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士儒學的一個發展階段。理學是儒學的一部分。

北宋五子與理學的創立

“北宋五子”的地位和影響：是理學的開創者。他們將忠、孝、節、義提升到“天理”的高度，形成一整套囊括天人的嚴密體系，又稱新儒學。

周敦頤

結合《周易》解釋《太極圖》，為“理”生萬物的理論提供了依據。

邵雍

重新排列《周易》的六十四卦，為理學的建立開闢了道路。

張載

嚴格區分了天、道、性、心等概念，準確地表達了理學的基本宗旨和精神。開創了理學中的“氣學”一派，是理學中唯物主義的傑出代表，對理學的創立貢獻巨大。

程顥、程頤兄弟合稱“二程”

確定了理學的最高範疇“天理”，其核心是“仁”，是修養的最高境界，仁者就是“孔顏之樂”。

理學起源於宋朝。初期是由部分儒學大家吸收了道家思想而應用到講學中。特別是在關於認識宇宙的形成、認識人類的起源、認識自我的確立這三個方面，完善了儒家這方面的不足。大家知道，孔子是敏於事而慎於言的人，後世儒士也恪守這點。 況且宇宙的起源、人類的演變，在當時確實是無法考證的。因此儒家討論的中心多是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而在人與自然這方面，都是持有的“敬而遠之”的態度。

至於老子為代表的道家，恰恰以人與自然的相順相應為其思想的靈魂。雖然與儒家在積極改造自然方面有一些出入。但在從善從義的大局是殊途同歸的。因此隨著後來儒家教育中對人生、世界起源的理論依據越來越緊迫，便被拿來為儒所用。其間形成的學說就是後來被人們稱為的“廣義理家” 注：儒、釋、道是三家，不是儒家三分。。汗。 當然這裡面基本沒佛教什麼事。 有立就有駁，文人相輕是歷來劣習，可卻成了其理論完善和革新的動力，萬物真是既矛盾又統一！（這裡說遠了）。朱熹兄弟為代表的一批大儒想徹底剔除融合的道教思想的“老子”招牌，便把“廣義理家”思想和理論抽絲剝繭，逐個批判。而在批判的大旗下，任然無奈的吸收著道家的精髓，只是在名稱上改頭換面而已。 因此說理家是基於對道家的批判而成立的，不如說實質上是對道家的糅合而成立的。儒家太重“正名”了，太重“面子工程”了。批判只是幌子，吞併是目的。後來把穿了儒家衣服的“老子”思想，就叫“狹義理家”，後世說的“理家”都指“狹義理家”。 從這個方面來講，“朱家軍”是成功的，雖然有揮之不去的道家影子，卻連衣服帶名字都換了，叫儒派“理家”。

簡單來說，宋明理學之所以能夠出現，其核心根源在於孔子。孔子的自己不言天命鬼神而且也不回答弟子們天命鬼神之問，是宋明理學得以出現的理論根源，而且是最核心的根源。

關於宋明理學，是一個稱得上“譭譽參半”的學說。魯迅所詛咒的“吃人”的“封建禮教”，說的就是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慾”。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自稱為“哲學人”的人認為，宋明理學給中國哲學人爭了氣，並認為宋明理學影響了不少西方的哲學名人。

在我們看來，宋明理學既偏離了孔子儒學的正確軌道，也與嚴格意義上的西方哲學不搭邊。也就是說，宋明理學是一個很奇怪的思想產物。

下面，我們就具體剖析一下宋明理學的“真面目”。

按學界觀點，宋明理學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宋明理學只指程朱學派。廣義理學則是中國歷史上兩宋（北宋和南宋）至明代的儒學，包括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

學界認為，宋明理學是在與佛道兩家的“衝突”與“交融”中誕生的“新儒學”。

應該說，在人類第一思想大師孔子謝世之後，整個人類就進入了一個思想迷茫的歷史發展時期。

這種情形在西方表現得較為突出和嚴重。以古希臘哲學為代表的西方思想界，懷著人類特有的對“本質”和“起源”問題的天生疑問，開始了“神人”關係探究，並自此走上了逐步認同科學方法與原則的思想旅途，其直接後果，就是把哲學送上了“斷頭臺”——使人類前進到今天的“後哲學時代”。

