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微觀，也就是描述幾點幾分幾秒的方式，專業的詞叫時間計量。中國古代最通用的計時方法叫辰刻制。古人把一晝夜分成十二個時辰，用跟十二生肖對應的子醜寅卯，也就是十二個地支來表示，就有了辰時、卯時這樣的說法。這種計時方法已經沿用了大約1200年。計時方法是有了，但是人們怎麼知道現在是幾點了呢？中國古代最早的計時工具是日晷和漏刻。不過這些東西成本高，也不方便，而且它更是權力的象徵，所以只是皇帝貴族會用。在古人的日常生活中，更常見的報時方法是敲鐘和打更。所以不管是北京還是西安，這些古城裡鐘鼓樓都是特別重要的地標建築。打更現在肯定是看不到了，但你肯定在電視劇裡見過，有一兩個人拿著一個鑼一樣的東西，一邊敲一邊喊“天乾物燥、小心火燭”。但是這也只能到小時這個級別，再細分，人們就很難精確地衡量了。不過古人也有別的辦法，我們讀古詩經常有描述焚香的畫面，比如“日照香爐生紫煙”，古人為什麼那麼愛看焚香燃起來的煙呢？有一個原因是，焚香其實是一種計時方式，所以他們需要經常看看香，才能知道過了多久。你可能也在古裝片裡聽到過“過了一炷香的時間”這樣的說法。這當然是一種很不準確的計時方法，古人也嘗試過發明其他的計時器，北宋時期就有過類似鐘錶的機械計時裝置，但是又大又不好用，所以也沒能普及。在明代中後期的時候，西方的鐘表就跟著傳教士一起傳入了中國。我們現在說的“分”和“秒”，就是明代來的傳教士利瑪竇翻譯的，他把中國古代用來描述角度的詞用到了鐘錶上。看看錶就能準確的知道幾點了，這絕對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啊。明代有權有勢的皇帝官員就很重視鐘錶，到了清代，康雍乾三代皇帝都對鐘錶特別著迷。今天故宮專門有一個鐘錶館，展示藏在宮裡的各種裝飾精美的鐘表，如果你去看過，一定能感受到清代皇帝有多麼喜愛這個西洋玩意。這也能說明，其實我們現在用的時分秒制，清代宮廷和貴族已經在用了，但是，它在當時並沒有普及到民間。這一方面是因為鐘錶在當時是高科技，普及的成本比較高；還有一個原因，是清代皇帝對於高科技把控很嚴，他們雖然自己很喜歡研究西方的各種新玩意，但是並不願意把它們推廣應用。但是，這兩個限制因素只能減緩卻不能阻擋鐘錶的普及，畢竟，能夠隨時知道現在幾點了、過去了多長時間，是人本能的需要。在那個時代，確實沒有什麼比鐘錶更好的選擇了。到了晚清，鐘錶就已經普及開了。1872年的時候，剛剛創刊的《申報》就已經普遍採用24小時制來報道新聞，同時代的一些文人也在日記裡明確的使用“幾點鐘”來記錄行程。19世紀末，北京、上海等地的學校、銀行等現代機構，基本都採用了時分秒制的現代計時制度。各地也開始在大型建築上裝上大自鳴鐘。五口通商後，鐘錶的價Grand SantaFe來越低，民間的鐘表也越來越常見，到了清末，上海等地的鐘錶行裡已經能見到歐米伽、浪琴、勞力士等國際名錶。同時，中國產製表業也開始發展，1915年創辦的德順興鐘錶廠，座鐘年產量就有10萬臺。價格便宜了、產量高了，鐘錶自然就普及開了。下面說說宏觀的，也就是年月日的問題。古代最常見的紀年方式有兩種，帝王紀年和干支紀年。“年”其實就是一套累加的系統，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是把哪一年當作第一年。古代用帝王年號來紀年，比如萬曆十五年、崇禎二年等等，就是把皇帝當政的那一年當作第一年。這是一個很有政治意味的紀年方法，但是它也有一個很明顯的缺點，就是很難換算成其他的紀年方式，不方便跟國際接軌。我們現在想知道萬曆十五年是公元哪一年，也是很難自己算出來的，只能靠搜尋。隨著中西交流越來越頻繁，中國不得不把中西紀年對應起來。為此，近代思想家魏源就專門製作過國內最早的中西紀元對照表。更重要的是，隨著帝制不穩，帝王紀年自然會受到更大的挑戰。到了清末，以哪一年作為元年成了一個政治問題。