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難，難於上青天”，這是出自李白的《蜀道難》，但現在實際上指的是秦巴山區，連線陝西西安和四川成都的道路，包括子午道、褒斜道、陳倉道等，全程約1000餘公里，涉及陝西和四川兩省11座城市。道路狹窄，山路崎嶇，依山而過，是一道天然的屏障。蜀道，之所以易守難攻，主要在於其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以及川蜀之地的豐富資源保障。

險峻的地理優勢，提供了天然屏障。從地理位置上看，主要位於版圖的西南部，是連線西南和西北的通道，四面環山，多以山路為主，路窄而險。古代行軍打仗，糧草補給非常重要。倘若攻打蜀地，遇到狹窄的道路，其運輸能力和速度會受到極大影響。倘若再遇見自然災害，出現山體滑坡，導致部隊無法行軍，糧草押運延誤，有可能導致整個戰局的失敗。因此，很多時候敗在了道路上，而未至城池下就撤退了。即使兵馬和補給都沒有問題，守將也可以憑藉地形優勢，派人把手住各個要道，攻城士兵在狹窄的山谷中也難以施展，只能處於被動而被射殺。

蜀中之地，物產豐富，提供了穩定的後勤保障。蜀地，自古被稱為天府之國，魚米稻香之地。所管轄地區廣闊，人口眾多，且能夠自給自足，完全可以佔據蜀地，而與其他勢力形成抗拒。在冷兵器時代，人口就意味著源源不斷的兵勇，在數量上佔據優勢；豐富的物資，可以提供軍隊所需的錢糧支撐。可謂是佔據一地，可成一國，令人不容小覷。

一、伐吳和北伐耗費巨大的人力和物資。劉備親率大軍70萬伐吳失敗，諸葛亮、姜維多次北伐攻打魏國，皆無功而返，國力消耗巨大，再雄厚的勢力，也經不住連年的征戰。因此，征戰不止，對國力損耗巨大，國力也漸漸衰敗。

二、人才的沒落。蜀國後期，諸葛亮去世後，蜀國的能臣不多，蜀中才俊也寥寥無幾，可謂後繼無人。而反觀魏國，人才輩出，僅司馬家族就是強者的存在。缺乏後繼人才，導致蜀國走向了沒落。

“蜀道難,難於上青天”是源自詩人李白的《蜀道難》一文中的句子，蜀道既位於今四川成都一帶，地勢驚險，非常地難以攀爬,走這樣的道路,像似比上天還難。總體說來一個王朝的繁榮昌盛取決於三個因素：“天時、地利、人和”。

我們縱觀蜀地的歷史，無論是劉備之蜀漢、李雄之成漢、王建之前蜀、孟知祥之後蜀，還是此後更加曇花一現之元末明玉珍之夏國、明末張獻忠之西國…任何的所謂天險易守難攻，都是片面的不可靠的。前蜀僅用了2個月就滅亡，原因在於皇帝的昏庸、朝廷的腐敗、民心的離散和大臣的離心離德。一個王朝的興盛衰亡，不是依靠簡單的地勢就可以解決的，而是要依靠“天時、地利、人和”。

古話說得好，“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所謂天時，是指作戰的天氣，地利是指作戰的地理位置，人和是指作戰的將相人才，唯有三者條件同時兼備才能決勝千里之外。

蜀道誠然難，但是孟子有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卻也不虛。

縱觀歷史，我們可以發現，一旦中華大地出現變亂，蜀地總是容易誕生割據政權。自從秦朝開始，蜀地先後有過公孫述、蜀漢、成漢、譙蜀、前蜀、後蜀、大西等數個割據政權，以及多個自立的軍閥勢力。

但是，一旦有外部勢力準備對蜀地動手，這片土地卻又總是很容易易幟的。無論是秦滅古蜀國，還是劉秀滅公孫述，亦或是鍾會平蜀、桓溫滅成漢、劉裕滅譙蜀、李存勖滅前蜀、趙匡胤滅後蜀，速度都極快。甚至就連前秦和西魏在面對連成一體的南朝（東晉和南梁）的時候，想奪蜀地也是輕而易舉。

實際上，蜀地政權被滅之所以容易，就和它容易建立起來是同一個原因——地方太偏僻了（絕無地域黑，請噴子自重！）。

在中國古代的地緣政治格局裡，爭奪的焦點永遠是華北，其次則是關中，再次是江南，蜀地則順位相對靠後，因為這裡確實不太容易進入。因此，當有想偏霸一方的勢力入主成都時，就很容易在這裡建立起一個割據政權。比如劉備，又比如李特家族。

然而，一旦有更強大的勢力將視線轉移到巴蜀一帶時，原有的政權就很難再固守的住自己這一畝三分地了。道理很簡單——本身實力就不強，還在這麼安逸的地方呆了幾十年，拿什麼去和外部強大的敵人鬥爭？

