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黨論》寫作上的兩個顯著特點：1、採用總分總的表達方式；第一段：直接提出觀點，認為有關朋黨的議論，是自古以來就有的，只是希望國君能辨別他們是君子還是小人罷了。第二段：先說有兩種“朋黨”，即因志同道合而結為朋黨，因利害關係相同而結為朋黨。第三段廣泛列舉史實，從各方面論證用君子之真朋則國興，用小人之偽朋則國亡。與上文開頭的“朋黨之說，自古有之”遙相呼應，對上文結尾的“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是有力的補充和論證。第四段：作者帶有總結性地論述：前世君主，能使人人不同心不結為朋黨，沒有人像商紂王那樣；能禁止善良的人結成朋黨，沒有人像漢獻帝那樣；能殺戮品行高潔、負有時望者的朋黨，沒有什麼時候像唐昭宗統治時那樣。這些國君都把他們的國家搞亂了，滅亡了。文章末尾，作者又強調了一下：“夫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鑑矣。”這是說上述的興亡治亂的史蹟，做國君的可以借鑑。很明顯地請求宋仁宗納諫，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偽朋，以使國家興盛起來。2、採用大量對比案例。文中正反引用堯、紂時對朋黨的利用，加強對比，闡明小人無朋，君子有朋，有關國家興亡。再以東漢桓、靈時的黨錮之禍、晚唐昭宣帝時朱全忠殺害名士的史實，引用反面例證，闡明迫害殘殺君子之朋導致亡國的歷史教訓。《朋黨論》宋代 歐陽修原文：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自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嗟呼！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鑑矣。譯文：臣聽說關於朋黨的言論，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們是君子還是小人就好了。大概君子與君子因志趣一致結為朋黨，而小人則因利益相同結為朋黨，這是很自然的規律。但是臣以為：小人並無朋黨，只有君子才有。這是什麼原因呢？小人所愛所貪的是薪俸錢財。當他們利益相同的時候，暫時地互相勾結成為朋黨，那是虛假的；等到他們見到利益而爭先恐後，或者利益已盡而交情淡漠之時，就會反過來互相殘害，即使是兄弟親戚，也不會互相保護。所以說小人並無朋黨，他們暫時結為朋黨，也是虛假的。君子就不是這樣：他們堅持的是道義，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節。用這些來提高自身修養，那麼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補益。用這些來為國家做事，那麼觀點相同就能共同前進。始終如一，這就是君子的朋黨啊。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黨，進用君子的真朋黨，那麼天下就可以安定了。唐堯的時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結為一個朋黨，君子八元、八愷等十六人結為一個朋黨。舜輔佐堯，斥退“四凶”的小人朋黨，而進用“元、愷”的君子朋黨，唐堯的天下因此非常太平。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時列位於朝廷。他們互相推舉，互相謙讓，一共二十二人結為一個朋黨。但是虞舜全都進用他們，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尚書》上說：“商紂有億萬臣，是億萬條心；周有三千臣，卻是一條心。”商紂王的時候，億萬人各存異心，可以說不成朋黨了，於是紂王因此而亡國。周武王的臣下，三千人結成一個大朋黨，但周朝卻因此而興盛。後漢獻帝的時候，把天下名士都關押起來，把他們視作“黨人”。等到黃巾賊來了，漢王朝大亂，然後才悔悟，解除了黨錮釋放了他們，可是已經無可挽救了。唐朝的末期，逐漸生出朋黨的議論，到了昭宗時，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殺害了，有的竟被投入黃河，說什麼“這些人自命為清流，應當把他們投到濁流中去”。唐朝也就隨之滅亡了。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結為朋黨的，誰也不及商紂王；能禁絕好人結為朋黨的，誰也不及漢獻帝；能殺害“清流”們的朋黨的，誰也不及唐昭宗之時；但是都由此而使他們的國家招來混亂以至滅亡。互相推舉謙讓而不疑忌的，誰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虞舜也毫不猜疑地進用他們。