維新派主張孔子紀年，模仿了西方以耶穌誕生的年份作為公元元年的做法，目的是重建對儒家的認同。革命派更提出過五花八門的紀年方式，比如天運紀年、黃帝紀年，甚至以明朝滅亡為起點的紀年。爭論了半天，最終民國採用了民國紀年。但是，民國紀年是換湯不換藥，本質上也是帝王紀年，只不過把帝王的年號改成了民國的國號。而在現實中，公元紀年已經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早在19世紀60年代，報紙上就會同時標明中西兩種紀年。到了新中國成立之後，我們徹底放棄了帝王紀年的系統，改成了大家已經比較習慣的公元紀年。剛才我們說了，中國還有一套紀年方式是干支紀年。我們說過的萬曆十五年，是公元1587年，論干支就是丁亥年。它跟前面提到的辰時制一樣，用天干地支作為計算方法來算年份，比如戊戌年。這其實跟古代的歷法制度算是一套系統，深深地融入古人的生活中。這套系統，到今天也沒有完全消失，現在很多人過生日，還是會過自己的陰曆生日。我們知道，我們古代的歷法叫陰曆，西方的叫陽曆。陽曆是根據地球繞太陽執行的週期推算而來的，而陰曆是綜合了太陽和月亮的執行週期，它實際上是一種陰陽結合的歷法。陰曆有一個天然的缺點，就是閏年和平年相差的天數近一個月，不利於算數，包括國家層面的財政預算、稅金徵收、教育規劃等等都不好安排。到了清末，很多知識分子逐漸意識到陽曆的優點，它更整齊、精準，更方便財政預算和農業生產，當然，也更方便國際交往，所以清末的時候，革命派和改良派都贊同改用陽曆。梁啟超就認為，只有改用整齊劃一的陽曆，才能適應社會生產各方面的需求，有助於國家的近代化。雖然政府很想徹底改成陽曆，但是這個改革實行起來非常困難。紀年改變，老百姓早就習慣了，但是月和日也要變，想過生日還得換算一下，實在太不方便了。更重要的是，我們知道陰曆也叫農曆，農業社會春種秋收，老闆姓要依靠它來指導耕種，換成陽曆，整套生產製度都得跟著適應。所以，即便民國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措施強制推行陽曆，比如禁止印刷和銷售印有陰曆的刊物，把農曆的節日轉移到陽曆來過等等，這些措施都沒能徹底廢除陰曆。陽曆逐漸成了主流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科學思維的普及。到了1930年代，西方提出修改陽曆，中國政府也參與進來了。當時的報紙、刊物就藉此機會，從科學的角度普及曆法知識，澄清了老百姓對於陽曆的很多誤解。比如，很多人認為只有陰曆才能推算二十四節氣，其實根據地球繞太陽執行週期推算的節氣，正是陽曆的組成部分。陽曆每年的天數和地球實際執行天數更接近，推算節氣也更加準確。這是陽曆逐漸成為主流的一個原因，還有一個原因或許更重要，就是工業社會的發展。我們說了，陰曆難以廢除的原因之一，是農民要靠它指導耕種，如果更多的人不需要耕田，而要到工廠工作了，他們就很容易接受陽曆了，因為工廠的現代工作制度，都是在西方的歷法和時間制度下形成的。這樣，中國社會不僅接受了陽曆，還順帶接受了一種特別西方的時間制度，就是星期制。我們知道星期制度來自上帝創造世界的神話，那麼在基督教並不普及的中國，為什麼星期制會變成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呢？就是因為它跟工作制度掛鉤了。在中國，最早實行星期制的是洋務派創辦的一些新式工廠和學校，明文規定按照西方習慣禮拜日休息一天。梁啟超遊歷美國途中就說過，西方人實施星期制，雖然勞動時間少，但是效率高，華人終年勞作才導致了效率低下。到了戊戌變法時期，維新派也提出星期制是世界的通例，華人應該主動效仿。於是，維新派身先士卒，他們成立的新式社團都是禮拜日休息一天。到了1902年，清政府頒佈章程，規定全國各地的學校、中央機關和地方衙門都一律實行星期制。1911年，包括最保守的吏部和禮部等朝廷中央部門，也都實行了禮拜日公休制度。在民間，公園、動物園、圖書館和博物館等公共機構，也都已經以星期作為週期安排對外開放的日程，星期制融入了華人的日常生活中。
