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很正常，儒道釋三教也有很多互通的地方，因為他們的產生與發展再到最後實現的目的都是一樣的，那就是讓人活的和諧，也是作為人的精神層面的支柱。像蘇軾，歐陽修，王安石等等這些大文豪裡，他們的儒道釋文學造詣是相當高的，對於他們來說真的是到了信手拈來的地步。

中國的知識份子，即使最正統的儒家信徒，也很少不涉獵佛學和道家學說的。所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在人生順境時，抱負得以施展時講儒家，在逆境時，就說道家，佛家來安頓身心，即使順境時，道家，佛家也是生活的調劑養料——即使真正儒家知識分子排斥道教和佛教的學說，更別提宋以後以佛，道入儒的理學的興起。

在蘇東坡的人生經歷中，有一個細節值得深思。

就是蘇東坡不曾致仕（辭官歸隱）。

蘇東坡做官做得相當不開心，相當委屈，相當鬱悶，甚至痛苦。但是他沒有辭官。為什麼？以他的名氣，不當官反而會過得極為開心，極為滋潤，極為富足。那麼才華絕世的一個人，會想不到辭官麼？

不是不想，而是不能，甚是不敢！

從宋朝開始，我們幾乎很少看到有辭官不做的名人，這種情況在唐朝，尤其是魏晉極為流行，甚至成為時尚。

我們在宋朝的詩歌中經常可以看到隱士，奇士，這些隱士和奇士幾乎一開始就是不做官的，比如楊德逢。或者是被從官場辭退的人，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遭到彈劾而削職罷官，比如陸游。

這一切應當歸咎於王維寫的一句詩：“聖代無隱者”。

或者《尚書》中的“野無遺賢。”

反過來就意味著，只要有名人隱居，就不是盛世。只要有遺賢，就不是興盛年代。引伸成為，名人只要辭官，就意味著皇上是昏君，大臣是奸臣。

所以，東坡不能辭官，不敢辭官。

辭官的潛臺詞太多了，昏君，奸臣，對朝廷有怨氣，有憎恨，發洩不滿，博取同情，邀寵，陷皇帝等等。

而這個不能或不敢，都是“儒”的一種。

烏臺詩案對東坡的打擊遠比想響中的大，它摧毀了東坡的信仰和信念。整個大宋朝，從皇帝到大臣，從朋友到敵人，從同僚到市井再到三教九流，都知道東坡是冤枉的，可諷刺的是冤枉你又能怎樣？

我們在許多資料都可以看到蘇東坡很小就接觸了佛教，甚至熟讀佛經，可是那種只是學習，只是讀書，只是文人的情懷。佛學是消極的，避世的，當被甩到黃州的東坡苦惱彷徨的時候，回頭再看佛經便是另一種感覺了。

東坡後來的通透，豁達，無礙，從容都受到了佛教的影響，儘管多大數是裝的，是短暫的樂天派。佛的兩個極端成為了東坡後半生的表達方式。避世與豁達。

從《赤壁賦》我們可以發現東坡對宇宙，對時空，對哲學存在著濃厚的興趣，而這種興趣源於兒時的學道經歷。連東坡自己都說他喜歡莊子，而且他身上有繼承莊子的哲學思維方式。

逍遙，自由，解脫，還有一個無為。

這是東坡向住的生活。做得越多，錯得越多在他身上得到的極致的體現。偏偏他還是一個儒生。

儒釋道全部折射到他的一生之中。

儒，給他以名聲，悲劇和枷鎖。

釋，給他以豁達，空明和消極。

道，給他以解脫，避世和悲觀。

這三個宗教似的哲學都有一個核心，就是悲觀。所以，灑脫的東坡是一個悲觀的人，正因為悲觀，所以灑脫！

儒，釋，道，東坡都是在年少年輕時涉獵過，但少有體會。等到磕磕碰碰之後，那些警句那麼折射人生的思考遍紛至沓來，至少可以暫時解答所有的疑惑和不解。

人，可以沒有信仰，但不能沒有寄託！

東坡亦然！

蘇軾，作為北宋最出色的文學家，一生留下了無數膾炙人口的名篇佳作，與他經典的作品相比毫不遜色的，還有他一生跌宕起伏的經歷。他曾經官居高位，也曾經三次被貶，且貶謫之地一次比一次遠，最遠的一次，他竟被貶到了儋州，就是今天的海南島。

