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在歷史上一直是少數民族居住地，位於甘肅西北部，在漢武帝時期首次被打通，才有了絲綢之路。

到了元末明初時，朱元璋的大將徐達領兵向北攻略，注意只是驅趕了蒙古出中原，蒙古在草原的實力依然很強大，對百廢待興的中原依然是最大威脅，所以明初不斷攻打蒙古，朱棣更是親征蒙古。可是，大明直至後期，蒙古依然是威脅，後來的南方更是有倭寇之患，大明兩線作戰，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去處置西域之事。

直到康熙時期，打敗葛爾丹後，才對河西走廊重新控制。

明朝河西走廊打通了。

只是到嘉峪關後，明朝只打到哈密衛，新疆深處腹地再打不進去了。

康熙8歲登基，內有鰲拜未死，三藩未平，臺灣未收，天地會反清復明，外有蒙古西藏新疆葛爾丹，沙俄彼得大帝尼布楚北侵，你自己說小康熙如何統一大中國？

看歷史把2000年分為第一帝國，第二帝國和第三帝國。

第一帝國指秦漢-五胡亂華（隋建立前）；

第二帝國指隋唐宋；

第三帝國指元明清。

我們是農業文明國家，經濟的發展必須要靠耕地面積的擴大，所以第一帝國時期，中華文化是很有血性的。我們不斷地發動戰爭擴大領土面積。而我們的地緣來講，北面是高原，南面是熱帶叢林和山地，西面是崑崙山脈，東面是一望無際太平洋，處於地緣孤島，導致我們不方便（是不方便，不是沒有交流）與外界交流，而河西走廊是唯一一條對外的通道。第一帝國時期，全世界的造船技術不達標，無法制造大型戰船或者商船，所以不能遠航以及抵抗季風（風阻大，動能小），只能靠陸地馬兒和駱駝。

第一帝國時期，整體國土面積在擴大，開墾出來的可耕面積在增加，整體國力處於上升期，這個時期控制河西走廊，主要的戰略意圖有2:一是對遊牧民族的主動權（更重要），而第一時期的首都基本在長安，所以必須要掌握河西走廊的戰略要地，攻守自如；二是東西方“陸上絲綢之路”經濟文化的交流。此時的遊牧民族沒有自己的文（字）法（律），體制建設，甚至連繼承製度都不成熟，加上科技生產力差（冷兵器時代的冶鐵技術），組織能力很差，都不能稱之為“國家”，所以這個時期我們有壓制性優勢，有掌握主動權的實力。

五胡亂華，遊牧民族入主中原，習漢字，學禮儀，主動被我們“同化”，吸收中原文化精華，慢慢形成自己的文法以及制度，組織力度大大增加，這個時候雙方的實力差距是在逐漸縮小的。進入第二帝國時期，隋唐時期周邊國家進化差不多，宋朝本來就弱，遊牧民族顯得肌肉更強壯。而隋唐時期，東北高句麗發展壯大起來，楊廣開通大運河，方便全國物資調配，唐利用隋的政治遺產才將高句麗幹趴！不然，這個三個文明（農耕遊牧海洋）合體戶發展壯大，將提早幾百年入主中原。此時，陸權僅僅只能維持平衡，誰也把誰滅不掉。此時掌握河西走廊，戰略意圖是隔斷吐蕃與回鶻的聯絡，加強長安的防衛。

第三帝國時期，元明清，元朝不必多解釋，亞歐大陸一多半都是人家的。

這時定都已經不在長安，而在北京，歷史淵源說了又是一大堆，按下不表。所以，戰略重要性在於北京而不在長安，在北不在西，so。。。

宋元的滅亡（濫發紙幣造成的通貨膨脹，白銀流失造成的實際性通縮）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明的解讀（以物易物），所以制度設計上是小農經濟，同時，周邊能被開發的土地（投入產出比，效益ROI）基本被開發完，沒有再擴張打仗的需求，具備“閉關鎖國”，形成閉環的內生經濟，這個時候打仗是價效比很低的事。

