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元大幅度升值

1。日元升值大大提高了日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

2.日元升值有助於日本克服資源對經濟發展的制約;

3.日元升值使日本的海外純資產迅速增加;

4.日元升值有助於提高日本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

二、產生大量經濟泡沫

1。 對日本國民經濟的影響:

廣場協議後近5年時間裡，股價每年以30%、地價每年以15%的幅度增長，而同期日本名義GDP的年增幅只有5%左右。

2.對日本人民生活的影響:

雖然當時日本人均GNP超過美國，但國內高昂的房價使得擁有自己的住房變成普通日本國民遙不可及的事情。

“廣場協議”出籠於1985年9月22日，當時，美國、日本、前聯邦德國、法國、英國五個發達國家的財政部長及央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有秩序地貶值，以解決美國鉅額貿易赤字問題的協議。因該協議在廣場飯店簽署，故被稱為“廣場協議”。

簽訂“廣場協議”的經濟背景

“廣場協議”的表面經濟背景是解決美國因美元定值過高而導致的鉅額貿易逆差問題，但從日本投資者擁有龐大數量的美元資產來看，“廣場協議”是為了打擊美國的最大債權國--日本。在此我們不妨先看一下美國在1985年以前一段時間內的基本經濟情況:

1979-1980年，爆發了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機，導致美國能源價格大幅上升，消費物價指數隨之高攀，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率超過兩位數。例如，在1980年初把錢存到銀行裡去，到年末的實際收益率是-12.4%。1979年夏天，保羅·沃爾克就任美聯儲主席。為治理嚴重的通貨膨脹，他連續三次提高官方利率，實施緊縮的貨幣政策。結果是美國出現了高達兩位數的官方利率和20%的市場利率。

美元的高利率吸引了大量海外資金流入美國，進而導致美元飆升。從1979年底到1984年底，美元匯率上漲了近60%，美元對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匯率超過了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前所達到的水平。美元大幅度升值導致美國對外貿易逆差大幅增長，到1984年，美國的經常專案赤字達到創歷史紀錄的1000億美元。為改善國際收支不平衡狀況，特別是減緩日本對外收支盈餘的急劇增加，美國希望透過美元貶值來增加其產品的出口競爭力。

“廣場協議”的直接效果

“廣場協議”簽訂後，五國聯合干預外匯市場，各國政府開始拋售美元，從而形成市場投資者的拋售狂潮，導致美元持續地大幅度貶值。1985年9月，美元兌日元在1美元兌250日元上下波動，協議簽訂後，在不到3個月的時間裡，快速下跌到200日元附近，跌幅20%。據說在廣場會議上，當時的日本財長竹下登表示日本願意協助美國採取入市干預的手段壓低美元匯價，甚至說“貶值20%?OK”。

此後，以財政部長貝克為首的美國政府代表和一些專家們不斷進行口頭干預，一再表示當時的美元匯率水平偏高，仍有下跌空間。在美國政府強硬態度暗示下，美元對日元繼續大幅度下跌。世界其他主要貨幣對美元的匯率也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就年平均匯率來看，1988年與1985年相比，主要貨幣的升值幅度分別為:德國馬克70.5%，法國法郎50.8%，義大利里拉46.7%，英國英鎊37.2%，加拿大元近11%。比較來看，日元的升值幅度最大，達86.1%。為了防止美元貶值過度，1987年2月22日，在法國巴黎的盧浮宮召開了七國財長會議，決定將匯率穩定在當時的水平。但是，日元升值一直持續到了1988年末，進入1989年才開始有所回落。

美國本來期待透過日元升值來抑制日本的出口攻勢，促進日本擴大進口，糾正兩國間的收支不平衡，但是這種期待落空了。統計資料表明，日元升值並未起到糾正日本對外收支不平衡的作用，而美國的“雙赤字困局”一直到20世紀末才擺脫，這實際上與“廣場協議”的匯率調整也並無必然聯絡，而主要是美國企業在資訊科技領域領先並從競爭中得到實惠，是克林頓政府積極應對財政赤字、苦練“內功”的結果。 “廣場協議”的間接影響

有專家認為，20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進入十多年的低迷期，罪魁禍首就是“廣場協議”。從表面的時間順序來看，“廣場協議”與日本的泡沫經濟似乎確有某種聯絡。

“廣場協議”簽訂後，日本政府認為日元升值必然帶來經濟蕭條。為了應對“日元升值蕭條”，日本政府提出了向內需主導的經濟增長轉變的政策。在金融方面採取緩和政策，日本央行連續5次下調利率，利率水平由1985年的5%降至1987年3月以後的2.5%。此外還透過增加政策性貸款，擴大公共投資規模等手段擴大內需。然而，迅速增大的貨幣供應無法被產業吸收，大量資金流向了股市和房地產，鉅額虛擬資產的存在導致泡沫經濟產生。到1989年末，日經平均股價高達38915.87日元，相當於1984年的3.68倍。1990年日本六大城市中心的地價比1985年上漲了約90%。可見，“廣場協議”促成了日本宏觀經濟政策的轉變，成為改變日本經濟增長基調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一轉折點恰恰也是日本泡沫經濟的起始點。

但從國際比較來看，“廣場協議”後，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均對美元升值。而這些國家並沒有發生像日本那樣嚴重的泡沫經濟。這說明，“廣場協議”與日本的泡沫經濟並無必然聯絡。可以說，日本泡沫經濟形成的根源在其內部。這些原因包括:在追趕型經濟增長結束後，未能主動向自主開拓型經濟增長轉變，制度和體制老化;宏觀經濟政策失誤，原有結構下的經濟發展已趨飽和，但卻人為刺激景氣，造成經濟虛漲;金融體制不健全，在金融自由化風潮中，銀行監管缺位;對剩餘資本的流向缺乏引導，致使大量資金流向投機市場，等等。

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人們可能過多地關注了“廣場協議”和日元升值的消極作用，而對其積極影響估計不足。其實，“廣場協議”和日元升值對日本經濟也產生了重要的積極影響。

首先，日元升值大大提高了日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即使在歐元誕生後，日元仍是國際上最主要的四大貨幣之一，是其他國家外匯儲備中的重要幣種。

第二，日元升值有助於日本克服資源對經濟發展的制約。日本是一個自然資源貧乏的島國，其經濟發展建立在進口資源的基礎上。日元升值後，日本以較少的費用便可以進口足夠的資源，加之產業結構升級，資源已不再是日本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

第三，日元升值使日本的海外純資產迅速增加。以日元升值為契機，日本的對外投資大幅度增加，在海外購置資產，建立生產基地。日本在海外的純資產迅速增加，1986年達1804億美元，超過號稱“食利大國”的英國(1465億美元)，躍居世界第一。此後，除1990年外，日本一直保持了世界最大純債權國的地位。2002年末，日本的海外純資產餘額達1753080億日元，按當年12月的平均匯率折算，約為14338億美元，與“廣場協議”前的1984年相比，增大了18倍以上。

第四，日元升值提高了日本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日本的人均GNP於1987年超過美國。一個自然資源貧乏的島國、總面積不足中國雲南省的日本，成為世界經濟中的重要一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