先說微觀，也就是描述幾點幾分幾秒的方式，專業的詞叫時間計量。中國古代最通用的計時方法叫辰刻制。古人把一晝夜分成十二個時辰，用跟十二生肖對應的子醜寅卯，也就是十二個地支來表示，就有了辰時、卯時這樣的說法。這種計時方法已經沿用了大約1200年。計時方法是有了，但是人們怎麼知道現在是幾點了呢？中國古代最早的計時工具是日晷和漏刻。不過這些東西成本高，也不方便，而且它更是權力的象徵，所以只是皇帝貴族會用。在古人的日常生活中，更常見的報時方法是敲鐘和打更。所以不管是北京還是西安，這些古城裡鐘鼓樓都是特別重要的地標建築。打更現在肯定是看不到了，但你肯定在電視劇裡見過，有一兩個人拿著一個鑼一樣的東西，一邊敲一邊喊“天乾物燥、小心火燭”。但是這也只能到小時這個級別，再細分，人們就很難精確地衡量了。不過古人也有別的辦法，我們讀古詩經常有描述焚香的畫面，比如“日照香爐生紫煙”，古人為什麼那麼愛看焚香燃起來的煙呢？有一個原因是，焚香其實是一種計時方式，所以他們需要經常看看香，才能知道過了多久。你可能也在古裝片裡聽到過“過了一炷香的時間”這樣的說法。這當然是一種很不準確的計時方法，古人也嘗試過發明其他的計時器，北宋時期就有過類似鐘錶的機械計時裝置，但是又大又不好用，所以也沒能普及。在明代中後期的時候，西方的鐘表就跟著傳教士一起傳入了中國。我們現在說的“分”和“秒”，就是明代來的傳教士利瑪竇翻譯的，他把中國古代用來描述角度的詞用到了鐘錶上。看看錶就能準確的知道幾點了，這絕對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啊。明代有權有勢的皇帝官員就很重視鐘錶，到了清代，康雍乾三代皇帝都對鐘錶特別著迷。今天故宮專門有一個鐘錶館，展示藏在宮裡的各種裝飾精美的鐘表，如果你去看過，一定能感受到清代皇帝有多麼喜愛這個西洋玩意。這也能說明，其實我們現在用的時分秒制，清代宮廷和貴族已經在用了，但是，它在當時並沒有普及到民間。這一方面是因為鐘錶在當時是高科技，普及的成本比較高；還有一個原因，是清代皇帝對於高科技把控很嚴，他們雖然自己很喜歡研究西方的各種新玩意，但是並不願意把它們推廣應用。但是，這兩個限制因素只能減緩卻不能阻擋鐘錶的普及，畢竟，能夠隨時知道現在幾點了、過去了多長時間，是人本能的需要。在那個時代，確實沒有什麼比鐘錶更好的選擇了。到了晚清，鐘錶就已經普及開了。1872年的時候，剛剛創刊的《申報》就已經普遍採用24小時制來報道新聞，同時代的一些文人也在日記裡明確的使用“幾點鐘”來記錄行程。19世紀末，北京、上海等地的學校、銀行等現代機構，基本都採用了時分秒制的現代計時制度。各地也開始在大型建築上裝上大自鳴鐘。五口通商後，鐘錶的價Grand SantaFe來越低，民間的鐘表也越來越常見，到了清末，上海等地的鐘錶行裡已經能見到歐米伽、浪琴、勞力士等國際名錶。同時，中國產製表業也開始發展，1915年創辦的德順興鐘錶廠，座鐘年產量就有10萬臺。價格便宜了、產量高了，鐘錶自然就普及開了。下面說說宏觀的，也就是年月日的問題。古代最常見的紀年方式有兩種，帝王紀年和干支紀年。“年”其實就是一套累加的系統，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是把哪一年當作第一年。古代用帝王年號來紀年，比如萬曆十五年、崇禎二年等等，就是把皇帝當政的那一年當作第一年。這是一個很有政治意味的紀年方法，但是它也有一個很明顯的缺點，就是很難換算成其他的紀年方式，不方便跟國際接軌。我們現在想知道萬曆十五年是公元哪一年，也是很難自己算出來的，只能靠搜尋。隨著中西交流越來越頻繁，中國不得不把中西紀年對應起來。為此，近代思想家魏源就專門製作過國內最早的中西紀元對照表。更重要的是，隨著帝制不穩，帝王紀年自然會受到更大的挑戰。到了清末，以哪一年作為元年成了一個政治問題。維新派主張孔子紀年，模仿了西方以耶穌誕生的年份作為公元元年的做法，目的是重建對儒家的認同。