章是這樣開始的： “法的門前站著一個守門人。 “一個從鄉下來的人走到這個守門人跟前，請求讓他進法的門裡去。可是，守門人說，現在不能讓他進去。鄉下人想了一想，然後又問道，那麼以後可不可以讓他進去。 “‘有可能’，守門人說，‘但現在不行。’” 在這個鄉下人苦苦等待了一生，在生命將盡的時候從法的門裡透出一道光，於是： “‘所有的人都在努力到達法的跟前，’鄉下人說，‘可是，為什麼這許多年來，除了我以外沒有人要求進去呢?’ 守門人看出，這鄉下人快要死了，為了讓他那漸漸消失的聽覺還能聽清楚，便在他耳邊大聲吼道：‘這道門沒有其他人能進得去，因為它是專為你而開的。我現在要去把它關上了。’” 一個簡單至極的故事，卻悲傷地統治了卡夫卡的一生。 弗蘭茨·卡夫卡出生在一個猶太商人的家庭中，父親的不正確教育方式給他留下了一生的陰影。在父親高大強壯、強權在握的形象之下，是年幼弗蘭茨的瑟縮、迷惑、自責和恐懼。成年之後，他憑藉著寫作逃離了父親，獨自躲到黃金巷的一間低矮的小屋中，用文字抒發並抵禦著心中的孤獨。由於他的父親期待著他成為商人以繼承祖業，文學成了弗蘭茨反抗父親的一種工具。幼年時期被壓抑的感情，在他的文學中被一再地重複。甚至連《變形記》和《鄉村婚禮》中甲蟲的形象都來源與他的父親。在並未寄出的長信《致父親》中，弗蘭茨寫道：“譬如，像德國猶太人演員洛伊那樣無辜、天真率直的人都因此而大遭其殃。您不認識他，您卻用一種我已經忘卻了的可怕的方式將他比作甲蟲。” 在弗蘭茨·卡夫卡的短篇作品中，其它弱小的動物也大行其道，例如《一份致某科學院的報告》中變成了人的猴子、《女歌手約瑟芬或耗子民族》中的沒有童年的耗子們、《一隻雜交動物》中半羊半狗的生物、《地洞》中無時無刻不提心吊膽的地下動物，等等。弱小的弗蘭茨是不是將地面上自己的影子撿了起來，稍加改裝，變成了文字中的被欺凌的謹小慎微者呢？這不得而知。但他父親所帶來的持續不斷的壓力卻從來沒有減輕過。“我寫的書都與您有關，我在書裡無非是傾訴了我當著您的面無法傾訴的話。…其次是因為它佔據了我的一生，它在我的童年時代是一種朦朧的預感，後來便成了一種希望，再以後常常成了一種絕望的情緒。” 弗蘭茨的父親用一種蠻橫無理的方式教育出了一位與眾不同的作家，後者終生活在被壓抑的痛苦中。他獨特的行文方式，奇特的情節發展走向，包括整頁整頁連對話都包括在內的段落，無不反映出作者內心的無助與孤獨。 然而他又離不開父親。對父親的反抗行為帶給他深深地自責，甚至由於父親認為他不夠“卡夫卡”而感到歉疚。“您必須像對待兩個迷途的人那樣，用您的愛把您的父母扶起扶正。…您不能因為痛苦而譴責他們。”他不斷地嘗試接近父親，又被一次次的挫折弄得灰心喪氣。就像青春期的少年一樣，他連寫作這種反抗也是為了吸引父親的目光。他越是要用這種方式遠離父親，就越是在作品中投下父親的影子，從而越來越近、越來越緊地將自己與父親捆綁在一起。 對於這個永遠生活在陰影下的弗蘭茨，父親就是他的“法”，而隔在法與他之間的守門人就是他自己的性格。 僅僅是這樣嗎？ 卡夫卡的身份一直是一個難以解釋的命題。他出生在奧匈帝國統治下的布拉格。在1918年前布拉格受奧地利的統治，1918年之後則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首都。但要把生於斯、逝於斯，一生絕大多數時光都在此度過的卡夫卡劃歸捷克文學，又顯然是不合理的。不僅僅是因為卡夫卡的猶太人身份在當時的捷克屬於最底層，更因為卡夫卡的作品中使用的是德語——奧匈帝國的官方語言。現在中國翻譯出版的卡夫卡小說都將他的國籍定為奧地利，雖然維也納顯然與卡夫卡也沒有太多關係。 卡夫卡的作品中幾乎不提到布拉格，這一點與那些與他同時代的捷克語作家大相徑庭。卡夫卡幾乎不和別人交往，白天黑夜地窩在住所裡，寫作、寫作、不停地寫作；而捷克語作家們則互相交談、聚會、結社，寫作並不是生活的全部。卡夫卡的作品在他生前大多沒有發表。他的朋友違背了他的遺願，將他的作品草稿、包括書信都整理結集出版。但捷克的官方文學史始終不能給他一個與捷克語作家類似的位置。 毫無疑問，二十世紀初是捷克民族復興的時期，經過了三百年的日耳曼民族統治，沉寂的捷克語成為了作家們標誌民族獨立性的武器，在一片全民奮起、欣欣向榮的景象中，用德語寫作的卡夫卡顯然是個異類。捷克不僅僅是向外為自己民族的復興而奮鬥和慶祝，同時也在向內擠壓著德語文化的生存空間。失掉了官方語言的地位，卡夫卡的德語成為了捷克斯洛伐克中的一座孤島，而潮水還在上漲。繼父親之後，語言成為了這位作家的另一個守門人，將他擋在文學殿堂之外。 如今在布拉格，卡夫卡的故居成為了旅遊的必經景點。央視《正大綜藝》欄目在介紹捷克首都的時候，只拍攝了卡夫卡的故居和塑像，而關於那位士兵的創造者只作為了最後的一個小問題，播放了他常去的酒家。其他的作家則一律未提，沒有馬哈，甚至沒有昆德拉。正是昆德拉在小說中讓自己筆下的人物穿上了一件可笑的T恤衫，上面印著“KafkawasborninPrague”（英文：卡夫卡生於布拉格）。央視的做法無法不讓人認為：卡夫卡成了當今布拉格的代表。據說在他曾經長期從事寫作的黃金巷街頭，常常是人潮擁擠、嘈雜不堪，到處都是印著他那陰沉頭像的紀念品。在門外徘徊一生的卡夫卡，歷經數十載若干人士的呼籲，終於被大張旗鼓地請進了第一道大門。 然而無論如何，活著的卡夫卡仍然是那個羸弱的、膽小的、帶點神經質的人，他獨自沉迷於被包圍著並逐漸縮小著的德語中，藏身於狹窄靜謐的小巷裡，為了逃避而不停地寫作著。他永遠徘徊在門外，也許只有靈魂能夠越過守門人，並穿過那將要關上的大門，到達他企盼一生的法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