換作別人，可能早就自暴自棄了，可蘇軾就是蘇軾，他依然活得樂呵呵的，最後，他竟然等到了皇帝的大赦，高高興興地活著從儋州回來了。

縱觀蘇軾一生的經歷，不難發現，儘管他這一生命運多舛，但，無論多艱難的處境都不曾打垮過他，不論在哪裡他都要發光發熱，還要自得其樂，逍遙自在。我們不禁要問，蘇軾到底擁有什麼樣的個性，能處處自適，讓自己活得有聲有色？

答案是：他同時受儒釋道三家思想的影響，養成了他既積極進取又豁達樂觀的性格，這讓他成為了一個“不可救藥的樂天派”。不管身處何地，他都能處變不驚，處之泰然。

一、儒家積極入世的態度滲透了他的心裡，成了他一生不變的追求。

蘇軾從小讀書就顯示出積極入世的一面。他讀到《範滂傳》很有感觸，跟自己的母親說：兒子長大後要做範滂這樣的人，為國盡力。

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為官時，不論在中央還是地方，他都堅守住自己的立場，為國效勞，為民分憂。

在事關國家改革與否的大事上，他堅持自己的觀點，反對激進的變革，也反對故步自封，他主張漸變。

在地方任職時，他總能一己之力造福一方民眾。通判杭州時，他疏浚西湖，用挖出來的淤泥築成蘇堤；徐州洪澇，他又親臨抗洪一線，不辭辛苦，率領徐州百姓戰勝洪澇；即便作為罪臣，被貶到儋州，他依然透過自己的努力，教化當地百姓，培養出北宋建國以來儋州本土的第一個進士……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是士大夫們的行事準則，能做到這些，已經不易，而蘇軾“達”的時候兼濟天下，“窮”的時候，依然心懷社稷民生。可以說，儒家的入世思想已深入他的骨髓，成長為他生命的一部分，只要他一息尚存，就要鞠躬盡瘁，至死不渝。

二、佛老的出世思想成為他政治逆境中的避風港，在這裡，他得以調整身心，笑對人生。

入世和出世看起來是一對矛盾，在蘇軾這裡卻和諧地統一在了一起。他一生遭遇三次貶謫，從黃州到惠州再到儋州，貶謫之地越來越遠，條件也越來越惡劣，而他的年歲也越來越老。

每次，當別人認為他已經走到了窮途末路時，他都能在佛老那裡找到出口，把自己順利送達對岸。

被貶黃州時，他有過慌張，有過不適，但是很快，他就開始反思自己，他開始學著接受當下狼狽不堪的自己，學會苦中作樂，學會與自己和解。所以，他放下身架，和家人一起開荒種地，和當地人交朋友，學會享受那些苦難的日子。

是佛老的通達自適讓他明白，所謂生死、是非、譭譽、得失，原來可以毫無區別，他早年便有的“齊物”之志，此刻被喚醒了，他變得通透了。所以，哪怕被被貶惠州，他依然自得其樂：“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到了蠻荒的儋州，他竟然把那裡當作自己久違的故鄉。

這個世上，再沒有什麼能打垮他的了，他處逆境尚能夠樂觀曠達，誰又能奈何他？

蘇軾最可貴的地方就在於，哪怕九死一生，他依然痴心不改。他對人生、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始終不變。

不論順境和逆境怎樣變化，也不管出世和入世怎樣交疊，蘇軾的思想中，始終昂揚著儒家的積極進取精神，同時，在面對困境時，佛老又拯救了他的心靈，讓他在那裡得以休息、調整。

在蘇軾這裡，儒釋道只是形式的不同，並無本質的區別。他自由地行走在三種思想之中，身後是我們歆羨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