革命派更提出過五花八門的紀年方式，比如天運紀年、黃帝紀年，甚至以明朝滅亡為起點的紀年。爭論了半天，最終民國採用了民國紀年。但是，民國紀年是換湯不換藥，本質上也是帝王紀年，只不過把帝王的年號改成了民國的國號。而在現實中，公元紀年已經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早在19世紀60年代，報紙上就會同時標明中西兩種紀年。到了新中國成立之後，我們徹底放棄了帝王紀年的系統，改成了大家已經比較習慣的公元紀年。剛才我們說了，中國還有一套紀年方式是干支紀年。我們說過的萬曆十五年，是公元1587年，論干支就是丁亥年。它跟前面提到的辰時制一樣，用天干地支作為計算方法來算年份，比如戊戌年。這其實跟古代的歷法制度算是一套系統，深深地融入古人的生活中。這套系統，到今天也沒有完全消失，現在很多人過生日，還是會過自己的陰曆生日。我們知道，我們古代的歷法叫陰曆，西方的叫陽曆。陽曆是根據地球繞太陽執行的週期推算而來的，而陰曆是綜合了太陽和月亮的執行週期，它實際上是一種陰陽結合的歷法。陰曆有一個天然的缺點，就是閏年和平年相差的天數近一個月，不利於算數，包括國家層面的財政預算、稅金徵收、教育規劃等等都不好安排。到了清末，很多知識分子逐漸意識到陽曆的優點，它更整齊、精準，更方便財政預算和農業生產，當然，也更方便國際交往，所以清末的時候，革命派和改良派都贊同改用陽曆。梁啟超就認為，只有改用整齊劃一的陽曆，才能適應社會生產各方面的需求，有助於國家的近代化。雖然政府很想徹底改成陽曆，但是這個改革實行起來非常困難。紀年改變，老百姓早就習慣了，但是月和日也要變，想過生日還得換算一下，實在太不方便了。更重要的是，我們知道陰曆也叫農曆，農業社會春種秋收，老闆姓要依靠它來指導耕種，換成陽曆，整套生產製度都得跟著適應。所以，即便民國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措施強制推行陽曆，比如禁止印刷和銷售印有陰曆的刊物，把農曆的節日轉移到陽曆來過等等，這些措施都沒能徹底廢除陰曆。陽曆逐漸成了主流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科學思維的普及。到了1930年代，西方提出修改陽曆，中國政府也參與進來了。當時的報紙、刊物就藉此機會，從科學的角度普及曆法知識，澄清了老百姓對於陽曆的很多誤解。比如，很多人認為只有陰曆才能推算二十四節氣，其實根據地球繞太陽執行週期推算的節氣，正是陽曆的組成部分。陽曆每年的天數和地球實際執行天數更接近，推算節氣也更加準確。這是陽曆逐漸成為主流的一個原因，還有一個原因或許更重要，就是工業社會的發展。我們說了，陰曆難以廢除的原因之一，是農民要靠它指導耕種，如果更多的人不需要耕田，而要到工廠工作了，他們就很容易接受陽曆了，因為工廠的現代工作制度，都是在西方的歷法和時間制度下形成的。這樣，中國社會不僅接受了陽曆，還順帶接受了一種特別西方的時間制度，就是星期制。我們知道星期制度來自上帝創造世界的神話，那麼在基督教並不普及的中國，為什麼星期制會變成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呢？就是因為它跟工作制度掛鉤了。在中國，最早實行星期制的是洋務派創辦的一些新式工廠和學校，明文規定按照西方習慣禮拜日休息一天。梁啟超遊歷美國途中就說過，西方人實施星期制，雖然勞動時間少，但是效率高，華人終年勞作才導致了效率低下。到了戊戌變法時期，維新派也提出星期制是世界的通例，華人應該主動效仿。於是，維新派身先士卒，他們成立的新式社團都是禮拜日休息一天。到了1902年，清政府頒佈章程，規定全國各地的學校、中央機關和地方衙門都一律實行星期制。1911年，包括最保守的吏部和禮部等朝廷中央部門，也都實行了禮拜日公休制度。在民間，公園、動物園、圖書館和博物館等公共機構，也都已經以星期作為週期安排對外開放的日程，星期制融入了華人的日常生活中。