經歷安史之亂、藩鎮割據、五代十國多民族內戰以後，到第三帝國時期對古代的統治極限就試探充分了。這在客觀上消除了繼續向外擴張的積極性。主觀來看，宋朝的印刷術進入繁榮期，文化事業發達，知識從貴族家庭走入普通家庭，貴族退出政治舞臺，轉入文官政治。文武分家以後，武人的權力被限制，類似東漢陳湯（雖遠必誅那位）的戰爭販子（類似石原莞爾）不再有實力挑起對外戰爭。

五伐漠北不管真實意圖是什麼，咱們農業文明千年來總結的低於400毫米等降水量線本就不適合耕地，控制你成本高效益低，所以也木有主動出擊的需求。

同時，千萬不要拿現在的領土範圍來套用古代的疆域圖，古人是麼有領土範圍劃分的，更多的是勢力範圍。比如吐蕃今天在唐的領土放牧，被打回去後又來了，甚至真相是你來放牧我也不會干涉你。對基層的控制力度是很弱的。

所以對外關係變為“朝貢體系”。不徵之國真的是好心不打你？是打你對我意義不大。我把你納入到我的秩序裡面，聽我的話我就允許你象徵性的進貢（貢品對我使用價值不大），賞賜給你更多你需要的必需品。不聽話的，我也不給你打交道，要東西門都沒有，比如倭寇。

明朝時期河西走廊已經無力拿下，拿下也控制不了，投入高，效益卻極低。不管是客觀無法掌握，還是主觀主動放棄，都已經不具備，相當於放棄化外之地，此時更注重的投入產出比。這是古人智慧的經濟學，也是政治平衡術。

手機碼字，就不上圖了

這樣分三個方面來闡述這個問題了。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是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以來唯一的一個從南方統一全國的大一統王朝，明朝是一個最為典型的農耕王朝，無論是由於地處江南，還是遷都北京，整個王朝對於農業的發展是非常重視的。

農業王朝的典型特徵就是所佔國土是否適合耕種，這樣的思想對於明朝統治者來說是根深蒂固的。有了這樣潛意識的統治思想，明朝的最基本國策一是發展農業經濟，二是抵禦外族對農業王朝的侵擾。

明朝是推翻了元朝的中原統治繼承了中原王朝大統，在對於異族有種天然的抵抗意識，整個太祖和成祖時期，重要的軍事行動無不是針對蒙古遊牧民族，而且全都是進行軍事打擊，打擊的目的也不全是為了消滅對方，只是希望趕蒙元殘餘勢力至漠北，甚至西亞一帶。

明朝正針對河西走廊戰爭的主要目的依然是消滅蒙元殘餘勢力，無論是傅友德，還是李文忠出征西北，最終都是透過四川北部，甘肅東南部，進入金州（今蘭州），再往外面征討就直接是河西走廊，但是力量有限，軍事勢力無法長期維繫。

出了蘭州一帶，經過河西走廊，再過嘉峪關，已經是一片荒漠戈壁，這裡的領土對於明朝來說毫無耕種價值，而且人口稀少，民族成份複雜。大明從政治思想上不大願意再擴大領地，納無用之地入版圖。

大明的民族政策很直接，要麼附庸進貢，要麼軍事打擊，不像清朝的民族政策那麼多樣化，在軍事力量無法企及，西域土地農業化實用性不高的情況下，明朝選擇了放棄。

明王朝繼承中原王朝正統，遵循中原王朝的統治文化，對於異族邦域都不以佔領為主，遵循天下共主的君王認同原則，使用的是附庸進貢的藩屬國制度來進行小邦之間的交往。

在西域地區，明朝依然採用這樣的政策，只要承認天朝上國的身份和明朝皇帝的權威，年年進貢納貢，明朝更願意接受。

河西走廊過去重要，一方面是因為國都在長安、洛陽，需要建立戰略屏障；另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為過去是絲綢之路商路所在、利潤高。

到了明朝，國都在東部，西向的戰略屏障足夠，而且那時因為西部的絲綢之路已經衰竭了，沒有多大商業價值。通知河西的價效比太低了。沒必要佔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