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這世上，沒有一樣感情不是千瘡百孔的……”這句典型的張愛玲式深刻而又蒼涼的語錄，聽起來略微有些誇張，但對於有足夠閱歷的人來說，卻也是實情。張愛玲是堪破了世間人情冷暖的起伏變異的，寫感情生活，在現代中國作家裡，達到她那種深度的，沒幾個。當然，張愛玲是冷的。這冷，在她的文字裡，就是冷眼的冷，而並不是無情的心冷。因為有了這旁觀的冷眼，她才能把這感情世界看得如此通透，也正因為心不冷，才能將這種通透轉化為飽滿的文字。當然，在這裡不是要討論張愛玲小說的藝術特色，而是要把她的小說作為引子，探討一下作為現實的一種，小說的戲劇化走向是常常會影響到現實中人的判斷與抉擇的，這其中有許多話題值得探討。 現實世界有其自身的規律，小說世界也有其自身的規律，而小說的世界從某種意義說也是現實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存在了，也就意味著要與同樣存在的人與事發生某種關係，它的規律與現實世界的規律，有時候是相映成趣甚至相互碰撞的，有時則又毫無干係，各有各的歸宿，不管怎麼說，原因都不在寫它的人那裡，而是在讀它的人那裡。因為說到底，一個讀者是不會從現實中創造出小說來的，但卻完全有可能把小說中的情境套路搬到現實中。中國古時候的很多普通百姓是比較喜歡大團圓結局的。這常常被後人所不屑，視之為天真的需要產生的俗套，並不符合藝術真實的需要。事實上也是這樣，人們對喜劇的重視永遠不如對悲劇的，因為喜劇的慰藉容易被忘卻，而悲痛的記憶卻是長久的。喜劇的圓滿，從另外的角度看去無異於一種歸零方式，而悲劇的殘缺，則預示著某種情感的無法終結、永無寧日。中國是沒有西方意義上的悲劇傳統的，中國式的悲劇往往會在劇中設定造成悲劇事件的元兇，讓人可以恨之、斥之、罵之、唾棄之，結局悲則悲矣，無可更改，但觀眾仍舊可以透過對惡的憎恨而獲得另外的某種類似於自身向善式的精神滿足。 而西方自古希臘開始的悲劇傳統常常是基於命運的捉弄，面對不可逆轉的悲劇走向，人是無能為力的，除了面對、承受、理解，別無它法，畢竟恨斥或詛咒命運是毫無意義的，觀眾從中所能得到的，是對命運殘酷的預設。所以華人在認命的同時，喜歡認同輪迴轉世的說法，覺得遺憾有可能在下輩子補償，而西方人則在認命的同時更喜歡寄託於宗教意義上的最後審判來解決此世的問題，並把最後的希望留給所謂的天堂。這兩種非常世俗化的選擇，似乎都來自於一種企圖一勞永逸的頗為功利的思維，經過十九世紀中後期直到上個世紀這漫長的時段裡似乎已被那些敢於直面殘酷現實的偉大作家們消解得差不多幹乾淨淨了。但在普通讀者或者觀眾那裡，卻並不如此。在任何一個國度你都會發現這樣一個奇怪的事實：那些設計精巧的煽情老套路在老百姓那裡至今仍舊是屢試不爽。原因無它，只不過是普通人對情感宣洩與寄託的需要，要遠遠勝過對深刻的認識與理解的需要。面對情感的事件，人們更傾向於需要宣洩而不需要深刻。有需要，就會有影響。考查現實中的人們在感情上的抉擇，我們常常會發現戲劇化情結的影響，而這裡面的天真而又功利的心理與盲目精神，倒是非常耐人尋味的。 我們回到張愛玲那裡，冷眼如她，有時候也會忍不住熱心一下，比如在《十八春》裡，她給了兩位主人公團圓的結局，後來，作為作家的她自然不能滿意這樣的狀態，重寫那了那本書，變成了《半生緣》，結局也從大團圓變成了一個“我們再也回不去了”。實際上，曼禎與世鈞經歷了那麼多的磨難，還能再遇上，已屬不易了，彼此的改變之大，也出乎彼此的預料，雖然那個情結還在心裡擱著，但也沒有心思再續前緣了。所以在張愛玲最初的思考裡，似乎只有團圓才能解開這個結。