所謂“後哲學時代”這種委婉的說法，翻譯成大白話就是“不再有哲學的時代”，意思是說，哲學已經死了，或者說，哲學是什麼用途都沒有的東西，人類已經不需要它了。

在中國，由於孔子的奠基，並沒有發生西方人那種走向歧途的情形。雖然孟子和董仲舒在學術上背離了孔子思想的主軸，但是，由於沒有偏離過遠，尤其是董子巧妙地把天與三綱和五常等概念同陰陽五行

理論掩人耳目地糅合在了一起，使得“董子儒學”在政治層面和大眾層面，都能得以“矇混過關”。

但是，由於漢末道教的創立和佛教的傳入，尤其是道家與佛家關於“本原”和“起源”問題的觀念，使得不懂孔子儒學真諦的儒家思想捍衛者們，都急於找到能與佛道兩家對壘並試圖統一佛道兩家而獨顯儒家思想的“新說法”，於是，便有了今天所稱的宋明理學。

而所有這些，歸根結底，完全是因為孔子“不言”天命鬼神也不許弟子們詢問這類問題造成的“後遺症”。從今天的角度回過頭去評價孔子及孔子儒學，我們不得不說的是，孔子的智慧程度，在人類所有的思想家中，絕對是首屈一指或獨一無二的。

拋開主觀色彩和情感傾向之後，至少在“哲學人（具有“最高”哲學“學術水平”和“學術層次”的學人們）”的學術層面來講，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認，只有孔子在軸心時代諸聖之後的人類思想史上，能夠安然無恙地度過西方哲學史上的“三次危機（一說四次危機）”。至於遭受的不明真相的“批判”，反過來可以更加證明孔子的偉大。

這個現象和事實，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方面，孔子能夠“一以貫之”地堅守學術準則和底限，即像維特根斯坦所說的“不能言說”的問題，孔子絕對做到了“絕不言說”；反過來看，作為第一智慧大師的孔子同樣是一個“人”，因為愛惜自己的身後名，他寧肯放棄能夠彰顯自己思想水平的“談”與“論”，

宋明理學與儒學的關係

在儒學內部，或者說，在孔子的“後繼者”中，難道他們都不知道形上問題的“不能言說”嗎？如果他們真的不知道，那麼，他們為什麼不想想，作為宗師的孔子卻堅決地、義無反顧地保持自己“不欲言”的準則呢？而且也禁止弟子們問及此類問題呢？

也許，更大的可能是，他們想了，而且，即使知道了也不想遵守。

所以，我們看到，自孟子和董子開始，孔子不許談“天”問題的“門規”終於被棄之不顧了。

到了唐代，韓愈和李翱等開始鼓譟，到宋儒開始擴散並各抒己見，終於使宋明理學得以“墜地”。

但是，孟（柯）董（仲舒）朱（熹）王（守仁）的各“說”，實實在在給“孔子之教”帶來了“汙點”——破壞了孔子“不欲言”的“門風”。我們這麼說，並非是對這些先儒不恭不敬。我們只是想說，如果他們不打著孔子的旗號，而能像老子和釋尊那樣“獨創一說”而令西方人“仰視”的話，我們反而會引以為傲的！

對於推崇作為一門學科的哲學方法與理論的人而言，中國的一部分哲學“職業”學者認為，朱熹的理氣說“把理想主義的孔孟之道推向了理性主義的理論高峰（這種對“理性主義”的戀戀不捨式的盲目推崇顯得非常不合時宜）”。

另一方面，對於形而上學荒謬性的認識，促使即便是在哲學的發源地——西方，絕大多數清醒的哲學家們已經陸續地、戀戀不捨地逐步拋棄了形而上學，並竭力讓西方哲學研究進入“後形而上學”階段。

如果朱子的擁護者們對我們的評價結論“不滿意”，或者情緒激動，我們只能奉勸一句：你們完全可以用“我選擇，我喜歡”這類的說辭來自我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