但是後世並不譏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黨所矇騙，卻讚美虞舜是聰明的聖主，原因就在於他能區別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時，全國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結成一個朋黨，自古以來作為朋黨又多又大的，誰也不及周朝；然而周朝因此而興盛，原因就在於善良之士雖多卻不感到滿足。前代治亂興亡的過程，為君主的可以做為借鑑了。《朋黨論》創作背景：慶曆三年（1043年），韓琦、范仲淹、富弼等執政，歐陽修、餘靖等也出任諫官。這時開始實行一些政治改革。從范仲淹、歐陽修等人相繼貶官開始，他們已經被保守派官僚指為朋黨。此後黨議不斷髮生，宋仁宗在1038年（寶元元年）還特意下過“戒朋黨”的詔書。到了1043年，呂夷簡雖然被免職，但他在朝廷內還有很大的勢力。為了反對改革，以夏竦為首的一夥保守派官僚就正式攻擊范仲淹、歐陽修是“黨人”。范仲淹以直言遭貶，歐陽修在朝廷上爭論力救。只有當時的諫官高若訥認為范仲淹當貶。歐陽修寫給高若訥一封信，指責高若訥不知道人間還有羞恥之心。高若訥將此信轉交當局，結果歐陽修連坐范仲淹被貶。還有一些大臣也因為力救范仲淹而被貶，當時便有一些大臣將范仲淹及歐陽修等人視為朋黨。後來仁宗時范仲淹與歐陽修再次被召回朝廷委以重任。歐陽修當時擔任諫官，為了辯論這種言論也為了為自己辯護，就在慶曆四年（1044年）上了一篇奏章，叫《朋黨論》，給夏竦等人以堅決的回擊。《朋黨論》作者簡介：歐陽修（1007－1072），北宋文學家、史學家。字歐陽修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天聖八年（1030年）進士。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歷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宋神宗朝，遷兵部尚書，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諡文忠。政治上曾支援過范仲淹等的革新主張，文學上主張明道、致用，對宋初以來靡麗、險怪的文風表示不滿，並積極培養後進，是北宋古文運動的領袖。散文說理暢達，抒情委婉，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風與其散文近似，語言流暢自然。其詞婉麗，承襲南唐餘風。
《朋黨論》寫作上的兩個顯著特點：1、採用總分總的表達方式；第一段：直接提出觀點，認為有關朋黨的議論，是自古以來就有的，只是希望國君能辨別他們是君子還是小人罷了。第二段：先說有兩種“朋黨”，即因志同道合而結為朋黨，因利害關係相同而結為朋黨。第三段廣泛列舉史實，從各方面論證用君子之真朋則國興，用小人之偽朋則國亡。與上文開頭的“朋黨之說，自古有之”遙相呼應，對上文結尾的“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是有力的補充和論證。第四段：作者帶有總結性地論述：前世君主，能使人人不同心不結為朋黨，沒有人像商紂王那樣；能禁止善良的人結成朋黨，沒有人像漢獻帝那樣；能殺戮品行高潔、負有時望者的朋黨，沒有什麼時候像唐昭宗統治時那樣。這些國君都把他們的國家搞亂了，滅亡了。文章末尾，作者又強調了一下：“夫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鑑矣。”這是說上述的興亡治亂的史蹟，做國君的可以借鑑。很明顯地請求宋仁宗納諫，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偽朋，以使國家興盛起來。2、採用大量對比案例。文中正反引用堯、紂時對朋黨的利用，加強對比，闡明小人無朋，君子有朋，有關國家興亡。再以東漢桓、靈時的黨錮之禍、晚唐昭宣帝時朱全忠殺害名士的史實，引用反面例證，闡明迫害殘殺君子之朋導致亡國的歷史教訓。《朋黨論》宋代 歐陽修原文：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自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嗟呼！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鑑矣。譯文：臣聽說關於朋黨的言論，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們是君子還是小人就好了。大概君子與君子因志趣一致結為朋黨，而小人則因利益相同結為朋黨，這是很自然的規律。但是臣以為：小人並無朋黨，只有君子才有。這是什麼原因呢？小人所愛所貪的是薪俸錢財。當他們利益相同的時候，暫時地互相勾結成為朋黨，那是虛假的；等到他們見到利益而爭先恐後，或者利益已盡而交情淡漠之時，就會反過來互相殘害，即使是兄弟親戚，也不會互相保護。所以說小人並無朋黨，他們暫時結為朋黨，也是虛假的。