這種變化並不是出於技術上的需要，也並不是她有可能意識到人會變感情自然也會變，而是揭示了這樣的一種現實：曼禎的問題在於她把過去當成了理想狀態，而回到過去當然是不可能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這一點，所以為了過去的完美感覺她寧願不要大團圓的結局，從現實的意義上講，她陷入的另外一個誤區。當然這是曼禎的性格，也是她的命運。她經歷了那麼多磨難，到了最後也還是錯位的一種思維狀態。如果再多解釋一些的話，也可以說是感情是一種能量，它終有耗盡的時候。有情人不成眷屬，不是因為別的，而是因為這感情的能量耗盡了。再歸結到一句老話上，就是時間能改變一切，沒有人是時間的對手。受了這樣的道理的啟示，是不是芸芸眾生們就會由此恍然徹悟了呢？什麼樣的感情生活才是理想的狀態？是要戲劇化的過程，還是要團圓的結果？還是貪婪地想要二者兼顧呢？ 在那篇不長的小說《傾城之戀》裡，張愛玲給了白流蘇和範柳原一個糟糕的青春時代和失敗的感情生活，卻又轉而給了他們一段有點刺激的戀愛過程和一個大團圓的結局。對於這個團圓的結局，其實張愛玲自己倒並不是真的很踏實，所以她在結尾處特意這樣寫了一筆：“到處是傳奇，可不見得有這麼圓滿的收場。”她是想輕描淡寫的一筆把這個故事說成是那些傳奇中的一個特例。後來在寫關於這篇小說的短文裡，她進一步堅定地認為自己這樣的選擇是正確的，這樣的“寫法，因為它是較近事實的。”同時又加了一道說詞：“因之柳原與流蘇的結局，雖然多少是健康的，仍舊是庸俗；就事論事，他們也只能如此。”這是很有意思的說法，健康的，竟然會與庸俗的構成了一對共存關係，似乎暗含另外的話頭：不健康的，才是脫俗的。後面的那句話也更給了她自己一個臺階：他們也只能如此。這就是性格決定命運的觀點了。而真正體現張愛玲氏對人生的洞察力的，還要屬後面的那一段文字：“極端的病態與極端覺悟的人究竟不多。時代是這麼沉重，不容易那麼容易就大徹大悟。這些年來，人類到底也這麼生活下來，可見瘋狂是瘋狂，還是有分寸。”一個“有分寸”，三個字，幾乎把人為了生活下來所採取的現實策略那一面活脫脫地剝露了出來。人就是這樣一種矛盾的感情動物，可以看得明白，卻未必做得明白。反過來說，如果都看明白也做明白了，這世間可能也就沒什麼戲劇性可言了。換個角度說，命運本身可能恰恰又是“沒分寸”的。 任何一個正當好年華的普通人，在看過那種極為煽情的愛情小說之後，幾乎都會不由自主地想有一段同樣轟轟烈烈的感情經歷發生在自己身上，哪怕只是個片斷也是好的，哪怕從此之後就是嫁一個傻瓜或娶一個呆妞也是值得的了。然而人們很快就會發現，激情這東西恰恰是最難以保鮮的，如果不能智慧地轉化為類似於親情的感情，一番熱鬧的戀愛之後，就算給了你一個大團圓的結局，最後如果你不收了心去過和風細雨、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就會有種難以平復的失落感追纏著你不放了。所以，對於現實中那些在感情上不知滿足的人們來說，常常會是與甲戲劇化一番，再與乙大團圓收場，自以為是兼得了，其實是兩不相干的。而那種健康些的，甚至庸俗些的，只能如此的專一的愛情，因為有著別樣的幸福，常常不會他人所知了。《傾城之戀》裡白流蘇是明白的，所以抓住了最後一線生機。而《半生緣》裡的曼禎卻始終都沒能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最後什麼都沒能抓在手中。那麼，張愛玲自己的現實生活呢？她也是看得明白的人，最終的結局卻只能孤身一人悲涼地終老於遙遠的美國。凡事最好要有始有終，戀愛最好要結果圓滿，話是這麼說，可是並不是誰有這樣的智慧和運氣。戀人之間，總歸是要有彼此間深刻入骨的閱讀和理解能力，然後才有可能會有那種理想的默契，僅有激情，是不可能持久的，頂多只能湊出一場半場俗套的悲歡離合式的戲劇而已。
