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者的史書記載肯定各有偏向，每個人看他的角度各不相同，我在下面具體講一下。

第一個，對於司馬遷而言，他是當時的人，雖然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去世的，但大抵能貫穿漢武帝一生。而作為這個時期的見證者，對於漢武帝的評價就相對客觀，肯定了漢武帝的征戰，但也批評了漢武帝的很多做法。但是客觀只是相對而言，畢竟之前下令給自己腐刑的就是漢武帝，司馬遷肯定要去思考如何評價漢武帝。

第二個，班固說：“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漢書》卷六），大概意思就是，漢武帝如果再節儉一點，配上他的雄才大略，和《詩》《書》裡的聖賢相稱那是一點都不差。可以說是相當正面。

為什麼這麼正面呢？我認為，第一個，漢書雖然是班固寫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他爸爸班彪的遺稿影響。而班家是受到當時前漢成帝的厚愛的，歷史上著名的班婕妤是班超的姑奶奶。班家還收到了漢成帝所贈的一套宮廷藏書副本。所以說，班家和漢朝王室的關係肯定是很好的，對於漢武帝肯定就要有一定偏向。

第二個，班彪的一生，經歷了漢朝的滅亡和光武中興，而班超也是在光武中興的時候寫的，作為一個新時期的人，必須要肯定之前漢存在的歷史價值，為光武中興提供一個有利的輿論，班超自己本身就有這種價值導向，而漢武帝作為前漢很重要的一段時間，必須予以重要肯定，所以漢書對漢武帝的稱讚就要極為正面。

第三個，司馬光。司馬光對漢武帝的評價是：“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資治通鑑》卷二十二）大概就是，漢武帝是個奢侈享樂的人，到處打仗，百姓都受不了要起來造反，和秦始皇沒差。可以說和班超是兩個極端。

為什麼這麼極端，我認為有兩點。第一個，司馬光是一個政客，宋神宗剛繼位的時候，司馬光是一個給宋神宗講歷史的人，他想通過歷史去影響宋神宗，達到自己所想治國態度。而宋神宗和漢武帝其實很像，年少極為，都有抱負，想要對外征戰。所以司馬光想透過這段歷史去告誡宋神宗的。

第二個就是司馬光對於治國的態度，就是修養生息，注重民生。他反對打仗，他認為不管輸贏，對於人民都是不好的，打仗就需要錢，錢就要從老百姓上出，就算打贏了，北邊的人民生活遠不及南宋這邊的，還要貼錢給北方的“新南宋人”，這是不值得的。所以就要在這段歷史中新增這方面的情感進去，用以警示宋神宗，不要打仗。

而對於司馬遷記載巫蠱之禍很簡略，我認為原因有二，第一個就是這個事不能講的過細，因為此事獲罪的有很多人，司馬遷作為一個當時的人，之前已經受過腐刑了，在被此事波及就有些那什麼了。

其二是司馬遷的卒年不可考，可能在巫蠱之禍剛剛或者說在過程中去世，這個還未可知。

歷史上曾有“班馬之爭”（班固和司馬遷誰更優秀？）。

至於原因，很簡單，司馬遷“屁股坐歪了”。不避諱的說，史書就是為統治者服務的，可司馬遷因為自己的遭遇，在《史記》中屢屢“謗君”，這違反了封建社會“忠君”這一基本準則。

舉了例子，歷代的開國之君都是“偉光正”的，只有司馬遷把劉邦寫成了流氓無賴，失敗者項羽反成了大英雄，後代哪有這樣的事嗎？

對於漢武帝，這個在肉體和精神上傷害自己的兇手，司馬遷絕對是不滿的。在加上漢武帝歷年戰爭，又好大喜功，當時的百姓深受其苦，所以《史記》中對漢武帝貶大於褒，貶佔七成以上。

班固寫《漢書》，是完全站在統治者一邊，對自己所處朝代的君王中，漢武帝這個少有的有為之君，當然是要誇成花兒了。在加上班固距漢武帝時代百年之久，感受不到當時百姓的苦難，只看到武帝的功績，所以《漢書》對漢武帝以褒為主。

司馬光是宋朝人，他寫漢武帝就不必太避諱，所以《通鑑》在肯定武帝“武功”的同時，對他的暴政大加批判，將他和秦始皇相提並論，認為當時漢朝已被漢武帝“折騰”到了亡國的邊緣，只因為武帝晚年能幡然改過，在加上後事安排的好（讓霍光輔助昭帝），才免於亡國。褒貶對半吧，貶稍多一些。

題外話，如果穿越到古代，有隻想做個平頭百姓，還是避開漢武帝，明成祖這些有為之君吧，有為就要調動資源，誰的資源，當然是老百姓的。

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司馬光的《資治通鑑》，這三部都是史學著作，但是有意思的是，他們三人對漢武帝白紙黑字流傳下來的評價是完全不同的。

司馬遷對漢武帝的評價：《史記》中的“太史公曰：……”後面的文字並非對於漢武帝的評價，而是對於自己跟隨皇帝祭祀天地、神靈、名山大川以及封禪大典，陪祭鬼神等事情；

《史記》中最後總有“太史公曰”，以司馬遷自己的看法作為結尾，對漢武帝卻是個例外，司馬遷並沒有說什麼有效的個人評論。

我估計，對於正當朝的漢武帝，司馬遷還是有三分懼怕，這也是個說殺人就毫不手軟的主。司馬遷為李陵兵敗辯解，就受了腐刑，這種身心的殘缺感，對司馬遷一定是個巨大的打擊。

另外，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如果真的一一紀實漢武帝的功過是非，難保漢武帝一怒之下，此書不保。所以包括漢武帝晚年時期的“巫蠱之禍”，司馬遷既不想視而不見，又不能詳細敘述，只能聊聊帶過。

從《史記》並沒有公開發行在漢武帝時期也可以支援這一推論。一直到司馬遷外孫，平通侯楊惲上書漢宣帝，才讓《史記》這部著作得以流傳千古。

班固對漢武帝的評價：

《漢書》中的評價：

“班固贊曰：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諮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正史中該是班固對漢武帝評價最正面，生活作風文治武功，樣樣不落。我覺得這跟班固是東漢時期人也有很大的關係，東漢和西漢被斬為兩段，但也一脈相承，只是東漢再不復西漢的帝國風采。班固的心裡應該也為自己的前朝曾有這樣的帝王而嚮往吧。

司馬光對漢武帝的評價：

《資治通鑑》中的評價：

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司馬光的這段評價，應該是武帝晚年時候，漢朝用兵四十多年的後遺症顯現。但司馬光好歹筆下留情，沒有以“暴秦”比喻到底。司馬光的結論，也跟他的守舊有關。對內，他想盡各種辦法阻止王安石變法革新；對外，對西夏，則繼承了熙寧以前的妥協政策，把已收復的安疆、葭蘆、浮圖、米脂四寨割讓給西夏，以偷安一時。所以，他看不慣武帝用兵，大力鞭笞，也是很自然的。

我覺得把司馬遷，班固和司馬光的評價合併在一起，將漢武帝一生，一分為二的看。司馬遷生活在那個年代，記述的漢武帝生平是可靠的，班固評價的功績是主要的，司馬光所說的過錯是必要的。如此，就完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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