君子就不是這樣：他們堅持的是道義，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節。用這些來提高自身修養，那麼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補益。用這些來為國家做事，那麼觀點相同就能共同前進。始終如一，這就是君子的朋黨啊。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黨，進用君子的真朋黨，那麼天下就可以安定了。唐堯的時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結為一個朋黨，君子八元、八愷等十六人結為一個朋黨。舜輔佐堯，斥退“四凶”的小人朋黨，而進用“元、愷”的君子朋黨，唐堯的天下因此非常太平。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時列位於朝廷。他們互相推舉，互相謙讓，一共二十二人結為一個朋黨。但是虞舜全都進用他們，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尚書》上說：“商紂有億萬臣，是億萬條心；周有三千臣，卻是一條心。”商紂王的時候，億萬人各存異心，可以說不成朋黨了，於是紂王因此而亡國。周武王的臣下，三千人結成一個大朋黨，但周朝卻因此而興盛。後漢獻帝的時候，把天下名士都關押起來，把他們視作“黨人”。等到黃巾賊來了，漢王朝大亂，然後才悔悟，解除了黨錮釋放了他們，可是已經無可挽救了。唐朝的末期，逐漸生出朋黨的議論，到了昭宗時，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殺害了，有的竟被投入黃河，說什麼“這些人自命為清流，應當把他們投到濁流中去”。唐朝也就隨之滅亡了。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結為朋黨的，誰也不及商紂王；能禁絕好人結為朋黨的，誰也不及漢獻帝；能殺害“清流”們的朋黨的，誰也不及唐昭宗之時；但是都由此而使他們的國家招來混亂以至滅亡。互相推舉謙讓而不疑忌的，誰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虞舜也毫不猜疑地進用他們。但是後世並不譏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黨所矇騙，卻讚美虞舜是聰明的聖主，原因就在於他能區別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時，全國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結成一個朋黨，自古以來作為朋黨又多又大的，誰也不及周朝；然而周朝因此而興盛，原因就在於善良之士雖多卻不感到滿足。前代治亂興亡的過程，為君主的可以做為借鑑了。《朋黨論》創作背景：慶曆三年（1043年），韓琦、范仲淹、富弼等執政，歐陽修、餘靖等也出任諫官。這時開始實行一些政治改革。從范仲淹、歐陽修等人相繼貶官開始，他們已經被保守派官僚指為朋黨。此後黨議不斷髮生，宋仁宗在1038年（寶元元年）還特意下過“戒朋黨”的詔書。到了1043年，呂夷簡雖然被免職，但他在朝廷內還有很大的勢力。為了反對改革，以夏竦為首的一夥保守派官僚就正式攻擊范仲淹、歐陽修是“黨人”。范仲淹以直言遭貶，歐陽修在朝廷上爭論力救。只有當時的諫官高若訥認為范仲淹當貶。歐陽修寫給高若訥一封信，指責高若訥不知道人間還有羞恥之心。高若訥將此信轉交當局，結果歐陽修連坐范仲淹被貶。還有一些大臣也因為力救范仲淹而被貶，當時便有一些大臣將范仲淹及歐陽修等人視為朋黨。後來仁宗時范仲淹與歐陽修再次被召回朝廷委以重任。歐陽修當時擔任諫官，為了辯論這種言論也為了為自己辯護，就在慶曆四年（1044年）上了一篇奏章，叫《朋黨論》，給夏竦等人以堅決的回擊。《朋黨論》作者簡介：歐陽修（1007－1072），北宋文學家、史學家。字歐陽修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天聖八年（1030年）進士。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歷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宋神宗朝，遷兵部尚書，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諡文忠。政治上曾支援過范仲淹等的革新主張，文學上主張明道、致用，對宋初以來靡麗、險怪的文風表示不滿，並積極培養後進，是北宋古文運動的領袖。散文說理暢達，抒情委婉，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風與其散文近似，語言流暢自然。其詞婉麗，承襲南唐餘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