“生在這世上，沒有一樣感情不是千瘡百孔的……”這句典型的張愛玲式深刻而又蒼涼的語錄，聽起來略微有些誇張，但對於有足夠閱歷的人來說，卻也是實情。張愛玲是堪破了世間人情冷暖的起伏變異的，寫感情生活，在現代中國作家裡，達到她那種深度的，沒幾個。當然，張愛玲是冷的。這冷，在她的文字裡，就是冷眼的冷，而並不是無情的心冷。因為有了這旁觀的冷眼，她才能把這感情世界看得如此通透，也正因為心不冷，才能將這種通透轉化為飽滿的文字。當然，在這裡不是要討論張愛玲小說的藝術特色，而是要把她的小說作為引子，探討一下作為現實的一種，小說的戲劇化走向是常常會影響到現實中人的判斷與抉擇的，這其中有許多話題值得探討。 現實世界有其自身的規律，小說世界也有其自身的規律，而小說的世界從某種意義說也是現實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存在了，也就意味著要與同樣存在的人與事發生某種關係，它的規律與現實世界的規律，有時候是相映成趣甚至相互碰撞的，有時則又毫無干係，各有各的歸宿，不管怎麼說，原因都不在寫它的人那裡，而是在讀它的人那裡。因為說到底，一個讀者是不會從現實中創造出小說來的，但卻完全有可能把小說中的情境套路搬到現實中。中國古時候的很多普通百姓是比較喜歡大團圓結局的。這常常被後人所不屑，視之為天真的需要產生的俗套，並不符合藝術真實的需要。事實上也是這樣，人們對喜劇的重視永遠不如對悲劇的，因為喜劇的慰藉容易被忘卻，而悲痛的記憶卻是長久的。喜劇的圓滿，從另外的角度看去無異於一種歸零方式，而悲劇的殘缺，則預示著某種情感的無法終結、永無寧日。中國是沒有西方意義上的悲劇傳統的，中國式的悲劇往往會在劇中設定造成悲劇事件的元兇，讓人可以恨之、斥之、罵之、唾棄之，結局悲則悲矣，無可更改，但觀眾仍舊可以透過對惡的憎恨而獲得另外的某種類似於自身向善式的精神滿足。 而西方自古希臘開始的悲劇傳統常常是基於命運的捉弄，面對不可逆轉的悲劇走向，人是無能為力的，除了面對、承受、理解，別無它法，畢竟恨斥或詛咒命運是毫無意義的，觀眾從中所能得到的，是對命運殘酷的預設。所以華人在認命的同時，喜歡認同輪迴轉世的說法，覺得遺憾有可能在下輩子補償，而西方人則在認命的同時更喜歡寄託於宗教意義上的最後審判來解決此世的問題，並把最後的希望留給所謂的天堂。這兩種非常世俗化的選擇，似乎都來自於一種企圖一勞永逸的頗為功利的思維，經過十九世紀中後期直到上個世紀這漫長的時段裡似乎已被那些敢於直面殘酷現實的偉大作家們消解得差不多幹乾淨淨了。但在普通讀者或者觀眾那裡，卻並不如此。在任何一個國度你都會發現這樣一個奇怪的事實：那些設計精巧的煽情老套路在老百姓那裡至今仍舊是屢試不爽。原因無它，只不過是普通人對情感宣洩與寄託的需要，要遠遠勝過對深刻的認識與理解的需要。面對情感的事件，人們更傾向於需要宣洩而不需要深刻。有需要，就會有影響。考查現實中的人們在感情上的抉擇，我們常常會發現戲劇化情結的影響，而這裡面的天真而又功利的心理與盲目精神，倒是非常耐人尋味的。 我們回到張愛玲那裡，冷眼如她，有時候也會忍不住熱心一下，比如在《十八春》裡，她給了兩位主人公團圓的結局，後來，作為作家的她自然不能滿意這樣的狀態，重寫那了那本書，變成了《半生緣》，結局也從大團圓變成了一個“我們再也回不去了”。實際上，曼禎與世鈞經歷了那麼多的磨難，還能再遇上，已屬不易了，彼此的改變之大，也出乎彼此的預料，雖然那個情結還在心裡擱著，但也沒有心思再續前緣了。所以在張愛玲最初的思考裡，似乎只有團圓才能解開這個結。這種變化並不是出於技術上的需要，也並不是她有可能意識到人會變感情自然也會變，而是揭示了這樣的一種現實：曼禎的問題在於她把過去當成了理想狀態，而回到過去當然是不可能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這一點，所以為了過去的完美感覺她寧願不要大團圓的結局，從現實的意義上講，她陷入的另外一個誤區。