因此我們看到，白帝苦苦堅守十二年，最終不敵劉秀；劉備將劉焉父子經營二十年的益州奪下後五十年，他自己的兒子又拱手將成都還給了曹魏；而又過了不到四十年，益州再次宣佈獨立……這樣的故事，幾乎在每一個亂世都在上演著。

除此以外，蜀地這個地方實在是太好了，好到它完全可以成為大國的資源和人力的策源地。因此，為了蜀地豐富的資源，新興的大國也必須把它給奪下來。對於旨在統一天下的北方政權而言，如果不拿下蜀地，江南的平定更是無從談起。

四川雖然偏處西南一隅，但其戰略位置卻得天獨厚，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巴蜀之地易守難攻，糧草充足，因此每當統一王朝瓦解之時，這裡的起義和割據就聞風而動，紛紛豎立旗幟，宣佈獨立自治進入無政府狀態；而當天下巳定，硝煙散盡之時，這塊窩在山地裡的盆地尚未被納入統一的版圖，臂要統治者盡最後的努力來收復它。因為通往巴蜀的道路很險峻，所以一般都是到最後大局已定的時候來平定這塊地方。

從歷史的長時段視角出發看待四川的治亂與盛衰，比較全面而客觀的表述應該是：四川歷史的發展表現為“四盛三衰”，先秦、秦漢、唐宋、清代是四個高峰，魏晉之際、元明之際和民國前期是三個低谷。但高峰和低谷是相對而言的，高峰期的四川也並不總是直線上升，其中充滿了迭宕起伏，同時它的盛衰局面也必然受到全國政治經濟大局變化的影響。

四川歷史上四個高峰期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們直接取決於幾個必要條件：首先是政治相對清明，社會相對穩定，在這個基礎上經濟文化得以持續發展。其次是周邊政治環境和社會環境的相對安定。當然，全國大局的安定是最重要的。先秦、秦漢、唐宋、清代四川的發展和繁榮，都離不開這幾個條件。

與此相反的是，四川歷史上三個低谷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與周邊關係的不穩定有著密切的關係，或者是由全國戰亂的局面所直接造成。魏晉六朝之際，不少割據政權統治過四川，四川歸屬不定，政區建制變動頻繁，難以組織生產，經濟文化大幅度後退。元明之際，四川長期戰亂，文物菁華毀滅殆盡，難以復甦。民國前期，蔣系新軍閥與各省軍閥連年大戰，而四川軍閥在此背景下也割據爭雄，混戰不已，軍閥“防區制”嚴重破壞了經濟秩序，民生凋敝，社會破敗不堪。鐵的事實說明，分裂、割據、戰亂是發展進步的大敵，而統一、和平、安定是發展進步的基本條件。

考察歷史，我們不難看出，不論魏晉之際還是元明之際，四川歷史低谷的出現都不是由“蜀先亂”引起的，絕不是什麼“天下未亂蜀先亂”；而四川古代史上兩次低谷的結束也不是在全國政治平定之後，絕不是什麼“天下已治蜀後治”。民國前期四川的軍閥混戰和軍閥“防區制”局面之所以得以形成，也同上個世紀20至30年代全國政局不穩、各省各派系軍閥集團間的大戰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從歷時性和共時性相結合的長時段視角而不是僅僅從某個短時段來看待歷史上的治蜀，四川的治亂與盛衰問題應當是比較清楚的。

蜀道確實是難，但是也因為蜀道的難，限制了蜀地政權的發展，在割據的前期，敵人打不進來，自己也一般打不出去。

而蜀地富裕的往往是成都平原那一塊，和北部的廣闊平原，東部的大片的江南水鄉相比生產力還是較低的。

所以割據的越久，國力相對的來說也就越低。當國力差距到一定程度的時候，蜀道的難也就不算是什麼了。

蜀道地勢險峻易守難攻，這是事實。

中原未定，可割據蜀道，作為大後方，出荊州、漢中，緩緩圖天下。至少要先拿到關中地區，並將關中作為戰略重心，蜀地僅為後方，改用關中模式，以此圖謀中原，方可守蜀。這種戰略下，秦得天下，漢得天下，晉得天下，周/隋得天下。中原既定，想佔蜀偏安一隅，必然會被覆滅。只因：王業不偏安，欲成大事，豈能偏安一隅，欲成霸業，豈能縱使爾等割據一方！

從地形，地勢上來說，蜀國是易守難攻的。但是經過多年的發展，蜀國的國力與魏國已經有了較大的差距，人口，經濟，差距越來越大。而且蜀國的君主劉禪輕信宦官，導致蜀國內憂外患，從而造成了滅鼠容易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