當然這是曼禎的性格，也是她的命運。她經歷了那麼多磨難，到了最後也還是錯位的一種思維狀態。如果再多解釋一些的話，也可以說是感情是一種能量，它終有耗盡的時候。有情人不成眷屬，不是因為別的，而是因為這感情的能量耗盡了。再歸結到一句老話上，就是時間能改變一切，沒有人是時間的對手。受了這樣的道理的啟示，是不是芸芸眾生們就會由此恍然徹悟了呢？什麼樣的感情生活才是理想的狀態？是要戲劇化的過程，還是要團圓的結果？還是貪婪地想要二者兼顧呢？ 在那篇不長的小說《傾城之戀》裡，張愛玲給了白流蘇和範柳原一個糟糕的青春時代和失敗的感情生活，卻又轉而給了他們一段有點刺激的戀愛過程和一個大團圓的結局。對於這個團圓的結局，其實張愛玲自己倒並不是真的很踏實，所以她在結尾處特意這樣寫了一筆：“到處是傳奇，可不見得有這麼圓滿的收場。”她是想輕描淡寫的一筆把這個故事說成是那些傳奇中的一個特例。後來在寫關於這篇小說的短文裡，她進一步堅定地認為自己這樣的選擇是正確的，這樣的“寫法，因為它是較近事實的。”同時又加了一道說詞：“因之柳原與流蘇的結局，雖然多少是健康的，仍舊是庸俗；就事論事，他們也只能如此。”這是很有意思的說法，健康的，竟然會與庸俗的構成了一對共存關係，似乎暗含另外的話頭：不健康的，才是脫俗的。後面的那句話也更給了她自己一個臺階：他們也只能如此。這就是性格決定命運的觀點了。而真正體現張愛玲氏對人生的洞察力的，還要屬後面的那一段文字：“極端的病態與極端覺悟的人究竟不多。時代是這麼沉重，不容易那麼容易就大徹大悟。這些年來，人類到底也這麼生活下來，可見瘋狂是瘋狂，還是有分寸。”一個“有分寸”，三個字，幾乎把人為了生活下來所採取的現實策略那一面活脫脫地剝露了出來。人就是這樣一種矛盾的感情動物，可以看得明白，卻未必做得明白。反過來說，如果都看明白也做明白了，這世間可能也就沒什麼戲劇性可言了。換個角度說，命運本身可能恰恰又是“沒分寸”的。 任何一個正當好年華的普通人，在看過那種極為煽情的愛情小說之後，幾乎都會不由自主地想有一段同樣轟轟烈烈的感情經歷發生在自己身上，哪怕只是個片斷也是好的，哪怕從此之後就是嫁一個傻瓜或娶一個呆妞也是值得的了。然而人們很快就會發現，激情這東西恰恰是最難以保鮮的，如果不能智慧地轉化為類似於親情的感情，一番熱鬧的戀愛之後，就算給了你一個大團圓的結局，最後如果你不收了心去過和風細雨、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就會有種難以平復的失落感追纏著你不放了。所以，對於現實中那些在感情上不知滿足的人們來說，常常會是與甲戲劇化一番，再與乙大團圓收場，自以為是兼得了，其實是兩不相干的。而那種健康些的，甚至庸俗些的，只能如此的專一的愛情，因為有著別樣的幸福，常常不會他人所知了。《傾城之戀》裡白流蘇是明白的，所以抓住了最後一線生機。而《半生緣》裡的曼禎卻始終都沒能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最後什麼都沒能抓在手中。那麼，張愛玲自己的現實生活呢？她也是看得明白的人，最終的結局卻只能孤身一人悲涼地終老於遙遠的美國。凡事最好要有始有終，戀愛最好要結果圓滿，話是這麼說，可是並不是誰有這樣的智慧和運氣。戀人之間，總歸是要有彼此間深刻入骨的閱讀和理解能力，然後才有可能會有那種理想的默契，僅有激情，是不可能持久的，頂多只能湊出一場半場俗套的悲歡離合式的戲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